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防计划上,如前所述,蒋介石指令汤恩伯把防守重点放在南京以东,以便退守上海。当时,蒋介石已在精心经营台湾,海空军已逐步南撤,他的注意重点在保持海上交通的便利,以便进退有据,一方面利用上海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尽量延缓失败的时间,一方面尽可能将上海地区的物资财富转移到台湾,把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不同。他们不能掌握海军和空军,而台湾完全在蒋介石系统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的注意重点是退守西南。李宗仁回忆说:“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1]结果,两种战略设想都不能彻底贯彻,江防摆了个“死蛇阵”(刘伯承语)。除东面的四个军尚能转移兵力,其余江防部队大量被歼灭或溃散,未能主动转移和撤退。解放军迅速占领了杭州,切断了浙赣线。这样,上海的汤恩伯部既失去了腹地的掩护而陷于孤立,武汉白崇禧也面临被解放军切断退路的危险,不得不向浙赣线以南地区部署撤退。蒋桂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拥有最丰富的物资和最强的生产能力,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淮海—徐蚌战役即将溃败之际,着手在上海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4月下旬,上海、吴淞周围地区的永久性阵地工事已经完成,计钢筋水泥碉堡4200座,计划供十个军使用,主阵地全长约80公里,纵深8—15公里[2]。
在江防部署时,上海附近配置了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及江苏保安队改编的暂一军(驻崇明岛)。4月中旬,成立淞沪防卫司令部,任命石觉为淞沪防卫司令官。石觉即原第九兵团司令官,北平和平解决后乘飞机离开北平,到上海负责指挥野战部队,即第三十七军、七十五军、五十二军、交警第二总队、第三五三师(属十二军),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各特种兵部队[3]。同时成立上海市战地政务委员会,由汤恩伯兼任主任委员,以强化控制。解放军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将司令部从南京撤到上海,同时将在鹰潭接兵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和在浙江临海整补的第十二军(仅四个团兵力)调入上海,并令江防四个军向上海撤退。当时,汤恩伯确定,以“确保淞沪反攻基地,以待新生力量之成熟,及国际情势之有利变化”为作战方针,在淞沪地区,以永久工事为骨干,构成环形阵地,预期使用陆军十至十二个军兵力,除淞沪原有三个军外,其余大部由江防部队转移之[4]。但在撤退过程中,各军损失重大,第二十一军、五十一军各存四个团兵力,第五十四军损失一个团,第一二三军仅存2000兵力。而向杭州方向撤退的四个军已被解放军歼灭。退守上海的总兵力仅九个军,二十四个师,以及其他部队,总计22万人[5]。
解放军百万雄师顺利渡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进展十分顺利。从军事上说,解放军向上海进兵,击败汤恩伯残部已经毫无问题。但是,解放军在进军占领工商业城市的过程中,虽然不断有所进步,但仍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造成城市工作的混乱。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后,曾发生几个下级干部士兵违纪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严重事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接收工作十分复杂,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因此,为了主动地有秩序地占领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一再要求总前委作好充分准备。总前委也于4月30日建议:“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部队)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卅五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卅五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6]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建议,于5月3日指示总前委、华东局和粟裕、张震,一方面要求用十天时间作好准备,让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以便在汤恩伯撤退时,不得不去占领;同时要求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7]。同时,中共中央仍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但为了迫使敌人接受和平,并阻止国民党当局从上海大量搬走物资,中央军委于5月5日指示前线将领,先行占领吴淞、嘉兴,切断敌从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
5月7日,粟裕、张震作出部署,以第十兵团攻击吴淞,以第九兵团攻击嘉兴,先以钳形攻势切断上海敌军海上逃路。但在兵力配备上,仅以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主攻吴淞,以三十军一个军主攻嘉兴,如敌向南汇、川沙撤退时,进入浦东断敌退路。这一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要求二十九军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三十军先头部队于16日晚占领川沙。
当时,汤恩伯以仍有战斗力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和一四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在沪西沿吴淞外围至莘庄一线部署,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部署在浦东沿江地区,以第一二三军残部部署在外围的昆山一线,以第五十一军残部部署在南汇、川沙。蒋介石于4月26日到达上海,27日进驻市区,亲自督促防卫上海的战斗。当时,浦东方面三个军战力不强,沿江阵地纵深仅五公里。他意识到浦东兵力薄弱,是部署上的弱点,但也无可奈何。同时,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肆搜捕残杀学生运动骨干、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制造了严厉的白色恐怖。4月25日晚至26日晨,一次就逮捕了学生352人[8]。据《上海战役》一书所列,1949年1月—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烈士有100人。其中有:工人运动领袖钟泉周等公交三烈士,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台长李白等地下工作者,学生运动领袖穆汉祥等(交通大学),参与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张权、陈尔晋等,转入秘密斗争的民主党派成员黄竞武(民建,黄炎培之子)、谢超逸(民革)、虞键(农工民主党)、林绍禹(民盟),等等。
5月12日上午,解放军各部发起攻击,但当解放军攻击至月浦、杨行、刘行等敌既设阵地之前,即遭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伤亡很大而进展迟缓。当时,解放军自渡江以后,进展顺利,且不断有敌将逃跑和起义的不确实情报,所以前线将领存有轻敌情绪,对战斗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据叶飞回忆:“常熟到吴淞口距离一百二十多公里,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才能到达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为什么命令西路军由常熟出发,限两日内到达吴淞口呢?这是因为轻信了情报,说是敌军准备起义,因而认为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仗打。”[9]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因所部攻击受阻,于14日晚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难于一下插入吴淞”[10]。粟裕、张震研究了前敌攻击受阻的情况,认为:“该线现为淞沪敌主阵地,必须有准备之攻击,方易奏效。”于是,改变部署,以敌人防守薄弱的浦东为主攻方向,命令第九兵团,无论哪一个军在前,即“应以最先头军,力求迅速攻占川沙、高桥,并确实控制东沟镇以北与全国轮船检查处(吴淞右岸)之间,以炮火封锁江面,但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轰击外国兵舰”。要求九兵团大胆迅速推进。十兵团则以两个军攻击前进,力求开辟通道,以炮兵封锁江口[11]。总前委得到前线报告后,即指示前敌将领攻沪战役不要性急,十兵团、九兵团两方面都要作充分准备[12]。于是,奔袭式的钳形攻势转入逐点逐堡的攻坚战斗。国民党军以海空军支援陆军,死死保障吴淞口两侧阵地,确保其出海口。
当解放军第十兵团在月浦、刘行一线陷入了艰苦的攻坚战斗之际,第九兵团在浦东乘虚迅速推进。第三十军于14日占领南汇,15日晨超越川沙城区,推进至顾家路,切断第十二军和五十一军的联系。第五十一军从川沙城撤退后在小营房一带布防,解放军第三十军主力占领川沙城区后继续追击,在小营房、白龙港包围了第五十一军。吴淞口面临威胁,于是汤恩伯在浦东临时组建了浦东兵团司令部,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任司令,驻高桥指挥驻守浦东的三个军。16日晚,第五十一军被歼灭,军长王秉钺被俘。形势趋紧,汤恩伯、陈大庆于是日晚从市区撤到了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设立指挥部,同时即以刘昌义出任第五十一军军长,收容残部,驻守市区。同日,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占领周浦。17日晚,第三十军向高桥推进,第三十一军在左翼展开,占领东沟镇段江面,18日占领高行,协同攻击高桥。汤恩伯为保护吴淞口阵地,以确保从海上撤退的通道,即调市区的第九十五师增援,续后又调第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并以海军舰炮支援,拚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这一带处于江海之间的狭窄地带,攻击部队难以展开和运动,伤亡严重,进展缓慢。直至23日,第九兵团重炮兵到达前线,向敌海军发起攻击,控制了江面,攻击部队的态势才得以改善。
当时,解放军攻沪的大部队,因为接收上海需要时间准备,正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没有配合钳形攻势出击。钳形攻势部队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多面展开攻击。国民党军得以集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海空军支援下,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死守吴淞口两侧狭窄阵地,确保其出海口。粟裕鉴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进展缓慢,于5月18日向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要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13]。这时,接收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5月20日,中央军委即指示前线将领,可以总攻上海,并指示要作好充分准备,考虑到前线部队的困难,军委爱惜前线将士,特别指示对于吴淞要塞,“可以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14]。
于是,粟裕、张震于5月21日制定了调集十个军的重兵总攻上海的部署,22日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23日晚即发起总攻。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军力压迫下,向苏州河以北退缩。24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翌日晨,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是日中午,汤恩伯下令撤退。当晚各军在混乱中登船,撤运行动计有海轮十四艘,登陆艇四艘。5月26日拂晓,船队全部驶离吴淞口[15]。解放军第三十、第三十一军于25日晚占领高桥。26日,第十兵团占领吴淞、宝山。当时,汤恩伯在撤退之际,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指挥殿后部队。26日,处于绝境的刘昌义率部四万多人向解放军投诚。27日,汤恩伯留下的掩护部队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一军等部纷纷瓦解,中午,最后一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二三○师在杨树浦投降。解放军将上海市区敌军全部肃清。
上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五十一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二三军之各三个师及暂八师全部,第七十五军一个师,五十二、十二军一部,五个交警总队,共15万人。汤恩伯仅得以从上海撤走第五十四军、十二军、五十二军等部主力,及第七十五军一部、第九十九师、第二十一军和一二三军军部,二个炮兵团,共五万多人。[16]
国民党军在长江防御崩溃之际,其孤悬华北的最后重要据点太原也失守了。太原是阎锡山长期经营的据点,拥有独立的军工体系和完整的城防工事。阎锡山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控制系统,成为山西的“土皇帝”。这一军政集团在濒临覆灭之际,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948年7月,阎锡山部在晋中战役失败,拥有的十五个师被歼灭十个,太原已经陷于孤立,它同外界的联络主要依靠空运。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赴太原,为阎锡山鼓劲。太原守备兵力经整补后为两个兵团,五个军,约九万人,加上其他武装力量,总计14.9万人[17]。太原三面环山,城南平坦无险,汾河纵贯南北。以王靖国的第十兵团担任城东、城南地区的防御,以孙楚的第十五兵团担任城西、城北地区的防御。以蒋介石从胡宗南部调入的第三十军、第八十三师,由敌伪军改编而来的独立第八、第九及由留用日军作骨干的第十总队等部及特种兵为总预备队。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推行党政军一元化,实行总体战。但太原粮食缺乏,空运能力有限,士兵营养不良,多患夜盲症。
由于晋中战役中阎锡山部主力被歼,太原孤立,兵力空虚,毛泽东于7月16日曾期望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并争取阎锡山归降。但当时战役尚未结束,部队伤亡很大,需要休整补充,而蒋介石从西安抽调整编第三十师四个团,从7月17日起空运太原,加强了太原的防卫力量。7月21日,徐向前、周士第向中央军委报告,太原外围阵地坚固,阎锡山部至少有六万人以上,各师补充及时,兵员充实,而华北一兵团各纵兵员不充实,“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因此,确定作战原则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18]军委同意这一方针,令徐兵团全军转入休整,准备攻取太原,并令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徐向前为书记,统一指挥。
解放军攻击太原的部队计有: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辖三个纵队),晋绥军区(后改属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和晋中军区部队,共十七个旅,十万余人[19]。华北第一兵团在解放军中并非主力兵团,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来,原来的基础薄弱,在一年多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以10万兵力攻击坚固设防的太原,兵力显然不足。但当时各地战斗激烈,不久辽沈战役开始,所以,华北第一兵团准备独力完成攻克太原的任务。前委于9月28日制定了攻取太原的作战方案:“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攻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20]这一方案,鉴于太原缺粮,机场受到解放军炮火控制,敌有战斗力的部队无多,因此对敌顽强抵抗的能力估计不足。正在石家庄养病的徐向前接到这一方案后认为:“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21]
正当华北第一兵团诸部积极准备攻城之际,阎锡山于10月1日派出了七个师,脱离既设阵地,出城破坏解放军攻城准备,抢夺粮食,于10月4日间南下至小店、南黑窑、秋村、西温庄一线。一兵团迅速抓住战机,隐蔽集结了四个纵队,于10月5日发起战斗,包围歼灭了敌第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全部,歼敌万余人,占领了华北最大的武宿机场和太原外围的重要据点石嘴子、凤阁梁。太原守军损失严重,解放军乘机提早发起了攻取太原的战斗,但因此更改了原定部署,并抱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即打了以后有利再打,未有成算。
前委原作战方案,主攻方向在城东南,在初期战斗中发现,城南工事坚固,配有重兵防守,因此把主攻方向转向东山。东山是太原的主要屏障,攻占东山就可以控制太原的命脉。阎锡山在东山构筑有四大要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10月16日,解放军开始行动,18日拂晓,西北第七纵队一部以奇袭手段夺取了牛驼寨,但因其他部队未能跟上,态势孤立,遭到太原守军的强力反击。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和第十总队三个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重占牛驼寨。解放军第十三纵队攻击马庄也未得手。但对东山进行了面的占领。
华北傅作义为了配合山西和东北战场,组织所谓援晋兵团,企图偷袭石家庄,但未能实现。国民党军统帅部也曾希望傅作义能向太原一线解放军实行攻击,各个击破[22]。但解放军不久就兵临北平城下。10月21日起,蒋介石令第八十三师从榆林空运太原增援,但遭到邓宝珊的反对,“据空军报告,榆林邓宝珊不许再运,并称如必再运,即将以武装阻止”[23]。
鉴于第一次攻击失利,解放军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火力,攻击四大要点。太原守军也将城防兵力集中到东山要点上,以第十总队及第六十八师一个团守牛驼寨;以第四十师一个团及保安六团一部守小窑头;以第八总队及保安六团大部守淖马;以第九总队及第七十三师、四十九师一部守山头。以第三十军全部、第四十师二个团组成机动兵团。11月初,蒋介石从榆林抽调第八十三师空运增援太原,并于11月9日加入机动兵团作战。解放军计划以西北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向陈家峪发展;第八纵队四个团攻取小窑头向杨家峪发展;第十五纵队攻取淖马向伞儿村发展;第十三纵队攻取山头向双塔寺发展。10月23日,兵团颁布了总攻击令,26日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太原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在执法队的严厉督战下,死打硬拼,各据点反复争夺,血战空前。
在东山前线血战之际,从西安调入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原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准备里应外合,攻取太原。但在起义前夕,该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11月2日,黄樵松和进城联络的解放军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被捕,后被押解到南京杀害。戴炳南则在太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捕获处以死刑。
战斗至11月12日,解放军攻占了东山全部四大要点,俯瞰全城。经此一战,太原守军仅剩约六万残兵,陷于孤立。但解放军十万之众,伤亡已达二万[24],也难以继续承担攻城战斗,不能不进行休整,并要求中央军委增加兵力。中央军委即令华北第二兵团西进参加攻取太原的战斗。但这时,东北野战军将领林彪、程子华等都不赞成华北第二兵团西进,要求停止攻击太原的战斗,集中全力对付华北傅作义所部。中央军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即于11月16日征询太原前线将领的意见:“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25]于是,太原前线解放军停止战役攻击,围城待援,部队转入休整,同时,对太原守军下级官兵进行政治攻势,先后瓦解敌军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决,平津战役结束,中央军委调序列改编后的第十九兵团(即原华北二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即原华北三兵团,杨成武为司令员)和第四野战军的第一炮兵师增援太原,华北一兵团改为十八兵团。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成立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总兵力达十个军三十七个师,共32.8万余人,炮1300余门。太原守军经整补后为六个军十三个师,共7.2万余人,解放军以4.54∶1的兵力比,占据了绝对优势[26]。
这时,彭德怀于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于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准备于太原战役结束后,调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到西北作战。徐向前正患病在身,无法到前线指挥,于是请彭德怀留下指挥攻城,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仍以徐向前名义下达命令。3月30日,总前委制定了作战方案,并经彭德怀同意,“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27]。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预计半个月解决战斗,但作一个月作战的准备。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作战方案,同时要求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北平和谈期间,也有同时解决太原问题的磋商。尽管阎锡山已于3月29日乘飞机离开太原,太原守军仍顽固地拒绝接受和平。4月14日,徐向前等向军委请示提前发起攻击,4月17日军委复电授权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28]
4月19日夜,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了攻城战斗,以插入分割战法,先以第二十兵团、十九兵团为主,从南北两面攻击,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即原西北七纵)主力佯动,待南北两路顺利进展后,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即于20日下午5时半投入战斗,向城东郊攻击。至22日上午9时,城郊敌军全部肃清。
阎锡山本是奉李宗仁之召,参与和平谈判问题的商议,一去不归,在南京用电话指挥。他原发誓要与太原共存亡,而至此太原即将失守之际,仍滞留南京。蒋介石、李宗仁都劝阎锡山留在南京。直到解放军炮火完全封锁了太原机场,阎锡山才故作姿态,谋求用民航机空降太原,自然难以成行[29]。尽管阎对自己部下违背了诺言,但他在4月20日左右,仍电其五妹(山西省妇女会理事长、国民大会代表阎慧卿)、梁化之(代省长)与某特务长,嘱他们自杀。[30]
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解放军炮兵火力集中猛轰太原城垣,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第十九兵团、第二十兵团分别从东、南、北三面攻城,一小时后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太原守军土崩瓦解,至上午10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孙楚、王靖国、太原绥靖公署总顾问岩田(日人)等被俘,梁化之、阎慧卿等自杀。部分顽固不化的军政人员集体自焚。第十总队司令、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官今村被俘后也服毒自杀。最后攻克太原一役,解放军歼敌七万余人。
阎锡山后来以“太原五百完人”鼓吹他们的忠烈,并屡屡喜作道德说教。但他自己却屡败屡逃,在台湾安度余生,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厚颜强辩而已。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拥有最丰富的物资和最强的生产能力,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淮海—徐蚌战役即将溃败之际,着手在上海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4月下旬,上海、吴淞周围地区的永久性阵地工事已经完成,计钢筋水泥碉堡4200座,计划供十个军使用,主阵地全长约80公里,纵深8—15公里[2]。
在江防部署时,上海附近配置了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及江苏保安队改编的暂一军(驻崇明岛)。4月中旬,成立淞沪防卫司令部,任命石觉为淞沪防卫司令官。石觉即原第九兵团司令官,北平和平解决后乘飞机离开北平,到上海负责指挥野战部队,即第三十七军、七十五军、五十二军、交警第二总队、第三五三师(属十二军),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各特种兵部队[3]。同时成立上海市战地政务委员会,由汤恩伯兼任主任委员,以强化控制。解放军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将司令部从南京撤到上海,同时将在鹰潭接兵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和在浙江临海整补的第十二军(仅四个团兵力)调入上海,并令江防四个军向上海撤退。当时,汤恩伯确定,以“确保淞沪反攻基地,以待新生力量之成熟,及国际情势之有利变化”为作战方针,在淞沪地区,以永久工事为骨干,构成环形阵地,预期使用陆军十至十二个军兵力,除淞沪原有三个军外,其余大部由江防部队转移之[4]。但在撤退过程中,各军损失重大,第二十一军、五十一军各存四个团兵力,第五十四军损失一个团,第一二三军仅存2000兵力。而向杭州方向撤退的四个军已被解放军歼灭。退守上海的总兵力仅九个军,二十四个师,以及其他部队,总计22万人[5]。
解放军百万雄师顺利渡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进展十分顺利。从军事上说,解放军向上海进兵,击败汤恩伯残部已经毫无问题。但是,解放军在进军占领工商业城市的过程中,虽然不断有所进步,但仍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造成城市工作的混乱。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后,曾发生几个下级干部士兵违纪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严重事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接收工作十分复杂,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因此,为了主动地有秩序地占领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一再要求总前委作好充分准备。总前委也于4月30日建议:“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部队)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卅五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卅五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6]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建议,于5月3日指示总前委、华东局和粟裕、张震,一方面要求用十天时间作好准备,让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以便在汤恩伯撤退时,不得不去占领;同时要求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7]。同时,中共中央仍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但为了迫使敌人接受和平,并阻止国民党当局从上海大量搬走物资,中央军委于5月5日指示前线将领,先行占领吴淞、嘉兴,切断敌从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
5月7日,粟裕、张震作出部署,以第十兵团攻击吴淞,以第九兵团攻击嘉兴,先以钳形攻势切断上海敌军海上逃路。但在兵力配备上,仅以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主攻吴淞,以三十军一个军主攻嘉兴,如敌向南汇、川沙撤退时,进入浦东断敌退路。这一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要求二十九军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三十军先头部队于16日晚占领川沙。
当时,汤恩伯以仍有战斗力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和一四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在沪西沿吴淞外围至莘庄一线部署,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部署在浦东沿江地区,以第一二三军残部部署在外围的昆山一线,以第五十一军残部部署在南汇、川沙。蒋介石于4月26日到达上海,27日进驻市区,亲自督促防卫上海的战斗。当时,浦东方面三个军战力不强,沿江阵地纵深仅五公里。他意识到浦东兵力薄弱,是部署上的弱点,但也无可奈何。同时,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肆搜捕残杀学生运动骨干、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制造了严厉的白色恐怖。4月25日晚至26日晨,一次就逮捕了学生352人[8]。据《上海战役》一书所列,1949年1月—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烈士有100人。其中有:工人运动领袖钟泉周等公交三烈士,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台长李白等地下工作者,学生运动领袖穆汉祥等(交通大学),参与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张权、陈尔晋等,转入秘密斗争的民主党派成员黄竞武(民建,黄炎培之子)、谢超逸(民革)、虞键(农工民主党)、林绍禹(民盟),等等。
5月12日上午,解放军各部发起攻击,但当解放军攻击至月浦、杨行、刘行等敌既设阵地之前,即遭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伤亡很大而进展迟缓。当时,解放军自渡江以后,进展顺利,且不断有敌将逃跑和起义的不确实情报,所以前线将领存有轻敌情绪,对战斗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据叶飞回忆:“常熟到吴淞口距离一百二十多公里,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才能到达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为什么命令西路军由常熟出发,限两日内到达吴淞口呢?这是因为轻信了情报,说是敌军准备起义,因而认为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仗打。”[9]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因所部攻击受阻,于14日晚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难于一下插入吴淞”[10]。粟裕、张震研究了前敌攻击受阻的情况,认为:“该线现为淞沪敌主阵地,必须有准备之攻击,方易奏效。”于是,改变部署,以敌人防守薄弱的浦东为主攻方向,命令第九兵团,无论哪一个军在前,即“应以最先头军,力求迅速攻占川沙、高桥,并确实控制东沟镇以北与全国轮船检查处(吴淞右岸)之间,以炮火封锁江面,但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轰击外国兵舰”。要求九兵团大胆迅速推进。十兵团则以两个军攻击前进,力求开辟通道,以炮兵封锁江口[11]。总前委得到前线报告后,即指示前敌将领攻沪战役不要性急,十兵团、九兵团两方面都要作充分准备[12]。于是,奔袭式的钳形攻势转入逐点逐堡的攻坚战斗。国民党军以海空军支援陆军,死死保障吴淞口两侧阵地,确保其出海口。
当解放军第十兵团在月浦、刘行一线陷入了艰苦的攻坚战斗之际,第九兵团在浦东乘虚迅速推进。第三十军于14日占领南汇,15日晨超越川沙城区,推进至顾家路,切断第十二军和五十一军的联系。第五十一军从川沙城撤退后在小营房一带布防,解放军第三十军主力占领川沙城区后继续追击,在小营房、白龙港包围了第五十一军。吴淞口面临威胁,于是汤恩伯在浦东临时组建了浦东兵团司令部,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任司令,驻高桥指挥驻守浦东的三个军。16日晚,第五十一军被歼灭,军长王秉钺被俘。形势趋紧,汤恩伯、陈大庆于是日晚从市区撤到了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设立指挥部,同时即以刘昌义出任第五十一军军长,收容残部,驻守市区。同日,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占领周浦。17日晚,第三十军向高桥推进,第三十一军在左翼展开,占领东沟镇段江面,18日占领高行,协同攻击高桥。汤恩伯为保护吴淞口阵地,以确保从海上撤退的通道,即调市区的第九十五师增援,续后又调第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并以海军舰炮支援,拚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这一带处于江海之间的狭窄地带,攻击部队难以展开和运动,伤亡严重,进展缓慢。直至23日,第九兵团重炮兵到达前线,向敌海军发起攻击,控制了江面,攻击部队的态势才得以改善。
当时,解放军攻沪的大部队,因为接收上海需要时间准备,正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没有配合钳形攻势出击。钳形攻势部队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多面展开攻击。国民党军得以集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海空军支援下,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死守吴淞口两侧狭窄阵地,确保其出海口。粟裕鉴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进展缓慢,于5月18日向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要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13]。这时,接收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5月20日,中央军委即指示前线将领,可以总攻上海,并指示要作好充分准备,考虑到前线部队的困难,军委爱惜前线将士,特别指示对于吴淞要塞,“可以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14]。
于是,粟裕、张震于5月21日制定了调集十个军的重兵总攻上海的部署,22日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23日晚即发起总攻。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军力压迫下,向苏州河以北退缩。24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翌日晨,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是日中午,汤恩伯下令撤退。当晚各军在混乱中登船,撤运行动计有海轮十四艘,登陆艇四艘。5月26日拂晓,船队全部驶离吴淞口[15]。解放军第三十、第三十一军于25日晚占领高桥。26日,第十兵团占领吴淞、宝山。当时,汤恩伯在撤退之际,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指挥殿后部队。26日,处于绝境的刘昌义率部四万多人向解放军投诚。27日,汤恩伯留下的掩护部队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一军等部纷纷瓦解,中午,最后一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二三○师在杨树浦投降。解放军将上海市区敌军全部肃清。
上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五十一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二三军之各三个师及暂八师全部,第七十五军一个师,五十二、十二军一部,五个交警总队,共15万人。汤恩伯仅得以从上海撤走第五十四军、十二军、五十二军等部主力,及第七十五军一部、第九十九师、第二十一军和一二三军军部,二个炮兵团,共五万多人。[16]
国民党军在长江防御崩溃之际,其孤悬华北的最后重要据点太原也失守了。太原是阎锡山长期经营的据点,拥有独立的军工体系和完整的城防工事。阎锡山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控制系统,成为山西的“土皇帝”。这一军政集团在濒临覆灭之际,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948年7月,阎锡山部在晋中战役失败,拥有的十五个师被歼灭十个,太原已经陷于孤立,它同外界的联络主要依靠空运。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赴太原,为阎锡山鼓劲。太原守备兵力经整补后为两个兵团,五个军,约九万人,加上其他武装力量,总计14.9万人[17]。太原三面环山,城南平坦无险,汾河纵贯南北。以王靖国的第十兵团担任城东、城南地区的防御,以孙楚的第十五兵团担任城西、城北地区的防御。以蒋介石从胡宗南部调入的第三十军、第八十三师,由敌伪军改编而来的独立第八、第九及由留用日军作骨干的第十总队等部及特种兵为总预备队。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推行党政军一元化,实行总体战。但太原粮食缺乏,空运能力有限,士兵营养不良,多患夜盲症。
由于晋中战役中阎锡山部主力被歼,太原孤立,兵力空虚,毛泽东于7月16日曾期望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并争取阎锡山归降。但当时战役尚未结束,部队伤亡很大,需要休整补充,而蒋介石从西安抽调整编第三十师四个团,从7月17日起空运太原,加强了太原的防卫力量。7月21日,徐向前、周士第向中央军委报告,太原外围阵地坚固,阎锡山部至少有六万人以上,各师补充及时,兵员充实,而华北一兵团各纵兵员不充实,“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因此,确定作战原则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18]军委同意这一方针,令徐兵团全军转入休整,准备攻取太原,并令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徐向前为书记,统一指挥。
解放军攻击太原的部队计有: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辖三个纵队),晋绥军区(后改属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和晋中军区部队,共十七个旅,十万余人[19]。华北第一兵团在解放军中并非主力兵团,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来,原来的基础薄弱,在一年多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以10万兵力攻击坚固设防的太原,兵力显然不足。但当时各地战斗激烈,不久辽沈战役开始,所以,华北第一兵团准备独力完成攻克太原的任务。前委于9月28日制定了攻取太原的作战方案:“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攻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20]这一方案,鉴于太原缺粮,机场受到解放军炮火控制,敌有战斗力的部队无多,因此对敌顽强抵抗的能力估计不足。正在石家庄养病的徐向前接到这一方案后认为:“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21]
正当华北第一兵团诸部积极准备攻城之际,阎锡山于10月1日派出了七个师,脱离既设阵地,出城破坏解放军攻城准备,抢夺粮食,于10月4日间南下至小店、南黑窑、秋村、西温庄一线。一兵团迅速抓住战机,隐蔽集结了四个纵队,于10月5日发起战斗,包围歼灭了敌第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全部,歼敌万余人,占领了华北最大的武宿机场和太原外围的重要据点石嘴子、凤阁梁。太原守军损失严重,解放军乘机提早发起了攻取太原的战斗,但因此更改了原定部署,并抱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即打了以后有利再打,未有成算。
前委原作战方案,主攻方向在城东南,在初期战斗中发现,城南工事坚固,配有重兵防守,因此把主攻方向转向东山。东山是太原的主要屏障,攻占东山就可以控制太原的命脉。阎锡山在东山构筑有四大要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10月16日,解放军开始行动,18日拂晓,西北第七纵队一部以奇袭手段夺取了牛驼寨,但因其他部队未能跟上,态势孤立,遭到太原守军的强力反击。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和第十总队三个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重占牛驼寨。解放军第十三纵队攻击马庄也未得手。但对东山进行了面的占领。
华北傅作义为了配合山西和东北战场,组织所谓援晋兵团,企图偷袭石家庄,但未能实现。国民党军统帅部也曾希望傅作义能向太原一线解放军实行攻击,各个击破[22]。但解放军不久就兵临北平城下。10月21日起,蒋介石令第八十三师从榆林空运太原增援,但遭到邓宝珊的反对,“据空军报告,榆林邓宝珊不许再运,并称如必再运,即将以武装阻止”[23]。
鉴于第一次攻击失利,解放军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火力,攻击四大要点。太原守军也将城防兵力集中到东山要点上,以第十总队及第六十八师一个团守牛驼寨;以第四十师一个团及保安六团一部守小窑头;以第八总队及保安六团大部守淖马;以第九总队及第七十三师、四十九师一部守山头。以第三十军全部、第四十师二个团组成机动兵团。11月初,蒋介石从榆林抽调第八十三师空运增援太原,并于11月9日加入机动兵团作战。解放军计划以西北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向陈家峪发展;第八纵队四个团攻取小窑头向杨家峪发展;第十五纵队攻取淖马向伞儿村发展;第十三纵队攻取山头向双塔寺发展。10月23日,兵团颁布了总攻击令,26日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太原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在执法队的严厉督战下,死打硬拼,各据点反复争夺,血战空前。
在东山前线血战之际,从西安调入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原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准备里应外合,攻取太原。但在起义前夕,该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11月2日,黄樵松和进城联络的解放军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被捕,后被押解到南京杀害。戴炳南则在太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捕获处以死刑。
战斗至11月12日,解放军攻占了东山全部四大要点,俯瞰全城。经此一战,太原守军仅剩约六万残兵,陷于孤立。但解放军十万之众,伤亡已达二万[24],也难以继续承担攻城战斗,不能不进行休整,并要求中央军委增加兵力。中央军委即令华北第二兵团西进参加攻取太原的战斗。但这时,东北野战军将领林彪、程子华等都不赞成华北第二兵团西进,要求停止攻击太原的战斗,集中全力对付华北傅作义所部。中央军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即于11月16日征询太原前线将领的意见:“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25]于是,太原前线解放军停止战役攻击,围城待援,部队转入休整,同时,对太原守军下级官兵进行政治攻势,先后瓦解敌军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决,平津战役结束,中央军委调序列改编后的第十九兵团(即原华北二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即原华北三兵团,杨成武为司令员)和第四野战军的第一炮兵师增援太原,华北一兵团改为十八兵团。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成立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总兵力达十个军三十七个师,共32.8万余人,炮1300余门。太原守军经整补后为六个军十三个师,共7.2万余人,解放军以4.54∶1的兵力比,占据了绝对优势[26]。
这时,彭德怀于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于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准备于太原战役结束后,调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到西北作战。徐向前正患病在身,无法到前线指挥,于是请彭德怀留下指挥攻城,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仍以徐向前名义下达命令。3月30日,总前委制定了作战方案,并经彭德怀同意,“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27]。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预计半个月解决战斗,但作一个月作战的准备。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作战方案,同时要求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北平和谈期间,也有同时解决太原问题的磋商。尽管阎锡山已于3月29日乘飞机离开太原,太原守军仍顽固地拒绝接受和平。4月14日,徐向前等向军委请示提前发起攻击,4月17日军委复电授权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28]
4月19日夜,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了攻城战斗,以插入分割战法,先以第二十兵团、十九兵团为主,从南北两面攻击,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即原西北七纵)主力佯动,待南北两路顺利进展后,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即于20日下午5时半投入战斗,向城东郊攻击。至22日上午9时,城郊敌军全部肃清。
阎锡山本是奉李宗仁之召,参与和平谈判问题的商议,一去不归,在南京用电话指挥。他原发誓要与太原共存亡,而至此太原即将失守之际,仍滞留南京。蒋介石、李宗仁都劝阎锡山留在南京。直到解放军炮火完全封锁了太原机场,阎锡山才故作姿态,谋求用民航机空降太原,自然难以成行[29]。尽管阎对自己部下违背了诺言,但他在4月20日左右,仍电其五妹(山西省妇女会理事长、国民大会代表阎慧卿)、梁化之(代省长)与某特务长,嘱他们自杀。[30]
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解放军炮兵火力集中猛轰太原城垣,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第十九兵团、第二十兵团分别从东、南、北三面攻城,一小时后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太原守军土崩瓦解,至上午10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孙楚、王靖国、太原绥靖公署总顾问岩田(日人)等被俘,梁化之、阎慧卿等自杀。部分顽固不化的军政人员集体自焚。第十总队司令、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官今村被俘后也服毒自杀。最后攻克太原一役,解放军歼敌七万余人。
阎锡山后来以“太原五百完人”鼓吹他们的忠烈,并屡屡喜作道德说教。但他自己却屡败屡逃,在台湾安度余生,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厚颜强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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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2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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