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春拒俄运动在东京展开时,孙中山不在日本,他于头年12月离日,到安南(今越南)去了。
孙中山1900年6月的西贡之行没有任何成果。事后,韬美作了一个礼节性的表示,邀请孙中山参观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在河内举行的博览会。到期,孙中山赴安南,而韬美已经离任。孙中山会见了继任总督鲍何(P.Beau)的秘书长哈德安(M.Hardouin),继续提出要求:希望法方援助军械,派人训练革命军,以便在中国南方建立革命政权。鲍何认为对孙中山的支持,会造成法国在华南商业的危机,影响滇越铁路的利益,因此通过哈德安表示,无意改变现行政府,谈判仍然没有成果[1]。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河内华侨中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当他7月末回到日本时,拒俄运动的高潮已过,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也转入秘密状态。孙中山失去了同这群学生一道进行这场斗争的机会。然而,孙中山和知识界的接触毕竟因新兴知识阶层的活跃而增加了。到横滨山下町寓庐来请教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初交,其中以军国民教育会的积极分子为多。因“《苏报》案”流亡的陈范、黄宗仰等也在横滨,黄与孙同居一楼,他们经常聚议时事和革命方针。
留学生胡毅生、黎勇锡、翁浩、郑宪成、刘维焘等九人,悦服孙中山的主张,愿意参加革命组织。孙中山到东京约见了他们。他们认为,要从事革命,必须通晓军事,但是清朝公使正取缔自费生学陆军,欲学无门。孙中山答应为他们设法,要他们先填写盟书,表示决心。盟书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第一次用这样内容的誓词,取代了兴中会原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这一誓词后来一直沿用到1910年美国旧金山同盟会组织建立之前。
孙中山训练革命军的计划在法国人那里碰了钉子,却得到犬养毅的帮助。他决心建立一所军事学校,通过犬养,聘日人小室友次郎少佐、日野熊藏大尉为教官。日野以研究南非德兰斯瓦波尔人的散兵战术著名。此时,孙中山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专心研究军事,也很重视这一战术,认为它最适用于揭竿而起的中国革命军。他读了大批英波战史和图册,并与日野悉心探讨。关于学校,各方商定,学生自赁一屋同住,白天自习普通课程和日语,晚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以八个月为一期。日野是现役军人,不便公开活动,学生每晚轮流派二人到他家中听授讲义,回来再向大家转述。学校最初赁居东京牛込区,后迁至郊区青山练兵场附近。这里既能避日警耳目,又便于每天观摩日军近卫师团各兵种的操练。
这所学校,后来记载中称它为“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本名已不可考。它的学生,先后共计十四人,都是来日游学者,其中八人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孙中山第一次在游学生中组织这样一个革命军事团体,它的范围很窄,人数不多,除二人外,其余都是广东人,还没有深入到广大学生中去。
军事学校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本去檀香山,而将同留日学生的联系委托给冯自由、廖仲恺、马君武、胡毅生等人。当时,在拒俄运动高潮和“《苏报》案”之后,东京和国内革命运动暂时低伏,看不出有发动武装起义的形势。而孙中山的活动经费也很匮乏,他便向黄宗仰借了旅费,去他熟悉的华侨聚居之区一行,希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孙中山离日后,革命军事学校发生了变故,因为内部一些纠纷,全体决议解散。它前后一共维持了将近六个月时间。
10月5日,孙中山抵檀香山。此来,距1896年离檀,已过七年,夏威夷群岛已成美国领土。檀岛兴中会在1899年梁启超来此组织保皇会之后,受到严重破坏。仅余的十多个会员慑于保皇党的势力,不敢活动。相反,保皇党却有自己的组织和报纸。这时,檀岛华侨达二万五千余人,仅学生就有一千六百余人,但许多人都被“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所迷惑。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下决心“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2]。
自11月13日起,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几个戏院中连续演说三天。他批驳保皇谬论,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3]演说时,座无虚席,听者动容。随后,又应邀到奥华湖岛的希炉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孙中山见华侨迅速转变,人心归向,就着手恢复和发展革命组织。建立起来的团体,不再叫兴中会,而取名“中华革命军”。取这个名字,为的是“记邹容之功也”[4]。原来,孙中山来檀时,带了一批《革命军》,将它推荐给侨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说:“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5]随着革命组织的恢复,孙中山发行革命债券,向华侨募款,“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6]的预言实现了。
保皇党人当然不甘心失去檀香山的地盘。康有为弟子陈仪侃这时在檀任《新中国报》主笔,迅即对革命党进行攻击,并诋诬孙中山本人。革命党人对此异常激愤。恰好,老兴中会会员程蔚南主办着一份商业报纸《檀山新报》(俗名《隆记报》),孙中山便让程将它改组为党报。因为没有合适的主笔,孙中山便亲自撰文,同《新中国报》激烈论战。他看准了保皇党的欺骗手法,“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因此决定自己在论战时“所持以为战具者,即用康之政见书以证其名实之离”[7]。这场论战的代表作《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便是按这一方针揭露保皇党人的。
《敬告同乡书》专门揭露“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它告诉人们:康梁“创立保皇会者,所以报知己也”,“故保皇无毫厘之假借”,“如其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塌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实情?”梁启超如真心革命,为何不与康有为决裂?陈仪侃如真心革命,为什么攻击革命演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敬告同乡书》截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它号召人们“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敬告同乡书》一出,《新中国报》惊慌失措,于12月29日也抛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攻。为此,孙中山又在1904年1月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这篇文章一条一条地将陈仪侃文章中自相矛盾、立论荒谬、逻辑混乱、常识错误之处揭露无遗,通过这种揭露,宣传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孙中山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必先驱逐‘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他把希望放在人民身上,说中国“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奋发耳”!他还指出,君主立宪并非中国必经的政治阶段,中国应取法先进,实行民主立宪。他说:“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檀香山华侨之所以受保皇党的欺骗,是因为他们虽有强烈的救国愿望,却不懂得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不懂得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孙中山廓清了这个问题,华侨耳目为之一新。以前投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声明脱离,加入中华革命军者源源而来,很快就有近千人之众。革命派的势力压倒了保皇派,檀香山又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一个重要的据点。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离檀香山赴美国大陆,那里也是保皇党气焰嚣张的地方。旅美华侨,十之八九都是洪门,为了易于得到洪门支持,孙中山行前加入了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元帅)。同时,还向茂宜岛当局取得了一份夏威夷土生证书,这一证书为他后来进出各国提供了方便。
4月6日,船抵旧金山。美海关当局得到清朝领事的通知,把孙中山当作乱党,阻止入境。经移民局讯问,拘留于候审木屋多日,竟被判令出境。侨胞伍盘照、黄三德、唐琼昌等极力奔走设法,聘律师那文,向美工商部上诉,才获准入境。
美国大陆华侨没有像檀香山华侨那样受过革命的影响,风气极为闭塞,孙中山活动很困难。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觉悟,孙中山又想到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在伍、黄二人的帮助下,将这本书翻印了一万一千册,广为散发,很快就在侨胞中流传开去。
孙中山看到华侨中基督教徒较具新思想,便先从此入手。他利用教徒身份,邀集教友开救国会议,推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为主席。孙中山在会上说明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并请与会者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每券美金十元,将来革命成功后,各还本息一百元。孙中山说明:“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利权。”[8]华侨们对于购券都很赞成,但不愿加入兴中会,怕因此危害在家乡的亲友。孙中山同意他们不入会。会后,孙中山共募得美金四千多元。
然而,在美国华侨中势力最大的还是洪门致公堂。孙中山要在美国打开局面,主要还得做洪门的工作。洪门是天地会在美洲分支的名称。当初,它从国内传来时,还保持着“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年代一久,就变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狭隘的侨民福利团体和社会联系纽带。洪门致公堂在美国公开活动,总堂在旧金山,凡有华侨的城市,差不多都有分堂。在中小城市,华侨如不加入洪门,即会受到排挤,无谋生的可能。但是,致公堂的组织却很涣散,总堂、分堂,各自为政,不可能进行一致的行动。保皇会势力几年前即进入美国,梁启田、徐勤、欧榘甲等都加入洪门,利用致公堂扩展组织,各地致公堂职员里较开通者,几乎都兼充保皇会干事。因此,孙中山要做致公堂的工作,就必须使它联络一气,并摆脱保皇党的影响。
孙中山很快同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书记唐琼昌及朱三进、邓斡隆等结为友好,使他们成为反清革命的拥护者,从而推动了致公堂的改革。致公堂在旧金山有一份《大同日报》,总理为唐琼昌,主笔却是保皇党骨干欧榘甲。欧对孙中山来美很反感,在报上加以攻击。黄、唐等竭力劝欧与孙合作,欧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地污蔑孙中山,惹得致公堂职员们很气愤,便迫使欧辞退,请孙中山荐人主持。孙中山推荐留日学生刘成禺为该报主笔,刘于当年夏到职。革命派在美国夺得一块宣传阵地。5月,孙中山由黄三德陪同,在旧金山丹桂、升平等戏院演说“爱国要义”。清朝总领事在唐人街张贴布告对华侨大加恫吓,但每次去听者还是上千人,而且“听者津津有味”[9]。随后,又赴附近城市演说。孙中山“扫灭在美国之保党”的“苦战”[10],取得了初步战果。
孙中山建议致公堂进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以便将该堂各分支统一起来。他受致公堂职员们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将反清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新章把“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列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新章还把反对保皇党的斗争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规定“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也是“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又明确规定,对于各种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孙中山希望致公堂能统一在革命的宗旨之下。
5月24日,孙中山、黄三德受致公堂推举,自旧金山出发往各城市鼓励注册进行。行前,致公堂大佬刘学泽等二十余人发公启将二人介绍给各地洪门。公启宣称:“今欲排满革命,舍我其谁!”他们沿南方铁路,经过弗雷斯诺、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匹兹堡、圣路易斯、亚特兰大、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等数十城市,历时数月,于9月28日抵纽约。每到一地,孙中山便发表演说,驳斥保皇谬论,黄三德则招收会员。这一长途旅行宣传使保皇党大为震动,他们也派欧榘甲、康同璧赴各地演说,进行抵制。由于致公堂过分涣散,许多地方被保皇党把持,总注册最后并未完成,但孙中山的游说对美国华侨倾向反清革命,却起了启蒙作用。
孙中山在纽约逗留数月,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会见了不少政界人士。他还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时相过从,讨论后来发展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一整套革命思想,以及革命后的外交、财政等问题。九十月间,他将8月间写成的英文告欧美人士书《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在纽约出版,印行万册,分赠各国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以及它的国际意义。这本书在纽约、横滨、香港很快被译为中文,成为一种有名的革命宣传品。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结束了美国之行,离开纽约前往英国。
孙中山1903年和1904年在日本、美国的活动对中国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他的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尝试。他为反清革命提出了社会内容更为明确、广泛的主张,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誓词,它包括了正在酝酿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同保皇派的斗争,尤其是廓清革命与保皇之界限的思想斗争,以致使原来解决“经济困难”的“退守”[11],变成了横扫保皇毒焰的进攻,成功地完成了后来同盟会和保皇派论战的演习。他还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革命团体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表现在名称的改变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纲领、成员成分和活动方式的变化上。这些创新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促成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创新的因素,有孙中山对十年革命生涯的反省,更主要地则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由新型知识阶层的活跃带来的国内(包括赴日留学生)革命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兴中会孤处海外的局面,在孙中山面前顿时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前景。孙中山这时在海外的活动虽然还没有同东京和国内的革命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几股潮流的相互激荡。孙中山努力从国内的斗争中吸取营养。在他批驳保皇党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章炳麟、邹容的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被他当作启发华侨觉悟的利器。他盼望得到国内的支援,诚恳地呼吁说:“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12]。他开始重视新型知识阶层的作用,注意国内、东京革命的动向。在美洲,他就关心“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东京留学生又如何”,他要处于困境中的“在东国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13]。除了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通报给东京、国内外,他还将自己的经验、成果介绍给他们,希望促进那里的活动。他介绍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同时介绍了十六字誓词和发展“中华革命军”成员的仪式。他说:“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则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14]他还希望上海、东京同志“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15]。孙中山同国内、东京革命力量的关系越来越近。这种情况,预示着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更加壮观的局面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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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900年6月的西贡之行没有任何成果。事后,韬美作了一个礼节性的表示,邀请孙中山参观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在河内举行的博览会。到期,孙中山赴安南,而韬美已经离任。孙中山会见了继任总督鲍何(P.Beau)的秘书长哈德安(M.Hardouin),继续提出要求:希望法方援助军械,派人训练革命军,以便在中国南方建立革命政权。鲍何认为对孙中山的支持,会造成法国在华南商业的危机,影响滇越铁路的利益,因此通过哈德安表示,无意改变现行政府,谈判仍然没有成果[1]。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河内华侨中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当他7月末回到日本时,拒俄运动的高潮已过,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也转入秘密状态。孙中山失去了同这群学生一道进行这场斗争的机会。然而,孙中山和知识界的接触毕竟因新兴知识阶层的活跃而增加了。到横滨山下町寓庐来请教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初交,其中以军国民教育会的积极分子为多。因“《苏报》案”流亡的陈范、黄宗仰等也在横滨,黄与孙同居一楼,他们经常聚议时事和革命方针。
留学生胡毅生、黎勇锡、翁浩、郑宪成、刘维焘等九人,悦服孙中山的主张,愿意参加革命组织。孙中山到东京约见了他们。他们认为,要从事革命,必须通晓军事,但是清朝公使正取缔自费生学陆军,欲学无门。孙中山答应为他们设法,要他们先填写盟书,表示决心。盟书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第一次用这样内容的誓词,取代了兴中会原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这一誓词后来一直沿用到1910年美国旧金山同盟会组织建立之前。
孙中山训练革命军的计划在法国人那里碰了钉子,却得到犬养毅的帮助。他决心建立一所军事学校,通过犬养,聘日人小室友次郎少佐、日野熊藏大尉为教官。日野以研究南非德兰斯瓦波尔人的散兵战术著名。此时,孙中山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专心研究军事,也很重视这一战术,认为它最适用于揭竿而起的中国革命军。他读了大批英波战史和图册,并与日野悉心探讨。关于学校,各方商定,学生自赁一屋同住,白天自习普通课程和日语,晚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以八个月为一期。日野是现役军人,不便公开活动,学生每晚轮流派二人到他家中听授讲义,回来再向大家转述。学校最初赁居东京牛込区,后迁至郊区青山练兵场附近。这里既能避日警耳目,又便于每天观摩日军近卫师团各兵种的操练。
这所学校,后来记载中称它为“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本名已不可考。它的学生,先后共计十四人,都是来日游学者,其中八人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孙中山第一次在游学生中组织这样一个革命军事团体,它的范围很窄,人数不多,除二人外,其余都是广东人,还没有深入到广大学生中去。
军事学校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本去檀香山,而将同留日学生的联系委托给冯自由、廖仲恺、马君武、胡毅生等人。当时,在拒俄运动高潮和“《苏报》案”之后,东京和国内革命运动暂时低伏,看不出有发动武装起义的形势。而孙中山的活动经费也很匮乏,他便向黄宗仰借了旅费,去他熟悉的华侨聚居之区一行,希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孙中山离日后,革命军事学校发生了变故,因为内部一些纠纷,全体决议解散。它前后一共维持了将近六个月时间。
10月5日,孙中山抵檀香山。此来,距1896年离檀,已过七年,夏威夷群岛已成美国领土。檀岛兴中会在1899年梁启超来此组织保皇会之后,受到严重破坏。仅余的十多个会员慑于保皇党的势力,不敢活动。相反,保皇党却有自己的组织和报纸。这时,檀岛华侨达二万五千余人,仅学生就有一千六百余人,但许多人都被“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所迷惑。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下决心“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2]。
自11月13日起,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几个戏院中连续演说三天。他批驳保皇谬论,指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3]演说时,座无虚席,听者动容。随后,又应邀到奥华湖岛的希炉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孙中山见华侨迅速转变,人心归向,就着手恢复和发展革命组织。建立起来的团体,不再叫兴中会,而取名“中华革命军”。取这个名字,为的是“记邹容之功也”[4]。原来,孙中山来檀时,带了一批《革命军》,将它推荐给侨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说:“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5]随着革命组织的恢复,孙中山发行革命债券,向华侨募款,“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6]的预言实现了。
保皇党人当然不甘心失去檀香山的地盘。康有为弟子陈仪侃这时在檀任《新中国报》主笔,迅即对革命党进行攻击,并诋诬孙中山本人。革命党人对此异常激愤。恰好,老兴中会会员程蔚南主办着一份商业报纸《檀山新报》(俗名《隆记报》),孙中山便让程将它改组为党报。因为没有合适的主笔,孙中山便亲自撰文,同《新中国报》激烈论战。他看准了保皇党的欺骗手法,“彼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因此决定自己在论战时“所持以为战具者,即用康之政见书以证其名实之离”[7]。这场论战的代表作《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便是按这一方针揭露保皇党人的。
《敬告同乡书》专门揭露“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它告诉人们:康梁“创立保皇会者,所以报知己也”,“故保皇无毫厘之假借”,“如其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塌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实情?”梁启超如真心革命,为何不与康有为决裂?陈仪侃如真心革命,为什么攻击革命演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敬告同乡书》截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它号召人们“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敬告同乡书》一出,《新中国报》惊慌失措,于12月29日也抛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攻。为此,孙中山又在1904年1月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这篇文章一条一条地将陈仪侃文章中自相矛盾、立论荒谬、逻辑混乱、常识错误之处揭露无遗,通过这种揭露,宣传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孙中山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必先驱逐‘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他把希望放在人民身上,说中国“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奋发耳”!他还指出,君主立宪并非中国必经的政治阶段,中国应取法先进,实行民主立宪。他说:“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檀香山华侨之所以受保皇党的欺骗,是因为他们虽有强烈的救国愿望,却不懂得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不懂得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孙中山廓清了这个问题,华侨耳目为之一新。以前投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声明脱离,加入中华革命军者源源而来,很快就有近千人之众。革命派的势力压倒了保皇派,檀香山又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一个重要的据点。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离檀香山赴美国大陆,那里也是保皇党气焰嚣张的地方。旅美华侨,十之八九都是洪门,为了易于得到洪门支持,孙中山行前加入了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元帅)。同时,还向茂宜岛当局取得了一份夏威夷土生证书,这一证书为他后来进出各国提供了方便。
4月6日,船抵旧金山。美海关当局得到清朝领事的通知,把孙中山当作乱党,阻止入境。经移民局讯问,拘留于候审木屋多日,竟被判令出境。侨胞伍盘照、黄三德、唐琼昌等极力奔走设法,聘律师那文,向美工商部上诉,才获准入境。
美国大陆华侨没有像檀香山华侨那样受过革命的影响,风气极为闭塞,孙中山活动很困难。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觉悟,孙中山又想到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在伍、黄二人的帮助下,将这本书翻印了一万一千册,广为散发,很快就在侨胞中流传开去。
孙中山看到华侨中基督教徒较具新思想,便先从此入手。他利用教徒身份,邀集教友开救国会议,推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为主席。孙中山在会上说明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并请与会者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每券美金十元,将来革命成功后,各还本息一百元。孙中山说明:“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利权。”[8]华侨们对于购券都很赞成,但不愿加入兴中会,怕因此危害在家乡的亲友。孙中山同意他们不入会。会后,孙中山共募得美金四千多元。
然而,在美国华侨中势力最大的还是洪门致公堂。孙中山要在美国打开局面,主要还得做洪门的工作。洪门是天地会在美洲分支的名称。当初,它从国内传来时,还保持着“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年代一久,就变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狭隘的侨民福利团体和社会联系纽带。洪门致公堂在美国公开活动,总堂在旧金山,凡有华侨的城市,差不多都有分堂。在中小城市,华侨如不加入洪门,即会受到排挤,无谋生的可能。但是,致公堂的组织却很涣散,总堂、分堂,各自为政,不可能进行一致的行动。保皇会势力几年前即进入美国,梁启田、徐勤、欧榘甲等都加入洪门,利用致公堂扩展组织,各地致公堂职员里较开通者,几乎都兼充保皇会干事。因此,孙中山要做致公堂的工作,就必须使它联络一气,并摆脱保皇党的影响。
孙中山很快同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书记唐琼昌及朱三进、邓斡隆等结为友好,使他们成为反清革命的拥护者,从而推动了致公堂的改革。致公堂在旧金山有一份《大同日报》,总理为唐琼昌,主笔却是保皇党骨干欧榘甲。欧对孙中山来美很反感,在报上加以攻击。黄、唐等竭力劝欧与孙合作,欧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地污蔑孙中山,惹得致公堂职员们很气愤,便迫使欧辞退,请孙中山荐人主持。孙中山推荐留日学生刘成禺为该报主笔,刘于当年夏到职。革命派在美国夺得一块宣传阵地。5月,孙中山由黄三德陪同,在旧金山丹桂、升平等戏院演说“爱国要义”。清朝总领事在唐人街张贴布告对华侨大加恫吓,但每次去听者还是上千人,而且“听者津津有味”[9]。随后,又赴附近城市演说。孙中山“扫灭在美国之保党”的“苦战”[10],取得了初步战果。
孙中山建议致公堂进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以便将该堂各分支统一起来。他受致公堂职员们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将反清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新章把“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列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新章还把反对保皇党的斗争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规定“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也是“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又明确规定,对于各种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孙中山希望致公堂能统一在革命的宗旨之下。
5月24日,孙中山、黄三德受致公堂推举,自旧金山出发往各城市鼓励注册进行。行前,致公堂大佬刘学泽等二十余人发公启将二人介绍给各地洪门。公启宣称:“今欲排满革命,舍我其谁!”他们沿南方铁路,经过弗雷斯诺、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匹兹堡、圣路易斯、亚特兰大、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等数十城市,历时数月,于9月28日抵纽约。每到一地,孙中山便发表演说,驳斥保皇谬论,黄三德则招收会员。这一长途旅行宣传使保皇党大为震动,他们也派欧榘甲、康同璧赴各地演说,进行抵制。由于致公堂过分涣散,许多地方被保皇党把持,总注册最后并未完成,但孙中山的游说对美国华侨倾向反清革命,却起了启蒙作用。
孙中山在纽约逗留数月,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会见了不少政界人士。他还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时相过从,讨论后来发展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一整套革命思想,以及革命后的外交、财政等问题。九十月间,他将8月间写成的英文告欧美人士书《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在纽约出版,印行万册,分赠各国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以及它的国际意义。这本书在纽约、横滨、香港很快被译为中文,成为一种有名的革命宣传品。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结束了美国之行,离开纽约前往英国。
孙中山1903年和1904年在日本、美国的活动对中国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他的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尝试。他为反清革命提出了社会内容更为明确、广泛的主张,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誓词,它包括了正在酝酿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同保皇派的斗争,尤其是廓清革命与保皇之界限的思想斗争,以致使原来解决“经济困难”的“退守”[11],变成了横扫保皇毒焰的进攻,成功地完成了后来同盟会和保皇派论战的演习。他还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革命团体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表现在名称的改变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纲领、成员成分和活动方式的变化上。这些创新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促成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创新的因素,有孙中山对十年革命生涯的反省,更主要地则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由新型知识阶层的活跃带来的国内(包括赴日留学生)革命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兴中会孤处海外的局面,在孙中山面前顿时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前景。孙中山这时在海外的活动虽然还没有同东京和国内的革命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几股潮流的相互激荡。孙中山努力从国内的斗争中吸取营养。在他批驳保皇党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章炳麟、邹容的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被他当作启发华侨觉悟的利器。他盼望得到国内的支援,诚恳地呼吁说:“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12]。他开始重视新型知识阶层的作用,注意国内、东京革命的动向。在美洲,他就关心“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东京留学生又如何”,他要处于困境中的“在东国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13]。除了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通报给东京、国内外,他还将自己的经验、成果介绍给他们,希望促进那里的活动。他介绍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同时介绍了十六字誓词和发展“中华革命军”成员的仪式。他说:“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则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14]他还希望上海、东京同志“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15]。孙中山同国内、东京革命力量的关系越来越近。这种情况,预示着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更加壮观的局面来临。
发布时间：2023-10-29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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