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弱点。这些弱点是:资力薄弱、规模较小以及技术落后等等。造成这些弱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因而同它们有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同它们存在着不少的联系,对它们有依赖性。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地、充分地得到发展,它的发展始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它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样,就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首先,民族工业在资本力量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数量不大,总额不过二三亿美元。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投资数量大为增加。1902年外国在华投资额增加到十五亿美元,1914年更增加为二十二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九倍[1]。
帝国主义在华所设厂矿,一般规模较大,资力雄厚,而华人厂矿则一般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如1895年—1911年间,外资在华设厂共一百二十家,资本总额为九千八百二十三万三千元,同期华厂共设四百九十一家,资本总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华厂虽然设立数目较多,但每家资本额却很小。外厂平均每家资本额为八十一万八千元;而华厂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二十二万一千元。(以上华厂乃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在内,如单以商办企业计算,则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十九万四千元,且资本在一万元以下者未计在内。)[2]1895年—1911年间,华资厂矿中,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金属加工工厂共十三家,资本总额为二百七十八万七千元;而同期,外国一家机器厂——耶松船厂,其资本额即为五百五十七万两。中国两家最大的机器厂是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和汉口扬子机器厂,这两个厂的资本额共为八十五万两,仅为耶松厂资本额的七分之一[3]。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本力量上与外资企业相比,相差如此悬殊,自然很难与它们竞争,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压力。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的压力。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侵夺中国市场,主要是通过本国的商品输出进行的。甲午战争后,外资在华设厂增加,民族资本企业在商品市场上所受的压力,除了外国输进的商品外,还有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因此所受的压力就更大。以棉纱市场为例,1891年—1893年间,洋纱输入量为七十多万公担,到1909年—1911年间,增加为一百三十二万公担[4]。大量的进口洋纱再加上外国在华纱厂所生产的棉纱,于是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洋纱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地位。如1903年,外国棉纱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为88.69%,而中国棉纱只占11.31%[5]。
从市场价格上看民族工业产品也处于劣势地位。再以棉纱为例,1904年上海市场上,华纱与印纱(印度棉纱)相比较,华纱(十四支)每包价规银九十二两四钱,印纱(十六支)每包只规银八十八两。十四支纱在制造成本上本来应低于十六支纱二两,现在却比十六支纱的价格高四两四钱[6]。在这种情况下,华纱自然难以与洋纱相竞争。
此外,在金融方面,中国民族工业的流动资金,主要靠钱庄、银号或外国银行的贷款来周转。而中国的钱庄、银号,其资金又大多来自外国银行的拆款,因此,外国银行一旦压缩金融,便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业。所以中国民族工业往往要受外国银行的控制。
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工业难以抗衡,因此,不少企业由于竞争不过而倒闭。如卷烟业,英美烟公司自1900年在中国各地普遍设立销售机构以来,销烟数量大量增加,华商烟厂无法与之竞争,“计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华商制烟公司大小约有三十余家,现在(1909年)能幸存者寥寥无几……均断送于此英美公司”[7]。又如火柴业,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各地陆续兴办了一些半机械化的工厂,但在日本火柴的倾销下,沿海各埠的火柴厂多因竞争不过,被迫倒闭[8]。此外,棉纺织业、缫丝业、水泥业以及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也是同样情况,不少华资企业都被外资企业所吞并[9]。
华商使用机器的工厂尚且不能与外资厂商相抗衡,至于一些小手工场,自然更经不住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打击。如扬州地方,在1905年全国抵制美货高潮中,机器手工织布厂纷纷建立,1906年已有四十多处。1907年抵制美货高潮过去,这些工厂大多不能支持,剩下的只有十四、五家,其余一概停工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机器手工毛巾厂增设不少,但都不能与外资匹敌。如广东三水,1910年,在“西南市镇又增开织造毛巾工厂二间,但因外洋棉纺价格昂贵,该厂所出之货,究不足与日本运赴中国毛巾销路相敌,盖彼货取值更廉也”[10]。
由上可见,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只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受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虽然也颁布过一些“鼓励”发展工业的所谓奖励条例,但实际上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压迫和束缚并没有放松。这表现在: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封建性高额借贷利率的长期存在;清政府和清朝封建大官僚对发展工矿业的垄断,以及他们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公开掠夺等方面。
在苛捐杂税中为害最大的是厘金。厘金本来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捐税之一。太平天国失败后,厘金制度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清政府举办洋务、偿付外债而不断增加。因此自同治以后,“卡若栉比……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罚”[11]。后来虽然不断有人主张裁撤,但事实上已不可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困难,已陷于不能维持的地步,当然更不能裁撤了。
厘金的税率原为1%,但实际上许多地区都高达5%—10%。许多省份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即每经一卡须完纳厘金一次。在江西,除正式厘金外,还有“补抽”。“如由赣州府运货至江省(南昌),须经十卡,应完二十九分有奇”。即税率高达29%以上。且计货时往往加多计算,“故定章名为取十,其实乃取三十、四十”。“又况查验不时,羁滞留难,无卡无之”[12]。
由于厘金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一般资产阶级都对厘金深恶痛绝。1906年张謇为此曾致书张之洞说:“士大夫习闻人言厘捐病民也,时而相语,亦曰厘捐病民也,而不若民之病于厘捐者怨毒之深也。故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13]
厘金如此之重,对民族工业是个很大的负担,如中国纱厂到内地收购棉花,有人估计需要缴纳大约相当于棉花价格的5%—20%的厘金[14]。而外商企业在华销售货物则不纳厘金。这样,民族工业产品的成本自然要比洋货为高。又如“洋煤……进中国口岸,每吨止完税五分……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完纳……所以缴费多而价值贵,不及洋产之廉也”[15]。
外国在华所设厂矿不纳厘金,只纳关税一项,而华商则负担重重,因此许多华商纷纷要求清政府对华商与洋商一律对待,取消厘金等苛捐杂税。后来也确实曾有过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对华商机制货物出厂时也只完一次正税(即值百抽五的关税),运往外地,概免重征。但这种规定并未通行,各省地方政府仍然照旧征收厘金。
中国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关系并没有消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16]。
在封建剥削关系大量存在的基础上,高利贷资本非常活跃,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当时土地、典当业、商业和高利贷是社会上流动资本的主要投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业中提供的利润不能超过(或者至少相等于)地租或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收入,要使社会上的资本投向工业是很困难的。
据上海等二十三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10年银行放款的年利率平均大约在12.5%—14.8%之间,见下表[17]:
中国城市中放款利率之高,确实惊人。1910年,有的城市年利率竟高达36%。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利率一般只在3%—4%之间。两相比较,更加证明中国经济的封建落后性。
中国金融市场上,放款利率如此之高,以及各城市间的放款利率相差又如此之大,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是不存在的,产业资本在资本市场上没有取得独立的优势地位,而商业高利贷资本却在统治着利息水平。
在这样落后的金融市场上,工业资金的筹措十分困难。工业资金短缺,自然会影响到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此外,民族工业还受到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公开掠夺。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清政府历来对民间发展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甲午战争后,在举国上下要求设厂自救的浪潮中,清政府被迫允许民间可以设厂制造,但仍然采用各种手段来打击民族资本的发展。其手段之一就是对商办的一些获利较大的厂矿任意收归官办。如1905年直隶省永平府卢龙县城东有一山,名骆驼营,“金矿大发,经本山地主用土法开挖”,地方官即往查封,改为官办[18]。同年,广东曲江东硬岭地方煤矿向产煤斤,“曾由冯姓等集股采取,获利甚厚,旋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19]。又如湖南湘乡乌云山“产煤极旺,向由民间自行开采,窿口数十,历办无异”。湖南南路矿务公司,看到利润丰厚,“亦于其间另开一窿”,后来就禁止其他各矿开采[20]。
以上事例说明,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何等的困难。
总之,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一些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却又使它的发展遇到极大的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矛盾,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初步发展过程中,除了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的一方面之外,还和它们存在着不少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对它们,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方面。
首先是在资金上依赖于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都是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借款。如1900年武昌织布局,“因经费支绌,工作久停,现向某国借得洋款若干,足资周转”[21]。又1901年汉口纺纱厂,“创设以来,因销路欠佳,积亏甚巨。现……向某洋商筹借银四十万两,以资周转”[22]。张謇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912年也曾向日本大仑洋行借款二十万两。又1911年创办的上海闸北水电公司,“民国元年(1912年),将全部厂房机器,向日商大仑抵押四十万元,以备扩充业务”[23]。1907年广州电灯公司筹建以来,“未能成功,征集的资本太小了……听说公司已经在私下清理,并且在求助于日本的资本来加以复兴”[24]。
以上只是略举几例,便足以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金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机器设备和技术方面也要依赖帝国主义。中国原来根本没有新式工业,自然也就没有“工业之母”的机器制造业。中国新式工业建立后,始终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更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新式工业,只是一些轻工业,机器设备等基本上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甲午战争后,虽然也有少数机器工厂设立,但那只是一些机器零件的修配厂,称不上真正的机器制造厂。中国许多工厂在购买机器设备时,往往都是一面购买“洋机”,一面雇用随机的“洋匠”。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与封建势力之间也存在不少的联系。中国民族工业产生时,投资者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这些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海织布局最初的六个投资人的情况来看,据记载说,“戴子辉(恒)太史为京口望族,其尊甫富而好善;龚君(寿图)系蔼仁(易图)廉访之介弟,亦八闽殷宦;李君(培松)久业淮鹾;蔡君(鸿仪)业宏沪甬,均当今之巨室;香山郑君陶斋(官应);上虞经君莲珊(元善)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25]。可见上海织布局乃是现任的封建官僚、官宦世家和大盐商、大买办的结合体。
封建官僚创办新式企业,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他们或者是当权的统治者,或者是有势力的“士绅”,不论哪一种,都与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取得一般商人所得不到的特殊权利和便利条件,如在某一地区进行垄断经营,获得减免捐税的特权以及取得某项专利等。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为例,它是山东盐运使张莲芬所创办,与封建官府关系密切,取得了该矿区周围百里之内的开采垄断权。在该公司添招新股章程中就明确写着:“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本公司矿界于光绪二十五年奏明,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斤,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26]
再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也是这样。张謇所办企业,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取得了南通地区的经营垄断权和免除捐税的特权。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时,就提出仿照李鸿章创办华盛纱厂的办法,要对通州地区的纺纱业进行垄断。他的要求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即“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27]。后来他又提出如果有人在通州新设纱厂,则必须在出厂的每包棉纱中,向大生厂交纳贴费一两(以十年为限)。这一请求也得到批准[28]。张謇取得的经营垄断权实际上并不限于通州。1904年上海棉纱业资本家朱畴拟在崇明设立大有纺织公司,清政府的商部便出来助张加以制止。后来朱畴改在海门设立裕泰纺织分厂,也因张的反对而未办成[29]。张謇实际上垄断了通州、崇明、海门一带的棉纺业经营[30]。
张謇的大生纱厂还享有免除捐税的特权。一般纱厂到外地采购棉花,远道运输,都要缴纳不少厘金,约当货价的5%—20%。至于棉纱运输外地,一律须完关税5%。大生厂则一概不负担厘金和关税。后来张謇在崇明创办大生二厂,也和大生一厂享有同样权利。
大生纱厂既进行垄断经营又享有免税的特权,自然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张謇和许鼎霖创办的耀徐玻璃厂(1907年),也取得了“在徐州境内专办十年”[31]的专利权。又如华侨商人张振勋在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也获得“专利十五年”[32]。
张謇和张振勋等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优惠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们和封建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张謇和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官僚的关系十分密切。张謇在筹办通州纱厂时,张之洞(当时任两江总督)就曾为他申请免税。张振勋原是南洋华侨商人,因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清政府特授予“太仆寺正卿侍郎衔,头品顶戴,南洋商务大臣”,他和清朝封建政府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还表现在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和封建高利贷资本的联系方面。一些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官僚、地主或士绅之类人物,他们一方面投资经营新式企业,一方面又在农村拥有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如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大官僚,1890年为上海道道台,1899年署理江苏巡抚,1903年调补浙江巡抚,1905年因浙省铜元局舞弊案被撤职。1909年春,他曾以三十二万五千两的代价,以他儿子的名义收买了华新纺织新局,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33]。而他自己却在“领垦湖田”的名义下,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领得湖南省洞庭湖旁的圩田四万多亩。圩田不能马上利用,必须整理,聂缉槼又积极筑堤、排涝,并收买邻近的刘公垸等土地,建立了种福垸。种福垸总面积有五万多亩,东滨大通湖(洞庭湖的内湖),筑堤高二十二至二十四市尺,长约十六华里。种福垸南北宽十华里。聂缉椝完成种福垸的经营,成了湖南的大地主[34]。
再如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他们的父亲做过肥城县官,在做官期间“置田二百亩”。杨宗濂做过长芦盐运史,杨宗瀚曾总办台北商务,都做过官。他们兄弟二人于1896年集股二十四万两创办业勤纱厂。然而他们又以其母亲的名义,在其父死后三十年间,置田“足成千亩”,并“庄屋一区”[35]。再如创办启新洋灰厂(官商合办,1906年)及京师自来水厂(1908年)的周学熙,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其母死后“乃就芜湖万顷圩购田二千亩为义庄”[36]。
中国民族资本和封建高利贷资本也有密切的联系。如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和茂新、福新面粉公司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经营钱庄出身的。1896年他们兄弟二人开办了广生钱庄。1900年荣氏兄弟利用从经营钱庄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一个“从事政界数十年”的老官僚合伙在无锡开办了保兴面粉厂[37]。五年后,荣氏兄弟又开始筹建其第一个纺纱厂——振兴纱厂。荣氏兄弟的资本,主要来自钱庄的积累[38]。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式工业与封建高利贷资本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有不少民族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往往主动去依赖和投靠清政府,并和它相勾结。有的资本家自己就做了清政府的大官。如上述侨商张振勋便是一例。还有些民族资本家,竟千方百计地企图弄到一个官爵头衔,用以显示自己和封建势力的紧密关系。如祝大椿就是用虚报资本的办法取得了清政府特赏四品卿衔、二品顶戴。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薄弱,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许多的联系,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并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两面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又可能随时和它们妥协。
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产生。甲午战争后又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发展起来。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为社会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遭到失败,具体原因很多,但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过于弱小,因而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则是主要的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次旨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其经济根源就是因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曾经领导了这次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人物,对待革命的态度却是不相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一部分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敢使用暴力进行反抗;对清朝封建专制政府也不敢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它;而希望清政府能进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良,以利于自己的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部分人是清末维新派和立宪派的社会基础。例如张謇就是这个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他们的企业规模较小,资力较弱,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系也较少。如辛亥革命前夕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即可以作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企业只是在帝国主义压力减少的空隙中,在人民抵制外货的斗争中,才得到一些发展。如前面讲到的,荣氏兄弟创办保兴面粉厂,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经营面粉业有利可图时,才在1902年与人合伙办起来的。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对面粉需要增加,特别是1905年因国内抵制美货,美国面粉进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办的面粉工业才得到发展。但当1908年美货又返回中国市场进行倾销时,他的面粉厂就遭到了亏损[39]。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人物,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这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矛盾,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他们还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也害怕人民,所以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很大的妥协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一般都是些小资本家。他们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革命的要求比较强烈。有的还亲身参加革命,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烈士禹之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禹之谟(1867—1907),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即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多次在长江沿岸各地从事开矿事业,但都没有成功。1900年他参加了唐才常等人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事后逃往日本学习应用化学和纺织工艺。1902年回到湖南湘潭,开了一个小小的毛巾厂,艺徒不到十人,因产品价廉物美,很受欢迎。1903年,他把工厂迁到长沙,稍加扩大,并附设工艺传习所,制造竹木家具,职工共约四十人。他虽然和职工生徒们一起昼夜辛勤劳动,但终敌不过洋货的倾销,工厂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1904年他参加了华兴会,1906年参加了同盟会,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主要是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广大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它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样,就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首先,民族工业在资本力量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数量不大,总额不过二三亿美元。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投资数量大为增加。1902年外国在华投资额增加到十五亿美元,1914年更增加为二十二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九倍[1]。
帝国主义在华所设厂矿,一般规模较大,资力雄厚,而华人厂矿则一般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如1895年—1911年间,外资在华设厂共一百二十家,资本总额为九千八百二十三万三千元,同期华厂共设四百九十一家,资本总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华厂虽然设立数目较多,但每家资本额却很小。外厂平均每家资本额为八十一万八千元;而华厂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二十二万一千元。(以上华厂乃包括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在内,如单以商办企业计算,则每家平均资本额仅为十九万四千元,且资本在一万元以下者未计在内。)[2]1895年—1911年间,华资厂矿中,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金属加工工厂共十三家,资本总额为二百七十八万七千元;而同期,外国一家机器厂——耶松船厂,其资本额即为五百五十七万两。中国两家最大的机器厂是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和汉口扬子机器厂,这两个厂的资本额共为八十五万两,仅为耶松厂资本额的七分之一[3]。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本力量上与外资企业相比,相差如此悬殊,自然很难与它们竞争,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压力。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的压力。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侵夺中国市场,主要是通过本国的商品输出进行的。甲午战争后,外资在华设厂增加,民族资本企业在商品市场上所受的压力,除了外国输进的商品外,还有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因此所受的压力就更大。以棉纱市场为例,1891年—1893年间,洋纱输入量为七十多万公担,到1909年—1911年间,增加为一百三十二万公担[4]。大量的进口洋纱再加上外国在华纱厂所生产的棉纱,于是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洋纱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地位。如1903年,外国棉纱在中国棉纱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为88.69%,而中国棉纱只占11.31%[5]。
从市场价格上看民族工业产品也处于劣势地位。再以棉纱为例,1904年上海市场上,华纱与印纱(印度棉纱)相比较,华纱(十四支)每包价规银九十二两四钱,印纱(十六支)每包只规银八十八两。十四支纱在制造成本上本来应低于十六支纱二两,现在却比十六支纱的价格高四两四钱[6]。在这种情况下,华纱自然难以与洋纱相竞争。
此外,在金融方面,中国民族工业的流动资金,主要靠钱庄、银号或外国银行的贷款来周转。而中国的钱庄、银号,其资金又大多来自外国银行的拆款,因此,外国银行一旦压缩金融,便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业。所以中国民族工业往往要受外国银行的控制。
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工业难以抗衡,因此,不少企业由于竞争不过而倒闭。如卷烟业,英美烟公司自1900年在中国各地普遍设立销售机构以来,销烟数量大量增加,华商烟厂无法与之竞争,“计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华商制烟公司大小约有三十余家,现在(1909年)能幸存者寥寥无几……均断送于此英美公司”[7]。又如火柴业,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各地陆续兴办了一些半机械化的工厂,但在日本火柴的倾销下,沿海各埠的火柴厂多因竞争不过,被迫倒闭[8]。此外,棉纺织业、缫丝业、水泥业以及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也是同样情况,不少华资企业都被外资企业所吞并[9]。
华商使用机器的工厂尚且不能与外资厂商相抗衡,至于一些小手工场,自然更经不住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打击。如扬州地方,在1905年全国抵制美货高潮中,机器手工织布厂纷纷建立,1906年已有四十多处。1907年抵制美货高潮过去,这些工厂大多不能支持,剩下的只有十四、五家,其余一概停工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机器手工毛巾厂增设不少,但都不能与外资匹敌。如广东三水,1910年,在“西南市镇又增开织造毛巾工厂二间,但因外洋棉纺价格昂贵,该厂所出之货,究不足与日本运赴中国毛巾销路相敌,盖彼货取值更廉也”[10]。
由上可见,在帝国主义强大经济压力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只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受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虽然也颁布过一些“鼓励”发展工业的所谓奖励条例,但实际上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压迫和束缚并没有放松。这表现在: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封建性高额借贷利率的长期存在;清政府和清朝封建大官僚对发展工矿业的垄断,以及他们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公开掠夺等方面。
在苛捐杂税中为害最大的是厘金。厘金本来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捐税之一。太平天国失败后,厘金制度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清政府举办洋务、偿付外债而不断增加。因此自同治以后,“卡若栉比……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罚”[11]。后来虽然不断有人主张裁撤,但事实上已不可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困难,已陷于不能维持的地步,当然更不能裁撤了。
厘金的税率原为1%,但实际上许多地区都高达5%—10%。许多省份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即每经一卡须完纳厘金一次。在江西,除正式厘金外,还有“补抽”。“如由赣州府运货至江省(南昌),须经十卡,应完二十九分有奇”。即税率高达29%以上。且计货时往往加多计算,“故定章名为取十,其实乃取三十、四十”。“又况查验不时,羁滞留难,无卡无之”[12]。
由于厘金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一般资产阶级都对厘金深恶痛绝。1906年张謇为此曾致书张之洞说:“士大夫习闻人言厘捐病民也,时而相语,亦曰厘捐病民也,而不若民之病于厘捐者怨毒之深也。故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13]
厘金如此之重,对民族工业是个很大的负担,如中国纱厂到内地收购棉花,有人估计需要缴纳大约相当于棉花价格的5%—20%的厘金[14]。而外商企业在华销售货物则不纳厘金。这样,民族工业产品的成本自然要比洋货为高。又如“洋煤……进中国口岸,每吨止完税五分……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完纳……所以缴费多而价值贵,不及洋产之廉也”[15]。
外国在华所设厂矿不纳厘金,只纳关税一项,而华商则负担重重,因此许多华商纷纷要求清政府对华商与洋商一律对待,取消厘金等苛捐杂税。后来也确实曾有过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对华商机制货物出厂时也只完一次正税(即值百抽五的关税),运往外地,概免重征。但这种规定并未通行,各省地方政府仍然照旧征收厘金。
中国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关系并没有消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16]。
在封建剥削关系大量存在的基础上,高利贷资本非常活跃,金融市场上借贷利息率很高。当时土地、典当业、商业和高利贷是社会上流动资本的主要投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业中提供的利润不能超过(或者至少相等于)地租或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收入,要使社会上的资本投向工业是很困难的。
据上海等二十三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10年银行放款的年利率平均大约在12.5%—14.8%之间,见下表[17]:
各地银行放款利率
(1910年)
中国城市中放款利率之高,确实惊人。1910年,有的城市年利率竟高达36%。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利率一般只在3%—4%之间。两相比较,更加证明中国经济的封建落后性。
中国金融市场上,放款利率如此之高,以及各城市间的放款利率相差又如此之大,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是不存在的,产业资本在资本市场上没有取得独立的优势地位,而商业高利贷资本却在统治着利息水平。
在这样落后的金融市场上,工业资金的筹措十分困难。工业资金短缺,自然会影响到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此外,民族工业还受到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公开掠夺。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清政府历来对民间发展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甲午战争后,在举国上下要求设厂自救的浪潮中,清政府被迫允许民间可以设厂制造,但仍然采用各种手段来打击民族资本的发展。其手段之一就是对商办的一些获利较大的厂矿任意收归官办。如1905年直隶省永平府卢龙县城东有一山,名骆驼营,“金矿大发,经本山地主用土法开挖”,地方官即往查封,改为官办[18]。同年,广东曲江东硬岭地方煤矿向产煤斤,“曾由冯姓等集股采取,获利甚厚,旋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19]。又如湖南湘乡乌云山“产煤极旺,向由民间自行开采,窿口数十,历办无异”。湖南南路矿务公司,看到利润丰厚,“亦于其间另开一窿”,后来就禁止其他各矿开采[20]。
以上事例说明,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何等的困难。
总之,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一些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却又使它的发展遇到极大的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矛盾,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初步发展过程中,除了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的一方面之外,还和它们存在着不少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对它们,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方面。
首先是在资金上依赖于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都是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借款。如1900年武昌织布局,“因经费支绌,工作久停,现向某国借得洋款若干,足资周转”[21]。又1901年汉口纺纱厂,“创设以来,因销路欠佳,积亏甚巨。现……向某洋商筹借银四十万两,以资周转”[22]。张謇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912年也曾向日本大仑洋行借款二十万两。又1911年创办的上海闸北水电公司,“民国元年(1912年),将全部厂房机器,向日商大仑抵押四十万元,以备扩充业务”[23]。1907年广州电灯公司筹建以来,“未能成功,征集的资本太小了……听说公司已经在私下清理,并且在求助于日本的资本来加以复兴”[24]。
以上只是略举几例,便足以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金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机器设备和技术方面也要依赖帝国主义。中国原来根本没有新式工业,自然也就没有“工业之母”的机器制造业。中国新式工业建立后,始终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更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新式工业,只是一些轻工业,机器设备等基本上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甲午战争后,虽然也有少数机器工厂设立,但那只是一些机器零件的修配厂,称不上真正的机器制造厂。中国许多工厂在购买机器设备时,往往都是一面购买“洋机”,一面雇用随机的“洋匠”。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与封建势力之间也存在不少的联系。中国民族工业产生时,投资者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这些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海织布局最初的六个投资人的情况来看,据记载说,“戴子辉(恒)太史为京口望族,其尊甫富而好善;龚君(寿图)系蔼仁(易图)廉访之介弟,亦八闽殷宦;李君(培松)久业淮鹾;蔡君(鸿仪)业宏沪甬,均当今之巨室;香山郑君陶斋(官应);上虞经君莲珊(元善)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25]。可见上海织布局乃是现任的封建官僚、官宦世家和大盐商、大买办的结合体。
封建官僚创办新式企业,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他们或者是当权的统治者,或者是有势力的“士绅”,不论哪一种,都与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取得一般商人所得不到的特殊权利和便利条件,如在某一地区进行垄断经营,获得减免捐税的特权以及取得某项专利等。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为例,它是山东盐运使张莲芬所创办,与封建官府关系密切,取得了该矿区周围百里之内的开采垄断权。在该公司添招新股章程中就明确写着:“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本公司矿界于光绪二十五年奏明,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斤,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26]
再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也是这样。张謇所办企业,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取得了南通地区的经营垄断权和免除捐税的特权。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时,就提出仿照李鸿章创办华盛纱厂的办法,要对通州地区的纺纱业进行垄断。他的要求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即“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27]。后来他又提出如果有人在通州新设纱厂,则必须在出厂的每包棉纱中,向大生厂交纳贴费一两(以十年为限)。这一请求也得到批准[28]。张謇取得的经营垄断权实际上并不限于通州。1904年上海棉纱业资本家朱畴拟在崇明设立大有纺织公司,清政府的商部便出来助张加以制止。后来朱畴改在海门设立裕泰纺织分厂,也因张的反对而未办成[29]。张謇实际上垄断了通州、崇明、海门一带的棉纺业经营[30]。
张謇的大生纱厂还享有免除捐税的特权。一般纱厂到外地采购棉花,远道运输,都要缴纳不少厘金,约当货价的5%—20%。至于棉纱运输外地,一律须完关税5%。大生厂则一概不负担厘金和关税。后来张謇在崇明创办大生二厂,也和大生一厂享有同样权利。
大生纱厂既进行垄断经营又享有免税的特权,自然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张謇和许鼎霖创办的耀徐玻璃厂(1907年),也取得了“在徐州境内专办十年”[31]的专利权。又如华侨商人张振勋在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也获得“专利十五年”[32]。
张謇和张振勋等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优惠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们和封建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张謇和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官僚的关系十分密切。张謇在筹办通州纱厂时,张之洞(当时任两江总督)就曾为他申请免税。张振勋原是南洋华侨商人,因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清政府特授予“太仆寺正卿侍郎衔,头品顶戴,南洋商务大臣”,他和清朝封建政府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还表现在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和封建高利贷资本的联系方面。一些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官僚、地主或士绅之类人物,他们一方面投资经营新式企业,一方面又在农村拥有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如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大官僚,1890年为上海道道台,1899年署理江苏巡抚,1903年调补浙江巡抚,1905年因浙省铜元局舞弊案被撤职。1909年春,他曾以三十二万五千两的代价,以他儿子的名义收买了华新纺织新局,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33]。而他自己却在“领垦湖田”的名义下,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领得湖南省洞庭湖旁的圩田四万多亩。圩田不能马上利用,必须整理,聂缉槼又积极筑堤、排涝,并收买邻近的刘公垸等土地,建立了种福垸。种福垸总面积有五万多亩,东滨大通湖(洞庭湖的内湖),筑堤高二十二至二十四市尺,长约十六华里。种福垸南北宽十华里。聂缉椝完成种福垸的经营,成了湖南的大地主[34]。
再如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他们的父亲做过肥城县官,在做官期间“置田二百亩”。杨宗濂做过长芦盐运史,杨宗瀚曾总办台北商务,都做过官。他们兄弟二人于1896年集股二十四万两创办业勤纱厂。然而他们又以其母亲的名义,在其父死后三十年间,置田“足成千亩”,并“庄屋一区”[35]。再如创办启新洋灰厂(官商合办,1906年)及京师自来水厂(1908年)的周学熙,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其母死后“乃就芜湖万顷圩购田二千亩为义庄”[36]。
中国民族资本和封建高利贷资本也有密切的联系。如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和茂新、福新面粉公司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经营钱庄出身的。1896年他们兄弟二人开办了广生钱庄。1900年荣氏兄弟利用从经营钱庄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一个“从事政界数十年”的老官僚合伙在无锡开办了保兴面粉厂[37]。五年后,荣氏兄弟又开始筹建其第一个纺纱厂——振兴纱厂。荣氏兄弟的资本,主要来自钱庄的积累[38]。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式工业与封建高利贷资本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有不少民族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往往主动去依赖和投靠清政府,并和它相勾结。有的资本家自己就做了清政府的大官。如上述侨商张振勋便是一例。还有些民族资本家,竟千方百计地企图弄到一个官爵头衔,用以显示自己和封建势力的紧密关系。如祝大椿就是用虚报资本的办法取得了清政府特赏四品卿衔、二品顶戴。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薄弱,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许多的联系,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并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两面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又可能随时和它们妥协。
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产生。甲午战争后又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发展起来。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为社会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遭到失败,具体原因很多,但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过于弱小,因而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则是主要的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次旨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其经济根源就是因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曾经领导了这次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人物,对待革命的态度却是不相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那一部分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敢使用暴力进行反抗;对清朝封建专制政府也不敢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它;而希望清政府能进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良,以利于自己的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部分人是清末维新派和立宪派的社会基础。例如张謇就是这个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他们的企业规模较小,资力较弱,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系也较少。如辛亥革命前夕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即可以作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企业只是在帝国主义压力减少的空隙中,在人民抵制外货的斗争中,才得到一些发展。如前面讲到的,荣氏兄弟创办保兴面粉厂,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经营面粉业有利可图时,才在1902年与人合伙办起来的。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对面粉需要增加,特别是1905年因国内抵制美货,美国面粉进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办的面粉工业才得到发展。但当1908年美货又返回中国市场进行倾销时,他的面粉厂就遭到了亏损[39]。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层人物,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这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矛盾,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他们还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也害怕人民,所以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很大的妥协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一般都是些小资本家。他们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革命的要求比较强烈。有的还亲身参加革命,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烈士禹之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禹之谟(1867—1907),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即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多次在长江沿岸各地从事开矿事业,但都没有成功。1900年他参加了唐才常等人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事后逃往日本学习应用化学和纺织工艺。1902年回到湖南湘潭,开了一个小小的毛巾厂,艺徒不到十人,因产品价廉物美,很受欢迎。1903年,他把工厂迁到长沙,稍加扩大,并附设工艺传习所,制造竹木家具,职工共约四十人。他虽然和职工生徒们一起昼夜辛勤劳动,但终敌不过洋货的倾销,工厂不久就倒闭了。由于“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1904年他参加了华兴会,1906年参加了同盟会,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主要是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广大华侨和华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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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2-06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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