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使国家经营的企事业迅速膨胀起来,垄断了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对外贸易。战后的官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64.13%,民族资本占24.66%,外国在华资本占11.21%[1]。但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经营困难。资源委员会接管了全部敌伪钢铁企业,而设备利用率只有12%。电厂恢复得最好,但国营省营占全国设备容量的73.5%,而发电量只占全国的60.9%。战前,民营资本在纺织业占有优势,战后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垄断了纺织工业的一半左右。纺建公司拥有全国华资工厂纱线锭的39.7%,布机的60.1%,1947年纱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6%,布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8%。1947年产纱仅为全国纱产量的39%,产布仅为全国布产量的40%。都低于其设备所占比重。台湾糖业公司的设备利用率则仅为35%[2]。资源委员会1949年度本要求各事业建设经费金圆1.8557亿元,而收入以局势稳定为前提,估计可达10亿。但事实上盈利极微。据报告:“资委会各事业因遵守限价,利润甚少。若干单位且常有亏损。但历年应解政府官息红利,均经扫解国库。卅六年原奉核定盈余收入法币五百廿亿元,现已缴库法币三千七百余亿元。卅七年上半年并已预缴盈余金圆二万余元。”上述核定收入,到币改前的比值,折合已不足2万金圆[3]。
在内战和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国营企业不仅不能支持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48年鲍国宝等报告华北国营工业危机说:“华北各厂,多属于重工业,其生产品既不如日用品之易于销售,而定价更不能随物价指数比例增高。因之成品堆积,资金短绌,无力购贮原料,而各料均随时狂涨,以致若干产品之售价不敷再生产成本,长此以往,何堪设想。”员工生活困难,情绪更形低落,影响生产效率。平津十个事业单位要求贷款共15390亿元法币[4]。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的价格及补贴问题,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948年9月份,上海公用事业各公司,即自来水、电力、电话、煤气、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小火车,就由中央政府核准给予补贴800万金圆[5]。蒋经国一再上书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对各大都市交通公用事业的补贴方案,反对率先涨价,导致冲破“八一九”限价线。但国营事业本身也已坚持不住,要求取消限价政策。
币制改革时,原计划出售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的部分股票,来拨充发行准备,并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当局未能建立信誉,股票未能顺利售出。至10月12日统计,仅售出409万金圆[6]。当时中纺一家就准备出售股票4.2亿金圆,已出售数微不足道。同时,出售敌伪资产,也未能达到目的。结果,金圆券发行过大,不能回笼,通货膨胀激烈,游资充斥市场。
民间私营资本,在战后备受官僚资本和美货的压迫,经营困难。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后方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本国资本工厂职工人数的53.8%[7]。在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民间私营资本更感经营困难。由于原料和产品价格交替上升,在经营过程中,核算成本、预计盈亏,深感困难,常常形成账面上虚盈实亏的局面,而工厂仍要负担纳税的重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各企业为了生存,普遍制造一本明账,一本暗账,以资应付。为维持战时经济,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强化对经济的管制。1947年12月,行政院决定对花纱布改采“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政策,经济部改组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行全面管理,“掌握棉布及棉织品,统筹配销,专以配销于各地布商,平价供应于一般人民,以平物价。对于军需及公教员工之需要,特别优先供应”[8]。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的机构,效率极差,“购运棉花,则屡失时机,取少遗多,造成纱厂原棉之恐慌;代纺代织,则鲜花纱之掌握,更乏技术之配合,一再迁延,终未施行”。而配销部分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营,“敷衍搪塞,而犹以独占牟利为策”。这个公司由此掌握了纱源达全国总产量的75%,操纵市价,摧残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要求取消这个机构[9]。民营工厂经营日趋困难,1948年6月15日,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南京工商部要求救济说:“近年来,国货工厂对内贸易因在举国烽火之下,交通阻塞,运输困难,民生凋敝,购买力日趋薄弱,对于外销,则因外汇牌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结汇限制綦严,使国产出品益处于内外滞销之厄境。加以职工生活指数逐月递涨,原料缺乏,生产成本激增,往往出售成品之结果不足抵补再生产之成本价格,以致各厂存底日益空虚。且一般工厂资本因产销停滞,周转困难,不得不求之市场游资,不但利息高昂,且多短期拆放,使企业家日营于调换头寸之疲繁,焉有余力从事生产之扩充与改良。”[10]
由于工业生产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形成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严重局面。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战后出现逆转,由战前的50.55%增至66.69%[11]。这里还不包括投机商人资本。正常的经济秩序难以维持,各行各业,无论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界,甚至是普通的群众,为了维持币值,以维持生活,也投入到投机的狂潮之中。随着国民党政府军的失败,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资本,无法从事经营,更普遍地变成投机资本。生产萎缩,投机盛行,经济形势越来越混乱。黄金、美钞、证券、百货和房地产都成了投机的对象,买空卖空。走街串巷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豪门官僚资本,则是最大的投机资本,乘机大发横财,屡屡为社会各界所指目。民营企业也靠从事栈单、股票、外汇投机,来获取利润,划入暗账。
生产萎缩,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动荡不安。据对上海福新二、八厂工人工资的调查,按米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1946年为100,1947年则降为74.9,1948年更降为69。据对申新九厂一个老工人的统计,1947年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指数仅为64.1;1948年币改前,6月份的收入指数仅为31.1;11月份仅为15.2;1949年4月仅为11.7。其间,工人为维持生活水平,屡屡掀起工潮[12]。
为了对付投机,控制物价,1947年初的黄金风潮之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开始加强管制经济,控制外汇,限制物价,工资按照1月份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1947年2月17日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取缔投机,禁止外国币券在国境内流通,限制携带出境数量,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外汇。结果,固定的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外流。1947年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中央银行所拟定的外汇管理办法,对外汇的机动管理,除官价外,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来调节外汇供需,确定市价,随时调整汇率。但是,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局势下,市价汇率担心刺激物价,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不敢追随黑市市场价格。到1948年5月,官定的市价汇率占市场汇率的百分比,由1947年8月的90.36%,降至34.19%[13]。是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结汇证明书制度,收购由出口获得的外汇和海外汇款,经核准后可以转让,作为补救办法,但未能发生效果。管制外汇的结果,造成外汇收入减少,出口贸易下降。
1947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间,十周时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百。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一则使物价失去平衡,二则国库不堪负担,被迫于6月19日取消。同时于5月间对生活费指数予以解冻,上海市政府每月公布生活费指数一次,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月按生活费指数调整一次。这个方法,遭到经济效益日趋低下的资方的反对,而劳方对指数的编制方法也不满意,劳资冲突加剧。7月间,为了缓和生活费上涨的趋势,稳定社会生活,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由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上海市政府的代表组成配给委员会,收购工作由国营的中央信托局负责。分配商品为大米、煤球、食油,分配对象限于公教人员和国营工厂工人。大米配给对象后来扩大到产业工人等。1948年1月1日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
但是,这种配给制,只是限于少数地区、少数人员,并不能普遍解决物价上涨和人民生活普遍恶化的问题。北平地区公教人员生活更成为严重问题。进入1948年,物价继续暴涨,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也纷纷要求实行配给制。4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争取合理待遇,实行罢教、罢工、罢研,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起而响应。师院告社会人士书说:“原来每月配发面粉两袋,生活已不易维持,近两月来竟行取消,而物价因通货膨胀,高涨不已。”北大等院校向当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一、自三十七年二月份起,仍按一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并实行配发其他生活必需品。二、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三、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14]1948年1月16日当局召开物价委员会会议议定五大都市配粮办法,至3月间成立粮食调配委员会,实施五大都市配售粮食,3月25日决定配煤制度。当时美援面粉开始到达,但北平、天津、广州地区因筹备不及,到4月份才开始实行配粮[15]。
管制经济的结果,致使流通不畅,生产萎缩,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限价政策屡屡失败,物价飞涨。当局经过一次失败,并不能吸取教训,而仍然希望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经济形势,最后导致了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经济总崩溃的局面。
“八一九”限价,无视经济规律,出现了价格奇低的现象,主要商品的批发市场几乎停顿。一方面物价空前便宜,一方面人民因兑换金银外币,手中持币增加,9月间,消费增加,吃喝玩乐的现象增多。同时,开始排队争购物资。饱受长期通货膨胀痛苦的人民,重物轻币,在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内战政策的恶劣环境下,对金圆券不予信任,是十分自然的。蒋经国亲自看见,“(9月25日)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16]。工商界在当局的高压下,被迫按低价出售商品,但很快,零售商向工厂补不进商品,工厂补不进原料,粮食、煤、原料来源中断,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工。申新四厂的瞿冠英致李国伟的信中说:“在此局面下,做工厂者实属为难,成品固须依照限价,燃料等均有黑市,各厂原料告罄,亦不敢照黑市收买,眼看坐待停工,而限价之成品又各方抢购,其中难于应付之苦状,实难于言喻。”[17]孙晓村在《大公报》座谈会上说:“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社会现象勤于消费,懒于生产。”[18]
10月1日,蒋经国已经发现粮食开始出现问题。10月3日起出现了疯抢的局面。张公权记述当时情形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大批大批的人群疯狂地冲进商店,不管是食品还是奢侈品,见了东西就抢购。起初,商店是缩短营业时间,迟开门、早关门,接着便把所有的存货都收藏起来不卖。穷人买不到米,面包房买不到面粉,豆腐坊买不到大豆,饭馆因买不到食物而关门,甚至连药品都买不到。市场为之一空,商店关门或是被警察强迫开门数小时,货架上却是空空如也。上海这种停业情况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大城市。”[19]北平教授朱光潜、郑华炽、王聿修、贺麟等十七人于10月下旬,草就《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苦难与不平》,由胡适呈交蒋介石和翁文灏。呈文说:“生产减少,物资缺乏,货币流通区域缩小,战乱不安的心理影响,都同样可以使物价上涨。城市限价两月的结果,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成了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升斗小民,可怜已极,有的披星戴月,排队等候,如果一连数日买不到,饥饿痛苦的惨剧,已屡见报端。”[20]
蒋经国虽然还在努力强化管制经济,企图通过统购、配给来维持经济秩序,但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国民党的组织和政权运转方式,也做不到对经济的全面的统制。蒋经国在上海的局部努力,根本无法驾驭全局。管制经济的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10月31日当局取消限价,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物价立刻暴涨达10倍以上。金圆券雪崩式地暴跌。币制改革成了一场无耻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即使在国民党的上层,对这场公开的掠夺,也深恶痛疾。王云五自己说:“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21]
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遭到警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23]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继续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24]不待解放军兵临城下,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这时徐州一带的会战已经开始。南京、上海、平津一带先后戒严。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非常重要,所以本市实行戒严,以防意外。但是,戒严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了维持治安,昨天本人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逞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25]国民党统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总崩溃几乎同时发生了。
上海资产阶级在币制改革过程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据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3日报道:“纱厂在‘八一九’之后,大约照限价售出了五万件棉纱,棉布数十万匹,如照昨天的核本定价,总损失当在五千万金圆以上。目前上海各纱厂的原棉存底平均不到半月,棉纱存货则空空如也,反亏欠行总、外销会和美援华纱布联营处二三万件,因此,许多纱厂开出的栈单都提不到货。以上海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申新九厂来说,三十五年底存棉最多时达十六万担以上,现在则存棉仅二万二千担,亏欠棉纱四五千件,流动资金已捉襟见肘。据说该厂在这次改币过程中,共损失五百多万金圆之巨。”据统计,上海申新各厂因限价售纱、售布损失,折合10月份市价损失共达25,895,960金圆[26]。上海工业生产自1948年4月以来,一直趋于下降,“据一般估计,十二月份上半月各种工业产量平均仅及通常产量五六成左右”[27]。荣鸿元被捕后,荣家为营救他,用去贿赂估计就约合美金50万元。11月18日,荣鸿元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二年,准予交保释放。荣出狱后不久就到香港去了[28]。
在国民党当局采取管制经济和内战政策的经济环境下,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资金纷纷自北向南流动,并寻机逃往国外。自1946年6月内战发生后,资金南流现象已经出现,但以经济因素为主。1947年7月以后,由于管制经济,造成资金大量南流。至1948年2月,据估计,“每期少则一二千亿,多则六七千亿,绝少回流。”(每期大约十天,货币单位为法币,下面引文也同此)。1948年2月以后,资金南流加剧,据估计:“南流资金除套取金钞外,则多外逃香港及美洲、菲律宾、南洋等地。其南流方式,现钞、汇兑、物资均有。南流数额,四月份平均每日二三千亿;四月以后、六月中旬以前,平均每日五六千亿;六月中旬以后,平均每日八九千亿;六月廿六、廿七两日最高记录,每日约一万五千亿。情况之严重,日甚一日。”“三十六年香港增加工厂达四百余家,大部分为上海帮资金设立。”“据估计,截止本年(1948)六月底止,流入华南之资金达二十万亿元,目前广州游资在三十万亿元左右。”[29]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尽管采取了交通管制的措施,仍无法阻止大量资金的外流。据上海《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报道:“近周沪资金南流,约在五千至一亿金圆,此批资金,或在广州搜购黄金,或套汇来港。”[30]据《申报》1948年10月23日报道:“平津游资大量南流,人亦随之南去,寻觅安乐窝。此为平津银根特紧,因而牵住物价之原因。南流程度,两地每日约百余万金圆,并以台湾为倾注最大目标。”“沪、汉、湘、赣商人蜂拥而下,偷运香港,或抢购物资。”[31]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报道:“这两星期来,上海阔人源源抵港。据经营旅行社的人士说,人数大概约有一万左右。他说这是个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了。尚未把一般经常来往港沪的旅客计算在内。”[32]据解放后统计,上海申新各厂逃资总计达新人民币2529万余元[33]。由于资金外逃,到上海解放前夕,申新系统的整个企业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据张公权估计,在1947年到1949年间国内向香港的逃资约计港币5亿元(即1亿美元左右)[34]。另有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结果,造成了国内流通资金的枯竭。
这时,蒋介石在战略决战中面临彻底失败,即于11月间命蒋经国到上海组织将金银运往台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着手部署执行。据中央银行发行局11月29日密呈俞:“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七百七十四箱,合纯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六。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负责移运的台北代表沈祖同、粤行经理丁某——引者)通知:洽妥‘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卫,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12月31日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关于职行库存金银,前奉钧座面谕:应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等因。经已先后妥运台北黄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广州银币一千万元,前经呈报在案。日前又奉钧谕:应再筹运一批前往厦门妥存。等因。自当遵办。经已准备完成,为慎密起见,仍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合纯金五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市两,银币一千箱合四百万元。”1949年1月2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报告,1月21日起运厦门“计装‘海平’轮二千伍百箱,‘美明【朋?】’舰二千箱,共四千五百箱,计值一千八百万元”[35]。但据蒋经国说,当时中央银行方面,“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工作迟缓。他于1949年1月10日奉命到上海,要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16日,蒋介石又亲自约见俞鸿钧和席得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直到2月10日,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36]。与上述报告有出入。
此后,在上海解放前夕,由继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主持,根据汤恩伯的指令(根据各方回忆记述,刘也系奉蒋介石的旨意),中央银行于5月18日复电汤恩伯,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万余两,银元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安全地点”[37]。据王致冰、庄培昌近年研究统计,中央银行分三批将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运往台湾,1537万余美元运去美国,存入美国联邦银行[38]。不过,1949年5月3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外存金银明细表,与上述的统计数有出入,原表[39]转录如下:
如按上述资料和统计,那么运台的部分黄金似又转存美国,或至5月间已经消费相当部分,详尽当另行研究。至于国民党系统各地方当局,在撤离大陆过程中,自然还有黄金、白银、外汇运存台湾或香港、国外。从大陆转移、撤走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总数,当然要超过上述统计数字。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破坏,经济已经十分衰弱,再经此一番资金的大逃亡,留给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流通资金,显然是异常拮据的了。
后来,蒋介石就以这批从全国集中起来的财政力量,作为退守台湾一隅之地的资本。所以,蒋经国说:“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40]有说者为金圆券政策辩护时甚至说:“要是覆巢之祸并不那么单纯,那末丢了黄金,大陆又沦,政府没有这批黄金带来台湾,经济哪来迅速长成?相信我们真的要啃香蕉皮了。”[41]可见,这批黄金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后来发展是多么重要。不过,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沈云龙有很公允的议论:“聚敛千万人之膏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尚有何是非公道之可言耶?”[42]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财力为之一空,他没有力量支配在台湾存储的财富。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国民党的所谓土地改革,始终只能托之空言。在“戡乱”总动员令下,国民党更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控制,搜括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农村经济和社会更加动荡和破败。
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溃败之余,强化了征兵事务,对农村造成了巨大的骚扰和恐怖。据3月26日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指出:“查本年征兵紧急,各地办理,多有未善,强拉舞弊,以致人心不安,先后据各方报告,内容大致相同。”姜乾在报告中陈述宝山情况:“1月26日清晨,办理拘捕壮丁人员率领自卫队、警士下乡,强邀当地保长分往各村民户,拘捕壮丁。其时各家尚未起床,大体均能捕获。拘获后用绳扎住臂膀,两人连绑,押着解走。”本来规定,先征志愿兵,不足之数,再行抽签,但实际上并未先征志愿兵,而是秘密进行,突然拘捕。而遭拘捕的壮丁只有一部分解走,其余的人等候谈判。“抽壮丁本为各地各级人员弄钱之最好机会,此为公开之秘密”。据说当时“对方讨价为棉花十五担至二十担,或白米廿五石”。结果造成“各乡壮丁甚至卅岁以上者,均有戒心,或避往上海,或寄宿他处,不敢住家”[43]。据《大晚报》刊载读者周兴来信,崇明地方“强捉硬拉,不问及龄,捉一批赎一批,循环兜转,漫无满额,人心惶惶,逃避一空。现在已到捉无可捉。不料乡镇公所又出一种花样,凡有及龄壮丁,都要挪出米来,预备买丁充数,最少征米一石五斗”[44]。当时,“在征兵与志愿兵并行之制度下,不肖兵役人员勾结兵贩子,竟以此为营业。故各地乡保派款买丁已成为地方机关一大事务,而诈欺纠纷几于无日无之”[45]。据上海《大公报》报道:“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壮丁会’。”凡壮丁都入会,一个人中了签,其他人便要合出壮丁钱给他,壮丁各地身价不同,有的论黄金,每名自一两五钱至二两,有的算谷物,每名约两千市斤。每年征兵至少两次,没有应征的壮丁就要出“安家费”两次[46]。
白崇禧在南昌动员“戡乱”、组训民众时,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47]。江苏临时参议会议长冷遹指出:“江苏之乱不在于匪,而在于军政”,“官与兵为致乱之源。”[48]上海《大公报》报道以安徽舒城为例,戡乱借款及今夏的购买机枪款,“规定向大户征借,而权势士绅,大都漏网,孤儿寡妇,甚至出征人的眷属,皆在征借之列。于是民怨四起,哀号遍野”[49]。
赋税的苛扰,一如既往。据福建地区典型报道,田赋征实,分两项:征购、征借,附加也两项,积谷、公学粮,征购数量按土地等则计算,多则四五十斤,少则一二十斤,征借量同。积谷为征购之二分之一,公学粮又占积谷之二分之一。三加四合,每亩田地须纳粮自四五十斤至百余斤[50]。广大农民辛劳一年,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赋税役政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响应解放军。
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于1949年2月25日发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到4月16日,又经立法院修正,政策到了朝令夕改的程度,也就完全失去了信用。按照这个方案,财政支出,以银元为标准计算,货物税征收实物,人民要以金银外币换取关元交纳关税,修正后允许以金圆券换购关元。金融币制方面,准许黄金、白银买卖,银元准许流通买卖,政府准备鼓铸银元[51]。
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甚至赶不上印刷成本,各地钞荒严重,中央银行又发行大额本票,物价飞涨。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比1948年8月份时上涨了11万倍以上[52]。“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人们拿到金圆券不敢落袋,市场上或以黄金、美钞喊价,或以银元标价,农村物物交换盛行,邮局和铁路收费亦改以银元为准,公用事业中不但水电等费用以美金价格为基础而日常变动,就是人们每天乘坐的公共车辆票价也往往隔日有变而无从预计。”[53]到解放军渡江前后,各地人民纷纷拒绝使用金圆券和央行本票,银元、外币成了交易的筹码,甚至恢复到了物物交易的程度。至6月25日,逃往广州的行政院明令规定以金圆券5亿元兑银元1元。财政上等到税收收交入库,金圆券贬值几等于零。财政部也不能不以硬通货支出。财政部长徐堪于7月16日报告[54]:
金圆券现为人民拒用以后,民间日常所需,以及工业商业交易媒介,必须有代用之物,始克支应。其时内地各省最普遍流行者,则为旧铸之银元,通商大埠则以美金、港纸等外币代之,各种旧有铜镍辅币亦随时随地作价为流通之筹码,甚至各商店、各学校亦多以纸片记数,加戳以代筹码,紊乱现象达于极点。其时政府各种军政支出由于不容一日停顿,为环境所迫,只得以库存外币、黄金、银元以为支应。四、五、六三个月中在国库方面先后付出者,计:
1.银元三千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元;
2.白银七十万两;
3.黄金十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两;
4.台币四千四百三十五亿余元;
5.各种外币折合美金二千四百六十万零五千三百九十六元。
7月3日,鉴于财政金融秩序全面陷于混乱,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实行银元本位制,并发行银元兑换券。结果,这种纸币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用,根本就发行不出去。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42-243页资料改制。原书注:1948年8月物价指数的猛降是改行金圆券折兑的结果。1946年、1947年的数字,是简单几何平均数,1948年、1949年的数字是加权几何平均数。
在内战和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国营企业不仅不能支持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48年鲍国宝等报告华北国营工业危机说:“华北各厂,多属于重工业,其生产品既不如日用品之易于销售,而定价更不能随物价指数比例增高。因之成品堆积,资金短绌,无力购贮原料,而各料均随时狂涨,以致若干产品之售价不敷再生产成本,长此以往,何堪设想。”员工生活困难,情绪更形低落,影响生产效率。平津十个事业单位要求贷款共15390亿元法币[4]。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的价格及补贴问题,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948年9月份,上海公用事业各公司,即自来水、电力、电话、煤气、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小火车,就由中央政府核准给予补贴800万金圆[5]。蒋经国一再上书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对各大都市交通公用事业的补贴方案,反对率先涨价,导致冲破“八一九”限价线。但国营事业本身也已坚持不住,要求取消限价政策。
币制改革时,原计划出售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的部分股票,来拨充发行准备,并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当局未能建立信誉,股票未能顺利售出。至10月12日统计,仅售出409万金圆[6]。当时中纺一家就准备出售股票4.2亿金圆,已出售数微不足道。同时,出售敌伪资产,也未能达到目的。结果,金圆券发行过大,不能回笼,通货膨胀激烈,游资充斥市场。
民间私营资本,在战后备受官僚资本和美货的压迫,经营困难。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后方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本国资本工厂职工人数的53.8%[7]。在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民间私营资本更感经营困难。由于原料和产品价格交替上升,在经营过程中,核算成本、预计盈亏,深感困难,常常形成账面上虚盈实亏的局面,而工厂仍要负担纳税的重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各企业为了生存,普遍制造一本明账,一本暗账,以资应付。为维持战时经济,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强化对经济的管制。1947年12月,行政院决定对花纱布改采“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政策,经济部改组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行全面管理,“掌握棉布及棉织品,统筹配销,专以配销于各地布商,平价供应于一般人民,以平物价。对于军需及公教员工之需要,特别优先供应”[8]。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的机构,效率极差,“购运棉花,则屡失时机,取少遗多,造成纱厂原棉之恐慌;代纺代织,则鲜花纱之掌握,更乏技术之配合,一再迁延,终未施行”。而配销部分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营,“敷衍搪塞,而犹以独占牟利为策”。这个公司由此掌握了纱源达全国总产量的75%,操纵市价,摧残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要求取消这个机构[9]。民营工厂经营日趋困难,1948年6月15日,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南京工商部要求救济说:“近年来,国货工厂对内贸易因在举国烽火之下,交通阻塞,运输困难,民生凋敝,购买力日趋薄弱,对于外销,则因外汇牌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结汇限制綦严,使国产出品益处于内外滞销之厄境。加以职工生活指数逐月递涨,原料缺乏,生产成本激增,往往出售成品之结果不足抵补再生产之成本价格,以致各厂存底日益空虚。且一般工厂资本因产销停滞,周转困难,不得不求之市场游资,不但利息高昂,且多短期拆放,使企业家日营于调换头寸之疲繁,焉有余力从事生产之扩充与改良。”[10]
由于工业生产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形成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严重局面。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战后出现逆转,由战前的50.55%增至66.69%[11]。这里还不包括投机商人资本。正常的经济秩序难以维持,各行各业,无论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界,甚至是普通的群众,为了维持币值,以维持生活,也投入到投机的狂潮之中。随着国民党政府军的失败,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资本,无法从事经营,更普遍地变成投机资本。生产萎缩,投机盛行,经济形势越来越混乱。黄金、美钞、证券、百货和房地产都成了投机的对象,买空卖空。走街串巷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豪门官僚资本,则是最大的投机资本,乘机大发横财,屡屡为社会各界所指目。民营企业也靠从事栈单、股票、外汇投机,来获取利润,划入暗账。
生产萎缩,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动荡不安。据对上海福新二、八厂工人工资的调查,按米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1946年为100,1947年则降为74.9,1948年更降为69。据对申新九厂一个老工人的统计,1947年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指数仅为64.1;1948年币改前,6月份的收入指数仅为31.1;11月份仅为15.2;1949年4月仅为11.7。其间,工人为维持生活水平,屡屡掀起工潮[12]。
为了对付投机,控制物价,1947年初的黄金风潮之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开始加强管制经济,控制外汇,限制物价,工资按照1月份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1947年2月17日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取缔投机,禁止外国币券在国境内流通,限制携带出境数量,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外汇。结果,固定的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外流。1947年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中央银行所拟定的外汇管理办法,对外汇的机动管理,除官价外,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来调节外汇供需,确定市价,随时调整汇率。但是,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局势下,市价汇率担心刺激物价,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不敢追随黑市市场价格。到1948年5月,官定的市价汇率占市场汇率的百分比,由1947年8月的90.36%,降至34.19%[13]。是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结汇证明书制度,收购由出口获得的外汇和海外汇款,经核准后可以转让,作为补救办法,但未能发生效果。管制外汇的结果,造成外汇收入减少,出口贸易下降。
1947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间,十周时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百。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一则使物价失去平衡,二则国库不堪负担,被迫于6月19日取消。同时于5月间对生活费指数予以解冻,上海市政府每月公布生活费指数一次,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月按生活费指数调整一次。这个方法,遭到经济效益日趋低下的资方的反对,而劳方对指数的编制方法也不满意,劳资冲突加剧。7月间,为了缓和生活费上涨的趋势,稳定社会生活,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由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上海市政府的代表组成配给委员会,收购工作由国营的中央信托局负责。分配商品为大米、煤球、食油,分配对象限于公教人员和国营工厂工人。大米配给对象后来扩大到产业工人等。1948年1月1日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
但是,这种配给制,只是限于少数地区、少数人员,并不能普遍解决物价上涨和人民生活普遍恶化的问题。北平地区公教人员生活更成为严重问题。进入1948年,物价继续暴涨,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也纷纷要求实行配给制。4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争取合理待遇,实行罢教、罢工、罢研,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起而响应。师院告社会人士书说:“原来每月配发面粉两袋,生活已不易维持,近两月来竟行取消,而物价因通货膨胀,高涨不已。”北大等院校向当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一、自三十七年二月份起,仍按一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并实行配发其他生活必需品。二、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三、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14]1948年1月16日当局召开物价委员会会议议定五大都市配粮办法,至3月间成立粮食调配委员会,实施五大都市配售粮食,3月25日决定配煤制度。当时美援面粉开始到达,但北平、天津、广州地区因筹备不及,到4月份才开始实行配粮[15]。
管制经济的结果,致使流通不畅,生产萎缩,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限价政策屡屡失败,物价飞涨。当局经过一次失败,并不能吸取教训,而仍然希望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经济形势,最后导致了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经济总崩溃的局面。
“八一九”限价,无视经济规律,出现了价格奇低的现象,主要商品的批发市场几乎停顿。一方面物价空前便宜,一方面人民因兑换金银外币,手中持币增加,9月间,消费增加,吃喝玩乐的现象增多。同时,开始排队争购物资。饱受长期通货膨胀痛苦的人民,重物轻币,在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内战政策的恶劣环境下,对金圆券不予信任,是十分自然的。蒋经国亲自看见,“(9月25日)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16]。工商界在当局的高压下,被迫按低价出售商品,但很快,零售商向工厂补不进商品,工厂补不进原料,粮食、煤、原料来源中断,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工。申新四厂的瞿冠英致李国伟的信中说:“在此局面下,做工厂者实属为难,成品固须依照限价,燃料等均有黑市,各厂原料告罄,亦不敢照黑市收买,眼看坐待停工,而限价之成品又各方抢购,其中难于应付之苦状,实难于言喻。”[17]孙晓村在《大公报》座谈会上说:“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社会现象勤于消费,懒于生产。”[18]
10月1日,蒋经国已经发现粮食开始出现问题。10月3日起出现了疯抢的局面。张公权记述当时情形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大批大批的人群疯狂地冲进商店,不管是食品还是奢侈品,见了东西就抢购。起初,商店是缩短营业时间,迟开门、早关门,接着便把所有的存货都收藏起来不卖。穷人买不到米,面包房买不到面粉,豆腐坊买不到大豆,饭馆因买不到食物而关门,甚至连药品都买不到。市场为之一空,商店关门或是被警察强迫开门数小时,货架上却是空空如也。上海这种停业情况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大城市。”[19]北平教授朱光潜、郑华炽、王聿修、贺麟等十七人于10月下旬,草就《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苦难与不平》,由胡适呈交蒋介石和翁文灏。呈文说:“生产减少,物资缺乏,货币流通区域缩小,战乱不安的心理影响,都同样可以使物价上涨。城市限价两月的结果,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成了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升斗小民,可怜已极,有的披星戴月,排队等候,如果一连数日买不到,饥饿痛苦的惨剧,已屡见报端。”[20]
蒋经国虽然还在努力强化管制经济,企图通过统购、配给来维持经济秩序,但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国民党的组织和政权运转方式,也做不到对经济的全面的统制。蒋经国在上海的局部努力,根本无法驾驭全局。管制经济的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10月31日当局取消限价,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物价立刻暴涨达10倍以上。金圆券雪崩式地暴跌。币制改革成了一场无耻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即使在国民党的上层,对这场公开的掠夺,也深恶痛疾。王云五自己说:“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21]
物价暴涨形势参下表[22]:
| 大 米 | 面 粉 | 食 油 | |
| (每石171磅) | (每袋,计49磅) | (每桶22加仑) | |
| 1948年8月23日 | 20元金圆券 | 7元金圆券 | 58元金圆券 |
| 11月 6日 | 240元金圆券 | 73元金圆券 | 550元金圆券 |
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遭到警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23]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继续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24]不待解放军兵临城下,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这时徐州一带的会战已经开始。南京、上海、平津一带先后戒严。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非常重要,所以本市实行戒严,以防意外。但是,戒严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了维持治安,昨天本人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逞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25]国民党统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总崩溃几乎同时发生了。
上海资产阶级在币制改革过程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据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3日报道:“纱厂在‘八一九’之后,大约照限价售出了五万件棉纱,棉布数十万匹,如照昨天的核本定价,总损失当在五千万金圆以上。目前上海各纱厂的原棉存底平均不到半月,棉纱存货则空空如也,反亏欠行总、外销会和美援华纱布联营处二三万件,因此,许多纱厂开出的栈单都提不到货。以上海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申新九厂来说,三十五年底存棉最多时达十六万担以上,现在则存棉仅二万二千担,亏欠棉纱四五千件,流动资金已捉襟见肘。据说该厂在这次改币过程中,共损失五百多万金圆之巨。”据统计,上海申新各厂因限价售纱、售布损失,折合10月份市价损失共达25,895,960金圆[26]。上海工业生产自1948年4月以来,一直趋于下降,“据一般估计,十二月份上半月各种工业产量平均仅及通常产量五六成左右”[27]。荣鸿元被捕后,荣家为营救他,用去贿赂估计就约合美金50万元。11月18日,荣鸿元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二年,准予交保释放。荣出狱后不久就到香港去了[28]。
在国民党当局采取管制经济和内战政策的经济环境下,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资金纷纷自北向南流动,并寻机逃往国外。自1946年6月内战发生后,资金南流现象已经出现,但以经济因素为主。1947年7月以后,由于管制经济,造成资金大量南流。至1948年2月,据估计,“每期少则一二千亿,多则六七千亿,绝少回流。”(每期大约十天,货币单位为法币,下面引文也同此)。1948年2月以后,资金南流加剧,据估计:“南流资金除套取金钞外,则多外逃香港及美洲、菲律宾、南洋等地。其南流方式,现钞、汇兑、物资均有。南流数额,四月份平均每日二三千亿;四月以后、六月中旬以前,平均每日五六千亿;六月中旬以后,平均每日八九千亿;六月廿六、廿七两日最高记录,每日约一万五千亿。情况之严重,日甚一日。”“三十六年香港增加工厂达四百余家,大部分为上海帮资金设立。”“据估计,截止本年(1948)六月底止,流入华南之资金达二十万亿元,目前广州游资在三十万亿元左右。”[29]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尽管采取了交通管制的措施,仍无法阻止大量资金的外流。据上海《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报道:“近周沪资金南流,约在五千至一亿金圆,此批资金,或在广州搜购黄金,或套汇来港。”[30]据《申报》1948年10月23日报道:“平津游资大量南流,人亦随之南去,寻觅安乐窝。此为平津银根特紧,因而牵住物价之原因。南流程度,两地每日约百余万金圆,并以台湾为倾注最大目标。”“沪、汉、湘、赣商人蜂拥而下,偷运香港,或抢购物资。”[31]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报道:“这两星期来,上海阔人源源抵港。据经营旅行社的人士说,人数大概约有一万左右。他说这是个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了。尚未把一般经常来往港沪的旅客计算在内。”[32]据解放后统计,上海申新各厂逃资总计达新人民币2529万余元[33]。由于资金外逃,到上海解放前夕,申新系统的整个企业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据张公权估计,在1947年到1949年间国内向香港的逃资约计港币5亿元(即1亿美元左右)[34]。另有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结果,造成了国内流通资金的枯竭。
这时,蒋介石在战略决战中面临彻底失败,即于11月间命蒋经国到上海组织将金银运往台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着手部署执行。据中央银行发行局11月29日密呈俞:“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七百七十四箱,合纯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六。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负责移运的台北代表沈祖同、粤行经理丁某——引者)通知:洽妥‘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卫,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12月31日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关于职行库存金银,前奉钧座面谕:应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等因。经已先后妥运台北黄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广州银币一千万元,前经呈报在案。日前又奉钧谕:应再筹运一批前往厦门妥存。等因。自当遵办。经已准备完成,为慎密起见,仍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合纯金五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市两,银币一千箱合四百万元。”1949年1月2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报告,1月21日起运厦门“计装‘海平’轮二千伍百箱,‘美明【朋?】’舰二千箱,共四千五百箱,计值一千八百万元”[35]。但据蒋经国说,当时中央银行方面,“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工作迟缓。他于1949年1月10日奉命到上海,要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16日,蒋介石又亲自约见俞鸿钧和席得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直到2月10日,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36]。与上述报告有出入。
此后,在上海解放前夕,由继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主持,根据汤恩伯的指令(根据各方回忆记述,刘也系奉蒋介石的旨意),中央银行于5月18日复电汤恩伯,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万余两,银元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安全地点”[37]。据王致冰、庄培昌近年研究统计,中央银行分三批将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运往台湾,1537万余美元运去美国,存入美国联邦银行[38]。不过,1949年5月3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外存金银明细表,与上述的统计数有出入,原表[39]转录如下:
| 品 名 | 原 币 | 置放所 | 备 注 |
| 黄金纯金市两 | 245,293.853 | 纽约联邦银行 | 金圆券准备金 |
| 黄 金 | 9,271.984 | 伦敦大通银行 | 同 上 |
| 黄 金 | 2,294,206.687 | 台 湾 | 同 上 |
| 白银纯银市两 | 463,059.050 | 纽约大通银行 | 同 上 |
| 白 银 | 1,216,401.250 | 伦敦萨缪·蒙塔古公司 | 同 上 |
如按上述资料和统计,那么运台的部分黄金似又转存美国,或至5月间已经消费相当部分,详尽当另行研究。至于国民党系统各地方当局,在撤离大陆过程中,自然还有黄金、白银、外汇运存台湾或香港、国外。从大陆转移、撤走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总数,当然要超过上述统计数字。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破坏,经济已经十分衰弱,再经此一番资金的大逃亡,留给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流通资金,显然是异常拮据的了。
后来,蒋介石就以这批从全国集中起来的财政力量,作为退守台湾一隅之地的资本。所以,蒋经国说:“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40]有说者为金圆券政策辩护时甚至说:“要是覆巢之祸并不那么单纯,那末丢了黄金,大陆又沦,政府没有这批黄金带来台湾,经济哪来迅速长成?相信我们真的要啃香蕉皮了。”[41]可见,这批黄金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后来发展是多么重要。不过,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沈云龙有很公允的议论:“聚敛千万人之膏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尚有何是非公道之可言耶?”[42]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财力为之一空,他没有力量支配在台湾存储的财富。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国民党的所谓土地改革,始终只能托之空言。在“戡乱”总动员令下,国民党更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控制,搜括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农村经济和社会更加动荡和破败。
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溃败之余,强化了征兵事务,对农村造成了巨大的骚扰和恐怖。据3月26日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指出:“查本年征兵紧急,各地办理,多有未善,强拉舞弊,以致人心不安,先后据各方报告,内容大致相同。”姜乾在报告中陈述宝山情况:“1月26日清晨,办理拘捕壮丁人员率领自卫队、警士下乡,强邀当地保长分往各村民户,拘捕壮丁。其时各家尚未起床,大体均能捕获。拘获后用绳扎住臂膀,两人连绑,押着解走。”本来规定,先征志愿兵,不足之数,再行抽签,但实际上并未先征志愿兵,而是秘密进行,突然拘捕。而遭拘捕的壮丁只有一部分解走,其余的人等候谈判。“抽壮丁本为各地各级人员弄钱之最好机会,此为公开之秘密”。据说当时“对方讨价为棉花十五担至二十担,或白米廿五石”。结果造成“各乡壮丁甚至卅岁以上者,均有戒心,或避往上海,或寄宿他处,不敢住家”[43]。据《大晚报》刊载读者周兴来信,崇明地方“强捉硬拉,不问及龄,捉一批赎一批,循环兜转,漫无满额,人心惶惶,逃避一空。现在已到捉无可捉。不料乡镇公所又出一种花样,凡有及龄壮丁,都要挪出米来,预备买丁充数,最少征米一石五斗”[44]。当时,“在征兵与志愿兵并行之制度下,不肖兵役人员勾结兵贩子,竟以此为营业。故各地乡保派款买丁已成为地方机关一大事务,而诈欺纠纷几于无日无之”[45]。据上海《大公报》报道:“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壮丁会’。”凡壮丁都入会,一个人中了签,其他人便要合出壮丁钱给他,壮丁各地身价不同,有的论黄金,每名自一两五钱至二两,有的算谷物,每名约两千市斤。每年征兵至少两次,没有应征的壮丁就要出“安家费”两次[46]。
白崇禧在南昌动员“戡乱”、组训民众时,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47]。江苏临时参议会议长冷遹指出:“江苏之乱不在于匪,而在于军政”,“官与兵为致乱之源。”[48]上海《大公报》报道以安徽舒城为例,戡乱借款及今夏的购买机枪款,“规定向大户征借,而权势士绅,大都漏网,孤儿寡妇,甚至出征人的眷属,皆在征借之列。于是民怨四起,哀号遍野”[49]。
赋税的苛扰,一如既往。据福建地区典型报道,田赋征实,分两项:征购、征借,附加也两项,积谷、公学粮,征购数量按土地等则计算,多则四五十斤,少则一二十斤,征借量同。积谷为征购之二分之一,公学粮又占积谷之二分之一。三加四合,每亩田地须纳粮自四五十斤至百余斤[50]。广大农民辛劳一年,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赋税役政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响应解放军。
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于1949年2月25日发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到4月16日,又经立法院修正,政策到了朝令夕改的程度,也就完全失去了信用。按照这个方案,财政支出,以银元为标准计算,货物税征收实物,人民要以金银外币换取关元交纳关税,修正后允许以金圆券换购关元。金融币制方面,准许黄金、白银买卖,银元准许流通买卖,政府准备鼓铸银元[51]。
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甚至赶不上印刷成本,各地钞荒严重,中央银行又发行大额本票,物价飞涨。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比1948年8月份时上涨了11万倍以上[52]。“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人们拿到金圆券不敢落袋,市场上或以黄金、美钞喊价,或以银元标价,农村物物交换盛行,邮局和铁路收费亦改以银元为准,公用事业中不但水电等费用以美金价格为基础而日常变动,就是人们每天乘坐的公共车辆票价也往往隔日有变而无从预计。”[53]到解放军渡江前后,各地人民纷纷拒绝使用金圆券和央行本票,银元、外币成了交易的筹码,甚至恢复到了物物交易的程度。至6月25日,逃往广州的行政院明令规定以金圆券5亿元兑银元1元。财政上等到税收收交入库,金圆券贬值几等于零。财政部也不能不以硬通货支出。财政部长徐堪于7月16日报告[54]:
金圆券现为人民拒用以后,民间日常所需,以及工业商业交易媒介,必须有代用之物,始克支应。其时内地各省最普遍流行者,则为旧铸之银元,通商大埠则以美金、港纸等外币代之,各种旧有铜镍辅币亦随时随地作价为流通之筹码,甚至各商店、各学校亦多以纸片记数,加戳以代筹码,紊乱现象达于极点。其时政府各种军政支出由于不容一日停顿,为环境所迫,只得以库存外币、黄金、银元以为支应。四、五、六三个月中在国库方面先后付出者,计:
1.银元三千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元;
2.白银七十万两;
3.黄金十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两;
4.台币四千四百三十五亿余元;
5.各种外币折合美金二千四百六十万零五千三百九十六元。
7月3日,鉴于财政金融秩序全面陷于混乱,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实行银元本位制,并发行银元兑换券。结果,这种纸币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用,根本就发行不出去。
附录一 1945年12月至1949年6月货币发行额[55]
附录二 1946年1月至1949年4月上海物价指数
(1937年1月-6月=100)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42-243页资料改制。原书注:1948年8月物价指数的猛降是改行金圆券折兑的结果。1946年、1947年的数字,是简单几何平均数,1948年、1949年的数字是加权几何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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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3-15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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