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第五项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是年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批民主人士开始进入解放区,酝酿成立新政协。
        辽沈战役胜利之后,新政协成立的条件趋于成熟。1948年11月25日,在哈尔滨,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为代表,同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几次商谈,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商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计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其任务为:“(1)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2)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3)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新政协召开的时间订在1949年,具体日期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协议商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1]。筹备会原定在哈尔滨召开,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平津地区,许多民主人士直接去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北平和平解放后,进入东北的民主人士也转赴北平。
        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他预计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2]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就在北平展开。
        不久,南京、杭州、上海于四五月间先后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就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6月11日,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新政协筹备问题的第一次预备会,毛泽东、周恩来及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仅救国会代表缺),大体议定了新政协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会议分组,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筹备会常务委员人选及日程,等等^[3]。正式开始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在举行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了议事日程等案之后,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式,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名代表,会议主席周恩来宣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他满怀胜利豪情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4]筹备会推选了常务委员,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就有关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分组,并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讨论,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会后,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六个小组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周恩来兼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组长,并亲自执笔起草。
        毛泽东在面临着胜利的时刻,对新中国的政治路线问题非常重视,对中间路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正在起草共同纲领期间,他于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他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他阐述了近代中国走过的道路,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因此,毛泽东郑重表明了“一边倒”的路线:“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5]这篇文章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当时,在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传话的陈铭枢,于7月10日,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司徒解释说:“‘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有依赖别人的意思。”^[6]陈铭枢本人在上海解放以后,写作并印刷了《论国共再合作》一文,他认为:“现在革命的领导,虽然是工农阶级,革命的先锋虽然是共产党”,“但是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7]显然,他当时对人民民主专政还不理解。不过,这本小册子在朋友的劝告下,没有散发。他给司徒的备忘录,则是他到北平和毛泽东、周恩来长谈之后的体会。
        确实,美国方面正在中国活动形成“第三种力量”。据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资料,1949年6月间,司徒雷登就授意他在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中国朋友:“深入到新的国家机关里面,然后据有巩固的地位,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影响中共的政策,使他对于美国不那么危险,而共产党人本身也变得温和起来。”1949年11月17日,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同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通报说:“目前,美国的情报中心,已从驻华的美国大使馆转移到了香港,美国人在那里成立了专门的‘远东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研究委员会’在自己的骨干面前,以及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特务面前,提出的首要任务,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美国特务的主要干部,来源于在美国、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华侨,以及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潜在的基础,美国人在那里能够招募到自己的特务,同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主党派的右翼活动家,例如,罗隆基、张东荪和其他人,也在被关注。”^[8]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毛泽东针对白皮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白皮书中宣扬的民主个人主义。他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要求先进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9]。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作了一系列的阐述,已经不容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8月13日,黄绍竑等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10]对于这个声明,上海《大公报》上于8月17日发表短评:《拿出行动来》,认为他们虽有进步,但思想尚有问题:“他们是准备与共产党‘彻底合作’的,不是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直到9月2日,《人民日报》上才发表消息表示欢迎。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孙文主义同盟等小党派组织,前来联系参加新政协的问题。当时,民社党革新派已同张君劢一派分裂,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孙文主义同盟成员,曾在南京、镇江、荻港、江阴等地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其成员朱大同、张达生、陶鸿钊、中委陈惕庐等,在上海被汤恩伯捕杀。6月初,孙盟骨干又被逃往广州的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并由法院依法办理^[11]。对于他们的要求,新政协筹备会方面,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报告说:“关于民社党革新派的问题,根据第一次预备会议的意见,我曾和汪世铭谈过话,当面指出,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能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五一’口号时,还是动摇的,故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其一二人参加。谈过不久,忽然发现了民社党革新派的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反动,我曾质问汪世铭,汪表示确实不知此事,并也认为措词偏激,足为解决问题的阻碍,他曾去信上海查究。我向他指出告同胞书不但是反动的内容,而且是反动的行动,如他愿意时,希望能公开驳斥,他又来信说有同感,且已反驳,但驳的地方甚少。他的来信现都存在,将来当印出来,分发各位。对于此事,汪世铭曾写信给沙彦楷,沙已有复信,说他当时卧病不知道,事后已处置并开除数人。北平市公安局举行反动党团登记时,曾要汪世铭登记,他请求免予登记,我曾告汪:告同胞书确是反动的,不过汪既称不知道,又愿公开驳斥,则可由汪向公安局声明其已解散,即不必登记。从这些事来看,作为一个党派,太不像样了。至于汪世铭个人尚老实,所以名单上已经列了名,是否应该请他参加,请各位考虑。其次,关于孙文主义同盟,许闻天已经统战部同意邀来北平,我曾和他谈过话,许说明他们的反蒋斗争和转变,而且是牺牲了不少人。孙盟中如陈惕庐今天是被反革命杀了,过去也确是有罪的叛徒;又如刘不同,直到1948年下半年,还在南京写文章,一方面骂蒋介石,一方面骂中共和毛主席。作为团体来说,我曾劝其结束,并个别加入民革。至于许闻天本人,还有侯雨民或邓昊明则可以考虑。”^[12]这两个组织及另一些分子复杂的小组织先后解散。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共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书记、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周恩来对于新政协的组织问题多次作了阐述。6月22日,他在党组会上作了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指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前进^[13]。
        为了筹备新中国的成立,刘少奇于6月21日从北平起程,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中共代表团就建国的方针政策向斯大林作了书面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上作了批语,肯定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其中就国家性质阐明说:“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对!)在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五——一九○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对!)这是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以及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对!)”^[14]
        7月5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并于7月7日发表,宣言指出:“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宣言强调指出:“当我们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力量认为必须引起全世界注意:为了最后实现抗日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致要求迅速签订对日和约;我们一致主张在准备对日和约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照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的程序,并且必须由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派遣中国的全权代表。”^[15]
        8月26日、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周恩来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6]。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指出,只有“愿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才能代表人民。所以,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根据,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方面。他强调指出,人民政协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它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集中表现。在未能实现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17]。
        9月17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为政协会议作好了一系列准备,这次会上,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9月20日,最后确定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五大类,共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共计代表662人。至此,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政治、法律、体制建设和政府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筹备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