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于上海战役之后,各部均转入休整状态。毛泽东对美国干涉、协助国民党军队袭击解放区后方的可能性,心存顾虑,保持警惕。早在平津战役之后,毛泽东就指示华北军区:“(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1]因此,一直在沿海地区布有重兵。渡江之后,毛泽东以第二野战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停留在浙赣线上,5月23日,毛泽东规定二野的任务说:“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2]
5月28日,毛泽东更作出具体部署如下:“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3]
当时,青岛驻军于是年2月间即有撤退的准备,但驻青岛的第十一绥区司令刘安祺与美军驻青岛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会谈时,美方曾表示:“一、国军如不撤退,则美军决保留现状,不再作撤离之准备。二、如×来犯时,美军决不中途撤离青岛,必要时,且愿提供援助。”甚至有“如×大举来攻时,则由关岛、东京调集援军,亦甚便利”的表示[4]。但在解放军攻击上海之前,原在上海黄浦江的美国军舰已撤至公海,美国驻青岛舰队也于5月21日撤走。青岛国民党军两个军及其他人员12.2万余人也于6月2日登船撤退。解放军随即进占青岛。美军干涉的迹象很快就消退了,但应付美军可能进行干涉的部署,自然影响到解放军进军的速度。
国民党军于江防失守后,对于退却方向,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曾打算:甲、左路鄂西方面,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乙、中路粤汉线方面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击,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丙、右路江西方面,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5]。
针对何应钦的部署,毛泽东估计“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为此,于5月17日指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除留守和侧翼部队外,在中路集中主力八个军,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西路以二个军向宝庆推进,“歼击白崇禧部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6]。当时,白崇禧部是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总兵力除后来脱离指挥关系的宋希濂部外,有33万人。不过,这时候,四野主力尚未渡江。上海攻克在即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23日,对各野战军向全国的进军作出了总体的部署:以三野一部于上海战斗解决后向福建出动,以二野西进,经营川、黔、康,以四野向湖南推进,于年底占领两广,以一野进军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7]。
当时,陕西胡宗南部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春季攻势的打击下,撤退至渭河以南,太原失守后,因全盘态势不利,进一步向泾河两岸撤退,西安绥靖公署也南撤至汉中。第一野战军未待第十八、十九兵团到达,即先行发起陕中战役。战役一开始,胡宗南部即于5月17日全线西撤,解放军于18日占领咸阳,19日占领扶风,5月20日占领西安,22日占领凤翔,胡宗南部撤至秦岭以南。为了彻底歼灭胡宗南部,防止胡部向四川、云南撤退,毛泽东在上述部署中,计划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除二野进军贵州外,要求四野在消灭白崇禧部、占领广西之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8]。此外,毛泽东已部署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沿汉水西进,截敌退路,在安康一线与胡宗南部反复争夺。各野战军即按毛泽东的总体部署,分别部署进兵。
在西北战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实力尚未受到损伤。解放军占领西安等地,胡宗南部后撤,二马防区受到解放军的威胁。当时,二马于5月5日在甘青交界的享堂举行会议,议定推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联合作战。张治中留在北平后,撤退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副长官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但马步芳蓄谋取而代之,要郭率部入陕作战。广州当局为利用二马作战,即于5月18日发表由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6月中旬,二马与胡宗南合作,联合反攻西安。但三人同床异梦,难以真诚合作。青马在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下,直攻咸阳,但宁马与胡部李振兵团分别在乾县和盩厔(今周至)逗留不进。解放军以新到的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增援,6月13日一战,击溃了青马的进攻。这时,解放军增援部队源源抵达前线,胡、马各部不得不停止进攻,纷纷后撤。
鉴于国民党军已不敢积极推进,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集结有四个兵团,决心利用胡、马的矛盾,“钳马打胡”,发起扶郿(今扶风、眉县)战役。毛泽东指示对于胡宗南部“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9]。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醉生梦死。7月11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三个兵团发起攻击,胡宗南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解放军第二兵团先期秘密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从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的结合部,通过大沟悬崖,于12日拂晓出奇兵袭占罗局镇,从胡宗南部第三十八军后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前敌将领竟不相信自己已经遭到解放军的袭击,迟迟未采取应变措施。[10]胡部第十八兵团被压缩在渭河河滩绝地,不得不勉强渡河突围,除李振和第六十五军军部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被歼。7月14日,解放军占领宝鸡。是役,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共4.4万人。
胡宗南失败后,二马向陇东、平凉撤退。李宗仁、阎锡山等认为,胡宗南和马步芳不能合作,致遭失败,希望徐永昌前往指挥。但徐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说:“实则,胡、马除蒋先生(即蒋介石——引者)外,谁的指挥也不受。”[11]面对着解放军强大军力的进击,二马之间仍希望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协力抵抗。7月24日,由马步芳的参谋长刘任在静宁主持了二马两部之间的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保卫甘肃、保卫西北”的《关山会战指导复亲计划》,协同进行平凉决战。会议决定以卢忠良率陇东兵团(即宁马的宁夏兵团改称)固守陇东和平凉,以马继援指挥陇南兵团(即青马的青海兵团改称)和中央系三个军扼守天水、陇西、定西等兰州外围地区,青马主力由安口窑西移六盘山,待解放军进击平凉时,迂回至左侧进行反击。但这一部署,使宁马首当其冲,而马鸿逵所谋求的甘肃省主席一职又迟迟没有发表,对马步芳部西撤存有疑虑。解放军采取了“钳胡打马”的部署,集中兵力,求歼二马。当解放军于7月24日向平凉进击时,马鸿逵电令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青马兵力暴露,也不得不向静宁撤退。解放军即分兵三路,进军陇东追击,将二马分割,至8月11日攻克平凉、天水等重镇,占领县城22座。青马退保兰州,宁马退守宁夏。[12]
8月14日,李宗仁在广州召集西北联防军事会议,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等出席,计划在兰州决战,以青马在兰州牵制解放军主力,马鸿逵部转用于兰州,胡宗南部出陇南,围击解放军,并出动空军支援,且要徐永昌前往指挥。翌日,胡宗南见徐永昌,指责昨日会议“大家说官话”,并断定“马步芳决不打,必后撤青海,保存实力”[13]。至21日,即成立国防部长西北边区指挥所,由徐永昌任指挥。
解放军于8月9日分三路向兰州进军,首先歼击青马。至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兰州,第一兵团兵逼临夏。胡宗南、马鸿逵对马步芳不信任,没有出兵支援。攻击兰州部队担心敌人撤逃,丧失战机,21日即发起攻击,遭到兰州守军的坚强抵抗,伤亡严重。于是,解放军调整部署,准备攻坚,并准备以第一兵团占领临夏后,加入攻击兰州的战斗,切断兰州守军西退新疆的道路。24日,马步芳要求马鸿逵速出靖远,胡宗南急攻天水。但宁马和胡部遭到解放军阻击后即分别停止于海原以北、宝鸡虢镇以南,屯兵不进。25日,解放军攻兰部队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兰州外围主要阵地。在兰州指挥的马继援丧失了坚守兰州的信心,是日晚,部署经黄河铁桥全线北撤。但解放军很快发现了敌军的撤退行动,马上组织追击,以火力封锁黄河铁桥。26日占领兰州。马继援率残部向永登、西宁逃跑。27日,马步芳因主力被歼,即飞离西宁,逃往重庆,31日马继援也飞逃香港。是役,解放军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攻占秦岭,打开了通往汉中的门户。
兰州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残部已丧失战斗力,分别向西宁和河西走廊溃逃。解放军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于9月5日占领西宁,然后以第二军冒着风雪严寒,翻越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出奇兵于9月19日占领张掖,第二兵团于9月4日分兵两路,向河西走廊挺进,至21日在张掖与第一兵团会师,然后继续西进。9月24日,国民党军三万多人在酒泉起义,27日,解放军进驻酒泉。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于9月2日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宁夏兵团在马敦静指挥下,设置了三道防线,进行抵抗。
早在发起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于8月6日就指示彭德怀,对于西北地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主要是利用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利用傅作义解决绥远和宁夏问题[14]。毛泽东原拟利用傅作义和马鸿逵的把兄弟关系,解决宁夏问题,但事实上马鸿逵正部署抵抗,和平解决比较困难,而且,马部在陕北杀人甚多。因此,毛泽东于9月4日又指示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但“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15]。马鸿宾在宁夏受到马鸿逵的排挤,他拥有一个军的实力,曾亲自到包头与傅作义联络,谋求和平改编。
解放军首先突破靖远、同心防线,进击中宁,守敌贺兰军逃跑。马鸿宾之子马惇靖所率第八十一军于9月19日起义。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在金积、灵武一线继续部署抵抗,但20日,马敦静即搭乘前来督促抵抗的徐永昌的飞机前往重庆。所部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联名通电向解放军求和。但所部仍在抵抗,解放军即进击吴忠堡,于21日攻克。金积、灵武守敌溃散。22日,马鸿宾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名义,召开军政会议,派出代表到中宁,于23日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签订《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同日,银川守军溃散抢劫,马鸿宾从银川向解放军告急。解放军即星夜进驻银川,上述协议也已无法执行。
绥远问题在北平和平谈判时,本有同时解决的拟议,北平问题解决后,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即于1月22日飞到北平与傅作义面谈。此后,傅作义有以“易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要求,毛泽东原则上同意暂时保存绥远军队,原封不动,过相当时间之后,再去改编,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绥远方式。傅作义在北平西郊总部附近,留有一条长仅500米的跑道,1月30日,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夕,他派出一架飞机到绥远,临行约定,他何时有电,这架飞机即飞北平,在这条跑道上降落。3月初,这架飞机因需修理,飞到南京。23日,傅作义发电调这架飞机24日到绥远,25日到北平,接他到绥远。这时,正好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到北平,原定着陆场附近解放军增多,已无法降落。傅作义出走的企图不久也被中共中央所发现,空中渠道被截断了[16]。4月1日,傅作义正式发表了接受北平和平的通电。
绥远问题从3月23日开始,由傅作义派周北峰、阎又文和解放军方面的李井泉、潘纪文在北平开始第一次谈判,到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同日生效。根据“暂维现状,以便改造思想准备将来作进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就“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界内“由董其武将军管辖”。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协议,但表示:“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17]7月8日,董其武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了协议内容,并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一直在对绥远进行威胁、拉拢和分化的工作,要求董其武率部西撤,并断绝了对绥远的经费接济。8月1日,徐永昌到达陕坝,董其武等前往周旋。徐劝董其武率部西撤,助二马作战。他估计傅作义指示董其武退河西,力言“万不可退至河西,河西死地也,不足有为”。“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18]。徐永昌回去后,广州方面补发了绥远的军饷。但董其武已决心走和平道路。当时,毛泽东于8月6日电告彭德怀说:“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19]
8月24日晚,傅作义、邓宝珊等携带大批现金由北平乘火车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推进绥远起义。人或疑这样将“放虎归山”。当时,毛泽东对傅作义已极其信任[20],据董其武回忆说:“毛主席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21]9月10日,傅作义和董其武一起进驻包头,以自己的威信,说服所部,筹备起义事宜。
傅作义到绥远后,李宗仁、阎锡山等力谋争取傅作义率部归来,派徐永昌前往包头会晤傅作义。徐到重庆后,蒋介石也写了亲笔信给傅作义,交徐永昌带往。但蒋“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徐也同感,且对前往并不积极[22]。因为天气的原因,徐永昌迟至9月16日从重庆飞宁夏,17日到包头,与傅作义长谈。但傅作义最终拒绝了徐永昌希望他率部西撤的要求。19日,徐即飞回宁夏,转飞重庆。是日下午,董其武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经过傅作义的说服,一直犹豫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也在通电上签了名。傅作义完成了组织绥远起义的任务,当天即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到达酒泉后,开通了进军新疆的道路,新疆和平解放的形势也趋于成熟。当时,受周恩来的委托,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于北平和谈破裂后,从南京返回新疆,策动新疆起义。中共中央致力于与新疆维吾尔族的合作,来迫使国民党新疆当局就范[23]。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作联络员,率四人小组带上电台,于8月15日由苏联抵达伊犁,与新疆三区人民革命和民族军建立联系。8月18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出五位代表前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后来阿哈买提江等五人在前往北平途中,因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而牺牲[24]。
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于新疆问题一直流于清谈,8月19日行政院会议上,仍在讨论新疆撤兵问题。但实际上撤兵十分困难,同时担心撤兵后中国会失去对新疆的主权,所以未能采取行动。
在解放军攻克兰州顺利挺进河西走廊期间,陶峙岳等新疆军政人士于8月底举行正式会议,讨论继续支持蒋介石还是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问题。会上除青海马步芳系统的马呈样“对此问题没有表示正面意见而要把他的力量退回青、宁外,其他的人都一致同意实现局部和平”。他们通过苏联在迪化的代表,来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25]。
当时,新疆和北平方面的通讯比较困难。张治中自5月以后,和新疆未能建立联系。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要他给新疆方面发电报,动员起义,由在伊犁的邓力群的电台转交迪化。9月10日,张治中给西北军政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26]。9月11日,又就新疆准备起义的具体问题,致电陶峙岳,详细磋商。9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邓力群前往迪化:“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27]邓力群即于9月15日到达迪化进行联络。陶峙岳、包尔汉当即于9月17日复电张治中,说明新疆和平转变问题已经安排妥当,并已“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毛泽东——引者)”[28]。
在此期间,陶峙岳一方面派驻酒泉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司令曾震五到兰州与彭德怀会晤,一方面耐心地做反对和平转变的将领的工作。最后,胡宗南系统的将领叶成、罗恕人,马步芳系统的将领马呈样,均同意放弃部队离开新疆出走。
9月24日,曾震五等在酒泉,以陶峙岳领衔,率部通电起义。25日,罗恕人、马呈样等离开迪化,不久,叶成也追上他们一起离开新疆。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领衔,各师旅长签名发布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29]但此电以早一天,即25日的名义发表[30]。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领衔通电起义。10月5日,彭德怀在酒泉与陶峙岳会晤,并进行了会谈。10月10日,解放军先遣支队从玉门起程,10月20日进抵迪化。
5月28日,毛泽东更作出具体部署如下:“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3]
当时,青岛驻军于是年2月间即有撤退的准备,但驻青岛的第十一绥区司令刘安祺与美军驻青岛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会谈时,美方曾表示:“一、国军如不撤退,则美军决保留现状,不再作撤离之准备。二、如×来犯时,美军决不中途撤离青岛,必要时,且愿提供援助。”甚至有“如×大举来攻时,则由关岛、东京调集援军,亦甚便利”的表示[4]。但在解放军攻击上海之前,原在上海黄浦江的美国军舰已撤至公海,美国驻青岛舰队也于5月21日撤走。青岛国民党军两个军及其他人员12.2万余人也于6月2日登船撤退。解放军随即进占青岛。美军干涉的迹象很快就消退了,但应付美军可能进行干涉的部署,自然影响到解放军进军的速度。
国民党军于江防失守后,对于退却方向,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曾打算:甲、左路鄂西方面,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乙、中路粤汉线方面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击,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丙、右路江西方面,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5]。
针对何应钦的部署,毛泽东估计“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为此,于5月17日指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除留守和侧翼部队外,在中路集中主力八个军,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西路以二个军向宝庆推进,“歼击白崇禧部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6]。当时,白崇禧部是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总兵力除后来脱离指挥关系的宋希濂部外,有33万人。不过,这时候,四野主力尚未渡江。上海攻克在即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23日,对各野战军向全国的进军作出了总体的部署:以三野一部于上海战斗解决后向福建出动,以二野西进,经营川、黔、康,以四野向湖南推进,于年底占领两广,以一野进军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7]。
当时,陕西胡宗南部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春季攻势的打击下,撤退至渭河以南,太原失守后,因全盘态势不利,进一步向泾河两岸撤退,西安绥靖公署也南撤至汉中。第一野战军未待第十八、十九兵团到达,即先行发起陕中战役。战役一开始,胡宗南部即于5月17日全线西撤,解放军于18日占领咸阳,19日占领扶风,5月20日占领西安,22日占领凤翔,胡宗南部撤至秦岭以南。为了彻底歼灭胡宗南部,防止胡部向四川、云南撤退,毛泽东在上述部署中,计划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除二野进军贵州外,要求四野在消灭白崇禧部、占领广西之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8]。此外,毛泽东已部署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沿汉水西进,截敌退路,在安康一线与胡宗南部反复争夺。各野战军即按毛泽东的总体部署,分别部署进兵。
在西北战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实力尚未受到损伤。解放军占领西安等地,胡宗南部后撤,二马防区受到解放军的威胁。当时,二马于5月5日在甘青交界的享堂举行会议,议定推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联合作战。张治中留在北平后,撤退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副长官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但马步芳蓄谋取而代之,要郭率部入陕作战。广州当局为利用二马作战,即于5月18日发表由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6月中旬,二马与胡宗南合作,联合反攻西安。但三人同床异梦,难以真诚合作。青马在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下,直攻咸阳,但宁马与胡部李振兵团分别在乾县和盩厔(今周至)逗留不进。解放军以新到的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增援,6月13日一战,击溃了青马的进攻。这时,解放军增援部队源源抵达前线,胡、马各部不得不停止进攻,纷纷后撤。
鉴于国民党军已不敢积极推进,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集结有四个兵团,决心利用胡、马的矛盾,“钳马打胡”,发起扶郿(今扶风、眉县)战役。毛泽东指示对于胡宗南部“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9]。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醉生梦死。7月11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三个兵团发起攻击,胡宗南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解放军第二兵团先期秘密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从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的结合部,通过大沟悬崖,于12日拂晓出奇兵袭占罗局镇,从胡宗南部第三十八军后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前敌将领竟不相信自己已经遭到解放军的袭击,迟迟未采取应变措施。[10]胡部第十八兵团被压缩在渭河河滩绝地,不得不勉强渡河突围,除李振和第六十五军军部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被歼。7月14日,解放军占领宝鸡。是役,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共4.4万人。
胡宗南失败后,二马向陇东、平凉撤退。李宗仁、阎锡山等认为,胡宗南和马步芳不能合作,致遭失败,希望徐永昌前往指挥。但徐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说:“实则,胡、马除蒋先生(即蒋介石——引者)外,谁的指挥也不受。”[11]面对着解放军强大军力的进击,二马之间仍希望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协力抵抗。7月24日,由马步芳的参谋长刘任在静宁主持了二马两部之间的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保卫甘肃、保卫西北”的《关山会战指导复亲计划》,协同进行平凉决战。会议决定以卢忠良率陇东兵团(即宁马的宁夏兵团改称)固守陇东和平凉,以马继援指挥陇南兵团(即青马的青海兵团改称)和中央系三个军扼守天水、陇西、定西等兰州外围地区,青马主力由安口窑西移六盘山,待解放军进击平凉时,迂回至左侧进行反击。但这一部署,使宁马首当其冲,而马鸿逵所谋求的甘肃省主席一职又迟迟没有发表,对马步芳部西撤存有疑虑。解放军采取了“钳胡打马”的部署,集中兵力,求歼二马。当解放军于7月24日向平凉进击时,马鸿逵电令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青马兵力暴露,也不得不向静宁撤退。解放军即分兵三路,进军陇东追击,将二马分割,至8月11日攻克平凉、天水等重镇,占领县城22座。青马退保兰州,宁马退守宁夏。[12]
8月14日,李宗仁在广州召集西北联防军事会议,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等出席,计划在兰州决战,以青马在兰州牵制解放军主力,马鸿逵部转用于兰州,胡宗南部出陇南,围击解放军,并出动空军支援,且要徐永昌前往指挥。翌日,胡宗南见徐永昌,指责昨日会议“大家说官话”,并断定“马步芳决不打,必后撤青海,保存实力”[13]。至21日,即成立国防部长西北边区指挥所,由徐永昌任指挥。
解放军于8月9日分三路向兰州进军,首先歼击青马。至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兰州,第一兵团兵逼临夏。胡宗南、马鸿逵对马步芳不信任,没有出兵支援。攻击兰州部队担心敌人撤逃,丧失战机,21日即发起攻击,遭到兰州守军的坚强抵抗,伤亡严重。于是,解放军调整部署,准备攻坚,并准备以第一兵团占领临夏后,加入攻击兰州的战斗,切断兰州守军西退新疆的道路。24日,马步芳要求马鸿逵速出靖远,胡宗南急攻天水。但宁马和胡部遭到解放军阻击后即分别停止于海原以北、宝鸡虢镇以南,屯兵不进。25日,解放军攻兰部队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兰州外围主要阵地。在兰州指挥的马继援丧失了坚守兰州的信心,是日晚,部署经黄河铁桥全线北撤。但解放军很快发现了敌军的撤退行动,马上组织追击,以火力封锁黄河铁桥。26日占领兰州。马继援率残部向永登、西宁逃跑。27日,马步芳因主力被歼,即飞离西宁,逃往重庆,31日马继援也飞逃香港。是役,解放军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攻占秦岭,打开了通往汉中的门户。
兰州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残部已丧失战斗力,分别向西宁和河西走廊溃逃。解放军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于9月5日占领西宁,然后以第二军冒着风雪严寒,翻越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出奇兵于9月19日占领张掖,第二兵团于9月4日分兵两路,向河西走廊挺进,至21日在张掖与第一兵团会师,然后继续西进。9月24日,国民党军三万多人在酒泉起义,27日,解放军进驻酒泉。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于9月2日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宁夏兵团在马敦静指挥下,设置了三道防线,进行抵抗。
早在发起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于8月6日就指示彭德怀,对于西北地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主要是利用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利用傅作义解决绥远和宁夏问题[14]。毛泽东原拟利用傅作义和马鸿逵的把兄弟关系,解决宁夏问题,但事实上马鸿逵正部署抵抗,和平解决比较困难,而且,马部在陕北杀人甚多。因此,毛泽东于9月4日又指示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但“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15]。马鸿宾在宁夏受到马鸿逵的排挤,他拥有一个军的实力,曾亲自到包头与傅作义联络,谋求和平改编。
解放军首先突破靖远、同心防线,进击中宁,守敌贺兰军逃跑。马鸿宾之子马惇靖所率第八十一军于9月19日起义。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在金积、灵武一线继续部署抵抗,但20日,马敦静即搭乘前来督促抵抗的徐永昌的飞机前往重庆。所部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联名通电向解放军求和。但所部仍在抵抗,解放军即进击吴忠堡,于21日攻克。金积、灵武守敌溃散。22日,马鸿宾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名义,召开军政会议,派出代表到中宁,于23日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签订《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同日,银川守军溃散抢劫,马鸿宾从银川向解放军告急。解放军即星夜进驻银川,上述协议也已无法执行。
绥远问题在北平和平谈判时,本有同时解决的拟议,北平问题解决后,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即于1月22日飞到北平与傅作义面谈。此后,傅作义有以“易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要求,毛泽东原则上同意暂时保存绥远军队,原封不动,过相当时间之后,再去改编,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绥远方式。傅作义在北平西郊总部附近,留有一条长仅500米的跑道,1月30日,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夕,他派出一架飞机到绥远,临行约定,他何时有电,这架飞机即飞北平,在这条跑道上降落。3月初,这架飞机因需修理,飞到南京。23日,傅作义发电调这架飞机24日到绥远,25日到北平,接他到绥远。这时,正好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到北平,原定着陆场附近解放军增多,已无法降落。傅作义出走的企图不久也被中共中央所发现,空中渠道被截断了[16]。4月1日,傅作义正式发表了接受北平和平的通电。
绥远问题从3月23日开始,由傅作义派周北峰、阎又文和解放军方面的李井泉、潘纪文在北平开始第一次谈判,到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同日生效。根据“暂维现状,以便改造思想准备将来作进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就“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界内“由董其武将军管辖”。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协议,但表示:“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17]7月8日,董其武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了协议内容,并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一直在对绥远进行威胁、拉拢和分化的工作,要求董其武率部西撤,并断绝了对绥远的经费接济。8月1日,徐永昌到达陕坝,董其武等前往周旋。徐劝董其武率部西撤,助二马作战。他估计傅作义指示董其武退河西,力言“万不可退至河西,河西死地也,不足有为”。“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18]。徐永昌回去后,广州方面补发了绥远的军饷。但董其武已决心走和平道路。当时,毛泽东于8月6日电告彭德怀说:“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19]
8月24日晚,傅作义、邓宝珊等携带大批现金由北平乘火车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推进绥远起义。人或疑这样将“放虎归山”。当时,毛泽东对傅作义已极其信任[20],据董其武回忆说:“毛主席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21]9月10日,傅作义和董其武一起进驻包头,以自己的威信,说服所部,筹备起义事宜。
傅作义到绥远后,李宗仁、阎锡山等力谋争取傅作义率部归来,派徐永昌前往包头会晤傅作义。徐到重庆后,蒋介石也写了亲笔信给傅作义,交徐永昌带往。但蒋“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徐也同感,且对前往并不积极[22]。因为天气的原因,徐永昌迟至9月16日从重庆飞宁夏,17日到包头,与傅作义长谈。但傅作义最终拒绝了徐永昌希望他率部西撤的要求。19日,徐即飞回宁夏,转飞重庆。是日下午,董其武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经过傅作义的说服,一直犹豫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也在通电上签了名。傅作义完成了组织绥远起义的任务,当天即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到达酒泉后,开通了进军新疆的道路,新疆和平解放的形势也趋于成熟。当时,受周恩来的委托,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于北平和谈破裂后,从南京返回新疆,策动新疆起义。中共中央致力于与新疆维吾尔族的合作,来迫使国民党新疆当局就范[23]。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作联络员,率四人小组带上电台,于8月15日由苏联抵达伊犁,与新疆三区人民革命和民族军建立联系。8月18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出五位代表前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后来阿哈买提江等五人在前往北平途中,因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而牺牲[24]。
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于新疆问题一直流于清谈,8月19日行政院会议上,仍在讨论新疆撤兵问题。但实际上撤兵十分困难,同时担心撤兵后中国会失去对新疆的主权,所以未能采取行动。
在解放军攻克兰州顺利挺进河西走廊期间,陶峙岳等新疆军政人士于8月底举行正式会议,讨论继续支持蒋介石还是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问题。会上除青海马步芳系统的马呈样“对此问题没有表示正面意见而要把他的力量退回青、宁外,其他的人都一致同意实现局部和平”。他们通过苏联在迪化的代表,来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25]。
当时,新疆和北平方面的通讯比较困难。张治中自5月以后,和新疆未能建立联系。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要他给新疆方面发电报,动员起义,由在伊犁的邓力群的电台转交迪化。9月10日,张治中给西北军政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26]。9月11日,又就新疆准备起义的具体问题,致电陶峙岳,详细磋商。9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邓力群前往迪化:“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27]邓力群即于9月15日到达迪化进行联络。陶峙岳、包尔汉当即于9月17日复电张治中,说明新疆和平转变问题已经安排妥当,并已“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毛泽东——引者)”[28]。
在此期间,陶峙岳一方面派驻酒泉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司令曾震五到兰州与彭德怀会晤,一方面耐心地做反对和平转变的将领的工作。最后,胡宗南系统的将领叶成、罗恕人,马步芳系统的将领马呈样,均同意放弃部队离开新疆出走。
9月24日,曾震五等在酒泉,以陶峙岳领衔,率部通电起义。25日,罗恕人、马呈样等离开迪化,不久,叶成也追上他们一起离开新疆。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领衔,各师旅长签名发布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29]但此电以早一天,即25日的名义发表[30]。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领衔通电起义。10月5日,彭德怀在酒泉与陶峙岳会晤,并进行了会谈。10月10日,解放军先遣支队从玉门起程,10月20日进抵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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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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