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爱新觉罗·溥仪则是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生活的时代，华夏神州备尝艰辛苦涩，数度沧桑，几经沉浮，尽管有她自己的过失和屈辱，但终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就如同他生于斯、长于斯、活动于斯的华夏神州一样，坎坷曲折，历尽了人间唯他所特有的荣辱哀乐。前半生，3岁登极，三度称帝，名义上唯我独尊，事实上无异囚徒; 后半生，由皇帝变公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

爱新觉罗·溥仪为中国乃至世界各界人士所瞩目，并非是因为他一度做过皇帝，而是由于他从皇帝到战犯，由战犯而公民，最终受到中国人民信任与尊重的特殊的人生历程。

冲龄登极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字浩然，姓爱新觉罗。清宣宗道光帝旻宁曾孙，清文宗咸丰帝奕詝七弟醇贤亲王奕譞长孙，清德宗光绪帝五弟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长子。依此统系，似乎溥仪天生龙种，该当御极称帝。然细究起来，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

清文宗咸丰帝以降，皇嗣已然二绝。同治帝载淳及光绪帝载湉，在位共计47年，宫中不闻儿啼，无儿无女。可见光绪帝亦非天生龙种，只因其父奕譞庸懦听话，其母为慈禧皇太后亲妹，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同治归天之际，载湉年仅4岁，又与同治帝平辈，便于慈禧以皇太后身份“垂帘”掌管朝政。于是，慈禧毅然抛弃祖制，不顾先己而去的亲生儿子统系断绝，硬是把4岁的载湉过继给自己做儿子，承继亡夫文宗咸丰皇帝大统。由是，原本并未显示出与其他近支王公子孙有异的载湉，摇身一变成了真龙天子，而与咸丰皇帝六弟恭亲王奕訢的恭王府无别的醇王府，因此也就一跃而为“潜龙邸”(皇帝出生的府邸，又称 “皇帝发祥地”)。

载湉登极称帝后，援雍正朝成例，醇王府作为 “潜龙邸”，必须升为宫殿闲置起来，或改作庙宇，供奉菩萨。为此，慈禧把北京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赏与醇亲王奕譞，并拨白银16万两大肆扩建整修，作为醇王府邸新址，时人俗称北府。醇亲王奕譞，作为当朝皇帝的本生父亲，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 (俗称“铁帽子王”)，王位子孙世代相传，不必按例降级承袭。稍后，又有“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小轿”等恩荣接踵而至。身为参与朝廷机密的近支宗室王公，历经咸、同两朝诸多变故，奕譞已经深知他那位姻姊皇太后的手段，尽管慈禧屡赐恩荣，一些攀龙附凤的内外官员争相趋附醇王府，但他并未忘记自己的真正身份和实际地位，更不敢忘记他是怎样成为 “真龙天子”的父亲的。在朝廷，他唯慈禧之命是听，一切敬谨从事，并三番五次辞谢慈禧赐赏的恩荣; 在家里，则时时处处设法提醒自己、教育子女： 千万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显露出丝毫的骄态傲行，以免招灾惹祸。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思谦堂”，将书斋名之为“退省斋”，在书斋的条几上摆设“欹器”①，上刻“满招损，谦受益”。子女的房中，则到处悬挂格言家训条幅，告诫他们谨言慎行。

醇亲王奕譞庸懦听话，敬谨效命慈禧，为他自己及子孙邀得了无上的恩荣，同时也为他的家庭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灾难。

奕譞去世后，谥法“贤”，后称醇贤亲王。醇贤亲王共4位福晋，生有7子。前四子为嫡福晋慈禧亲妹叶赫那拉氏所生，其中一、三、四子早殇，二子载湉4岁时过继给慈禧做儿子当了皇帝;后三子载沣、载洵、载涛为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溥仪的亲祖母所生。因前四子三个早殇，一个做了皇帝，所以五子载沣承继了王位，是为第二代醇亲王。

在醇贤亲王的几位福晋中，依照传统，刘佳氏可说是最幸运的一个，三个儿子都活了下来，而且大儿子承袭了王爵。但是，天灾没有给她多大折磨，人祸却使她难享天伦之乐，以致精神失常，直至59岁离开人世。刘佳氏精神失常的最初原因，是慈禧传谕将11岁的小儿子载涛过继给醇贤亲王的堂兄弟贝子奕谟为子。这对刘佳氏的打击非同小可，从此她即开始有些不正常。5年以后，慈禧听说奕谟得了载涛做儿子后忘乎所以，竟在一次家宴上乘酒兴写诗作画，嘲讽她专权误国，一怒之下再颁懿旨，令将载涛重新过继给醇贤亲王的八弟奕詥为子，气死了奕谟; 同时令把载洵过继给敏郡王奕志为子，从刘佳氏手中又夺走了一个儿子。稍后，正当刘佳氏为自己也是醇王府里剩下的唯一后人载沣定下一门亲事之际，传下了慈禧为载沣指婚的懿旨。按照当时的习俗，定亲放了“大定” (即送给未来儿媳一柄如意) 之后，姑娘活是男家的人，死则是男家的鬼了。如若这时男方遇有意外，就常出现封建社会所倡行赞颂的为未婚夫守寡或殉节之类的所谓贞烈情事。载沣未婚妻已经放了“大定”，致使刘佳氏进退维谷：不同意慈禧指定的婚事，是抗旨; 同意指婚而引起原定婚女方意外，也是抗旨。结果精神失常症加剧。

载沣结婚后连生二子，刘佳氏在心理上得到莫大安慰，精神失常症有所恢复。这位侧福晋对长孙溥仪十分疼爱，每夜必须起来光着脚至溥仪房中看上一两次 (担心穿鞋走路的响声会把溥仪惊醒)。但天有不测风云，溥仪刚满3岁，传来慈禧将其抱送皇宫抚养的懿旨。在常人眼中，或许把这看作是世间无双恩典，可对刘佳氏说来，则犹如五雷轰顶，致令当即昏死过去。此后，她的精神失常症即频频发作，直至1924年离开人世。

溥仪的父亲载沣，8岁时承袭王位，恪守醇贤亲王遗训，为人处事酷似其父。然而，他所以能象第一代醇亲王一样成了皇父，却不是因为象老醇亲王那样有一位皇太后的亲妹妹做福晋，而是另有因由。

原来在戊戌政变后，光绪虽被囚瀛台，但只要他活着，对慈禧和顽固派们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根除后患，结果是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于是，慈禧便立意利用 “义和团”发泄胸中的闷气，同时要使列强明白左右中国局势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列强为了自身利益所极力维护的光绪。结果，弄巧成拙，胸中闷气未出自不必说，还险些被列强当做“祸首”加以惩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开要光绪五弟载沣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致使慈禧心中又增一层隐忧。在此之前，就有人对慈禧说，妙高峰醇贤亲王墓地上有棵高大的白果树，“王”上加“白”正好是个 “皇”字，所以醇王府出皇帝。尽管慈禧不一定相信这种说法，可她还是立即派人去砍掉了这棵白果树。不过，白果树砍了，光绪的皇冠并没能摘下来，列强对光绪兄弟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积数十年统治经验的慈禧，深知 “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内外大事若违背了洋人的意愿，后果不可逆料。为缓解各方矛盾，确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觉得有必要觅一良策。这个 “良策”很快让她找到了： 即为醇亲王指婚，令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与载沣。

荣禄 (1836—1903)，即溥仪的外祖父，瓜尔佳氏，字仲华，满州正白旗人。少年时由荫生任户部银库员外郎，因贪污罪差点被肃顺砍了头，后捐得侯补道员头衔，通过投靠皇戚勋臣，累迁工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任职工部尚书期间，又因贪污受贿被革职，稍后降级调离北京，出任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1894)，他借为慈禧祝寿之机进京结纳权贵，留京任步军统领。从此他看风使舵，极尽钻营之能事，深得慈禧宠信。光绪二十四年 (1898) 维新变法开始不久，他即邀得文渊阁大学士头衔，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身兼将相，权倾举朝”。随后，他协助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并参与废黜光绪帝的阴谋，制造“己亥建储”丑闻。义和团运动中，他骨子里力主镇压义和团，但表面却顺从慈禧旨意，跟随顽固派利用义和团同洋人开战，暗中又为慈禧准备后路，极力保护他所奉命攻打的东交民巷使馆。辛丑议和时，他则设法把慈禧的责任转嫁他人，拥戴慈禧继续执掌朝政。如是，则本来就“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 的荣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对他更是“宠礼有加， 赏穿黄马褂。 赐双眼花翎、 紫”， 并“加太子太保， 转文华殿大学士”。

历经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诸多变故，慈禧对荣禄的忠心，已确信无疑，因此不顾载沣已经定亲的事实，断然再次为醇王府指婚，令将荣禄之女嫁与载沣，意想既然暂时搬不掉光绪，洋人对光绪兄弟似乎又特别看重，利用亲信荣禄的女儿在醇王府与自己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于己总会有益而无害。不过，这时她恐怕还没有在醇王府里再造出一条“潜龙” 的想法。促成醇王府飞出第二条“潜龙” 的，应该说主要是庆亲王奕劻和戊戌政变后飞黄腾达的袁世凯

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孙。为人贪鄙庸劣，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光绪一朝，由一名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累迁至亲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奉旨议和，结好洋人，同时也为慈禧所看重，随后即入值军机处，并升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上，儿子载振也做了工部尚书，父子同朝，显赫一时，令王公大臣们瞠目。

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为慈禧立了大功，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几年时间由直隶按察使逐次升迁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务部尚书。在此期间，他不惜重资，买通了只要给钱连祖宗都可以卖掉的庆亲王奕劻，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新军之机，采取种种手段，几乎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

奕劻的贪鄙庸劣、要钱不要祖宗，袁世凯的贿买新贵、暗建袁氏武装，使慈禧有些不放心。于是，她借筹备立宪之机，上调袁世凯入值军机处，意在收回袁氏军权。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袁世凯，从自己的升迁调任中，也感到气候有些异常，为长久计，不待慈禧下令，便主动交出了北洋军权。做为一名汉族官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非但没有使慈禧解除疑虑，反而勾起了慈禧对他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所做所为的回忆。前后联想起来，慈禧预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但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是对爱新觉罗氏江山有威胁。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皇太后，垂暮之年并不糊涂。她深知袁世凯交出北洋兵权并非出自本意，其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远非朝夕能解除得了，而革命党人以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兴兵构难，旋扑旋起，立志要在中国实行什么 “三民主义”;立宪党人则乘朝廷预备仿行立宪之机，大肆鼓噪，必欲分享权力;光绪被囚瀛台近10年，已是病入膏肓，势将不起……思来想去，不觉心力交瘁，至1908年秋，竟也大病缠身。就在这时，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传来： 袁世凯策划废掉光绪，拥立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及子孙计，慈禧认为该是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经过再三权衡，慈禧终于拿定了主意。为了实施她以为是可以决定大清帝国命运的果断措施，在确信光绪不久人世之后，谕令庆亲王奕劻前去察看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 “醇亲王载沣着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3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前一日接军机处急函星夜回京的奕劻，见事已至此，只有叹气而已。于是，醇王府又飞出了一条幼小的 “潜龙”。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 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认为自己也要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日，仍于六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 (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意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既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而请施行”。作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 “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光绪、慈禧去世之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筹划，王公大臣们拟定新帝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十一月九日举行“登极大典”，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

这一天，天气冷得出奇。清朝第十代皇帝宣统“登极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 (俗称“金銮殿”)隆重举行。高高的龙墩上，不满3岁的小皇帝溥仪冻得瑟瑟发抖，坐立不住。他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侧身单膝跪在龙墩之下，双手扶着小皇帝接受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的朝贺。小皇帝不用也不可能管理朝政，但“登极大典”的仪式却是缺一不可，少他不行。进太和殿之前，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大臣们叩拜时，小皇帝就已耐不住性子，到太和殿坐在冰冷的龙墩上，眼望着玉阶下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依次三跪九叩，没完没了，便再也坐不住了，又哭又闹，高声叫着 “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 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监国摄政王劝不住小皇帝的哭闹，可又不敢站起来抱着他，只好一面把小皇帝牢牢地按在龙墩上，一面哄着说： “别哭别哭，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清朝第十代皇帝的“登极大典”，就在这哭闹哄劝声中结束了。王公大臣们从小皇帝的哭闹声和监国摄政王的哄劝声中，似乎觉察到了不吉祥的兆头，抱怨这君臣二人说：“皇上说 ‘要回家’，这是什么意思?”“摄政王怎么可以说 ‘这就完了’ 呢?!

事实上，大清王朝真正的不吉不祥之兆，既不是幼儿皇帝的哭闹，也不是监国摄政王手忙脚乱中脱口而出的“这就完了”，而是正向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袭来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

帝王生活

溥仪登极称帝，“潜龙”成了“真龙天子”，3岁的娃娃从此开始了唯我独尊的帝王生活。

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承继穆宗毅皇帝兼祧德宗景皇帝，穆宗和德宗的后妃，依统序都是溥仪的母亲，而他的亲生父母却成了他的臣民;作为“真龙天子”，溥仪不能再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每天除了按例向两位先帝的后妃请安外，其余时间都和太监们在一起。虽然贵为“天子”，实际不啻孤儿，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和宝贵的母爱，享受着一个不懂事的幼儿难以享受的大清皇帝的尊荣。

清朝皇族子女生下来就雇佣乳母喂养，溥仪幼时和乳母王焦氏的感情如同母子。入宫称帝后，乳母王焦氏也跟随进宫，以备小皇帝 “进膳” (吃奶)。但是，做了皇帝的溥仪已不同于亲王府里的王子，他与王焦氏之间不得再有任何亲昵的举动。“进膳”时，王焦氏必须先行臣子大礼，然后再在太监们的严格监视下跪着由皇帝 “进膳”。

娃娃皇帝在位期间，主要靠吃奶生活，退位后也还断断续续，直至9岁时才完全断奶。然而，既凡是“天子”，一切“天子”所应有的尊荣，溥仪都得享有。自称帝之日起，御膳房即终日为他准备御膳。还在他四、五岁时，正常情况下每日御膳用肉27斤，猪油1斤，肥鸡2只，肥鸭3只，菜鸡3只，计每月30日猪肉810斤，猪油30斤，鸡鸭240只，这些是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其余如面食、粥米、鱼虾、禽蛋、山珍海味、干鲜果品及各种菜蔬，则均不计在内，可按季节、时令及皇帝喜好随时添购。溥仪称帝之初，只要说声“饿了”，随身太监就高叫 “传膳”，待到年令稍长，便无须别人提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吃东西了，溥仪自己就会喝令“传膳”。每当养心殿 (溥仪的居处) “传膳”声起，侍立各处的太监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将这声音传到御善房，不等“传膳” 回声消失，几十名装束停当的太监，就抬着大小7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原来，这些御膳早经准备就绪，放在灶上或暖锅里煨着，随时可以应付皇帝的传膳令。因此，所谓 “御膳”，虽有山珍海味，但却并不新鲜。清代自同治始，皇帝已不靠这些过了火候的御膳充饥，而是吃太后送来的二十几样新鲜饭菜。溥仪称帝期间，尽管既不 “进”御膳，也不吃太后送的饭菜，而是主要靠乳母的奶汁生活，但作为显示“天子”尊荣的御膳排场，却自他登极之日起，即每日照摆如仪。

同御膳大量的备而不 “进”一样，溥仪的衣服也是大量的做而不穿。清代后妃的服饰制做是按级别有定数的，但皇帝的服饰却毫无限制。溥仪做了皇帝之后，他的衣服即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直至1924年被逐出宫。究竟做了多少，皇帝本人不知道，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必要知道。有资料表明，有时一个月的时间，正式工料不算，仅做衣服用的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2000多银元。饭菜做了不吃，可以扔掉，而衣服做了不穿，保管起来可就麻烦得很了。不过，皇帝的衣食住行，自有一整套专门机构负责。溥仪登极时，负责他衣食住行的内务府，仅官员就1023人。

溥仪自3岁称帝成了 “真龙天子”后，便象以往的皇帝一样，再也听不到别人呼唤他的名字。同、光二帝的后妃及他的祖母、亲生父母都称他 “皇帝”，朝廷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及后来他的师傅们呼他“皇上”，太监、宫女和乳母等叫他“万岁爷”或“老爷子”。从这时起，他就被从不同侧面培养和铸造着“真龙天子”的特殊人格。太监们告诉他： 地上万物乃至头上的蓝天都是“皇上”的，天下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和奴仆;现实生活使他逐步明白了： 他衣食住行一切器物上的黄色，是唯 “天子”才能享有的明黄色; 在宫廷中，除了同治和光绪两位先帝的后妃，所有的人见了他都要跪倒磕头，不论是平辈兄弟还是亲族中的长辈，也不管是鬓发皆白的老者还是教他读书的师傅，无一例外; 他说“饿了”，有人为他喝令“传膳”; 他要睡觉，有人为他铺床、洗脚; 他要起床，有人为他穿衣、洗脸; 他要解手，即有人为他端来大小便器具……。总之，紫禁城的一切都是为他而设，城中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在位三年如此，退位后享受民国优待十二年间也是这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溥仪自幼年起就逐步树立起天下唯我独尊的信念。

就在古老的紫禁城按照传统模式精心铸造着大清王朝末代 “真龙天子” 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却早已成为一只破烂不堪的漏舟，无论爱新觉罗氏如何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使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再前进半步，终于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沉没了。

溥仪登极称帝后，遵照慈禧遗旨，由其父监国摄政王执掌朝政，如有重大难决之事，则须向隆裕皇太后请示办法。然而，无论是监国摄政王还是隆裕皇太后，谁也不可能象慈禧生前那样，随意制定推行重大国策，决定文武朝臣乃至皇帝的命运了。

载沣执掌朝政后，迫于形势，为了保住清王朝的统治，一面继续推行慈禧生前确定的以立宪笼络人心的政策，诏令加紧筹备立宪，一面实行加强皇室权力的方针，并立志借机报其兄光绪皇帝十载瀛台囚徒生涯之仇，杀掉袁世凯。结果，筹备立宪自宣统元年(1909)各省咨议局成立始，资产阶级立宪派取得了“国民代表”的资格和参与政治的合法地位，纷纷选派代表进京请愿，三番两次“诣阙上书”，强烈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搞得摄政王心神不定，寝食难安，急急忙忙于宣统三年(1911) 四月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第一届 “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仅收纳4名汉族官员做点缀，致使立宪派发出了 “希望绝矣”的慨叹，哄然舍立宪而谋他图; 在加强皇室权力方面，虽然载沣宣布自己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亲代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令胞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但却指挥不动全国特别是听命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 而立志杀掉袁世凯为兄报仇，不意庆亲王奕劻以 “杀了袁世凯，北洋军造反怎么办” 为由极力反对，只好请示皇太后，假借袁世凯患有 “足疾”之名，将其遣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疴” 了事。这既未能斩断袁世凯同中央奕劻、徐世昌等满、汉朝臣的联系，更没有做到解除他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监国摄政王意在保住清朝统治的种种措施和企图，不但毫无成效可言，反而加速了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步伐。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成功，南方及西部数省闻风响应，辛亥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清廷派出南下镇压革命党人的北洋精锐，不听满族将帅号令，败耗频传。摄政王载沣万般无奈，接受了奕劻、徐世昌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了袁世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以北洋军为资本，以外国侵略势力做靠山，巧妙地玩弄两面手法，先借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力量胁迫清廷授予他军政全权，否则即以 “病未痊愈”为由，呆在彰德不肯出山; 当军政全权到手之后，又利用北京的朝廷、手中的武力和赞成共和的虚假许诺，诱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最终做出了只要袁世凯倒戈推翻清廷，拥护共和，即由他出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决定。为了达到据天下为己有的卑劣目的，袁世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指使北洋军将领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誓死反对共和; 一会儿又指使他们通电北京朝廷声称赞成共和，以兵谏相威胁，要清廷自行退位。他本人则装出既忠于朝廷，又不得不顺应时势的样子，规劝皇太后和摄政王交出政权，免致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子孙，靡有孑遗”的悲剧重演于中国。与此同时，袁世凯一再表示 “决不辜负孤儿寡母” (指溥仪和隆裕)，并抛出了一个旨在显示他的忠心和促使清廷早下决心的 《优待条例》，其中主要条款规定： 清帝自行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暂居紫禁城，以后移居颐和园;新建民国政府负责保护清帝原有私产，并每年拨出400万两以供皇室享用 (改铸新式银币后为400万元)。

在辛亥革命风暴的致命打击下，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们为了保住大清皇帝称号和各自的身家性命，于穷途未路之中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了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次日，袁世凯公开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清王朝灭亡了，但宣统皇帝的称号保存下来了。此后，不但民国历任总统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无论在私函抑或公文中，都赫然称溥仪为“大清皇帝陛下”，紫禁城外的遗老遗少，各地一些大小军阀政客以至象胡适那样着名的“新潮人物”，更是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袁世凯当总统时，为了建立袁氏家天下，曾公开允诺将《优待条例》载入民国宪法，并私下托人说媒，要将自己的女儿嫁与溥仪当“皇后”;徐世昌任总统期间，念念不忘大清200余年“深仁厚泽”，身为民国总统，而言必称“本朝”(指清朝)，说他出任民国总统，不过是为幼主(溥仪)摄政而已。民国以来的各派军阀，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前，无论谁打进北京控制政权，为了各自的政治需要，无一例外地尊奉溥仪为“大清皇帝”，恪守着《优待条例》中除去400万元拨款以外的所有条款。就在这名义上统一的中华民国弥漫着军阀连年混战的硝烟和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溥仪依然故我，役使着紫禁城中的数千人马，过着与退位前相差无几的帝王生活。

同清朝以往的皇帝一样，溥仪6岁即他退位那年，由钦天监选好良辰吉日，开始上学读书了。书房设在光绪小时候念书用的毓庆宫，师傅教汉文的先后有做过大学士的江苏元和人陆润祥，国子丞徐坊，南书房翰林朱益藩，福建才子、同治朝进士陈宝琛，未曾上任的广东宣抚使梁鼎芬; 教满文的是满族正白旗人伊克坦; 教英文的是做过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的英国人庄士敦(Sohnston，Sir Reginua Fleming)。在诸多中外师傅当中，以陈宝琛和庄士敦影响最大，溥仪后来的成长变化，与这两位师傅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皇帝上学自然与常人不同。每次上课，都是溥仪先乘坐金顶黄轿至毓庆宫，坐到背北面南的正位独座上，然后由太监奉上当日应学的课本，这时教课的师傅再进来，向他所教的徒弟见礼后开始教读，作为徒弟的溥仪始终端坐不动，更无须向师傅行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教读的时候，师傅也只能坐在“皇上徒弟”的左手侧位上。古时候读书靠的是死记硬背的功夫，背不下来，当师傅的就用专制的戒尺打学生的手掌心。溥仪既是“皇上”，不但尝不到打手掌心的滋味，而且即使在师傅授课时，也是唯我独尊，愿听则听，不愿听就跑出去看蚂蚁爬树，师傅只好等徒弟玩够了，才请皇上继续读书。有时小皇上不高兴读书了，索性就叫太监传旨放师傅们的假。对这样一位徒弟，无论是中国师傅还是外国师傅，最初谁也无如之何。

后来，为了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徒弟，师傅们苦心孤诣地想了一些督促溥仪学习进步的妙法。在他10多岁以前，中国师傅们请同、光两位先帝的后妃们帮忙，专门派一名太监在每天早晨溥仪尚未起床时，站在窗外把前一日学过的功课反复高声念上几遍。正如师傅们不能检查皇上徒弟的功课学得如何一样，溥仪听见没有，太监们是不知道也用不着知道的。当小皇帝在朗朗读书声中由太监们服侍穿上衣服，洗漱停当，进完御膳之后到几位后妃们那里请安时，再由她们耐心地听小皇帝念一遍学过的功课，只要能念下来，后妃们便夸奖一句 “皇帝书读得好”。到10多岁以后，中国师傅们渐渐使溥仪懂得了读好书与当一名真正皇帝的关系，启发他自觉努力读书; 外国师傅则用新奇的西洋文化吸引他探求知识的兴趣。除了这些妙法之外，中国师傅们还为小皇帝请了几位伴读的学生，每当溥仪不愿读书或有什么不规矩的举动时，师傅们总是狠狠地批评这些伴读生，以引起溥仪的注意。所谓伴读生，其实主要是来代小皇帝挨批的，因为臣下是不可以批评君上的。

在师傅们的着意培育下，受紫禁城中事事物物的熏染，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心里开始要做一名 “好皇帝”和 “真正的皇帝” 了。自幼时起，他先从太监，继而是从师傅们那里，知道了天下原本都是他的，只是因为可恨的袁世凯和可怕的孙文，他才变成了紫禁城里的 “皇帝”，而把整个天下 “让”给了民国。尽管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些大清旧臣民国总统到吴佩孚、张作霖、陆荣廷等“乱世英雄”，表面上恭敬“大清皇帝”，不断地给他“重登大宝”的希望，又不断地把这些希望化为泡影; 尽管散居各地的遗老遗少不时地上折请安，登门觐见，声泪俱下地表示要辅佐他“恢复祖业”，一旦讨了“封赏”之后便杳无音信;尽管辫帅张勋1917年率数千辫子军扶他“重登大宝”，也仅仅当了12天“真正的皇帝”，便再次摔下了“宝座”，宣告复辟破产，可在溥仪心目中，天下依然是他的，师傅们也总是要他卧薪尝胆，“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待着天再降“大任”于他。于是，溥仪从10多岁时，就开始在紫禁城中施展“天子”的威风，诚心诚意地学做一名“好皇帝”，准备着一旦风云聚会，天降大任，即出而做一名君临天下的 “真正皇帝”。

要做一个“好皇帝”，首先要有驭下的权威和辨忠奸的能力。溥仪还在八、九岁时，就在服服贴贴的太监们身上试验过他的权威。当他不顺心时，就打骂太监出气，太监们毫无怨言; 当他高兴时，则变着法测试太监们的忠心，太监们任凭摆布。有次他为了证实自己的权威和太监们的忠心，竟随意挑出一名太监，要其把地上的一堆脏东西吃下去，令他满意的是那个太监二话没说，趴到地上就把脏东西吃了下去。10多岁以后，溥仪便开始在“大是大非”上展示他分辨“忠奸”的能力。在他12岁那年，奕劻去世，其家人上折请求谥法，溥仪想起了陈宝琛常说的奕劻曾如何断送了大清江山，于是便提笔写下了 “谬”、“丑”、“幽”等几个字作为“恶谥”，令内务府挑一个赐于奕劻。其生父载沣闻讯后，多方请求改赐，无奈溥仪又哭又闹，寸步不让。后来，载沣叫南书房翰林们拟了一个 “密”字，溥仪以为 “密”也不是个好字，勉强同意了，等他弄清 “密”在谥法上为 “追补前过” 的意思时，觉得太便宜了奕劻，想改已来不及了。此事颇得陈宝琛等几位师傅的欢心，在遗老们中间也传颂一时，梁鼎芬还为此在日记中赞溥仪为 “真英主也”!

要做一名“好皇帝”和“真正的皇帝”，在溥仪看来，不仅要有驭下的权威和辨忠奸的能力，还要做到励精图治，明察秋毫，万事皆由己断，不受任何人所左右。他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在袁世凯的干预下，载沣等人尊光绪的瑾妃为端康皇贵妃，名列同、光四位遗妃之首，(溥仪结婚后尊四位遗妃为太妃)，成了溥仪的首席母亲。这位昔日的瑾妃俨然以隆裕的后继者自居，完全忘记了她亲妹妹珍妃是怎么死的，刻意模仿慈禧，不但随意毒打太监，而且对溥仪严加管束，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光绪式的皇帝。她甚至于完全承袭慈禧一套手法，派亲信太监监视溥仪的言行。陈宝琛对此十分不满，向溥仪讲了一大套嫡庶之分的道理，有的太监也私下嘀咕，说端康要把宣统变成第二个光绪。这使一心要做“好皇帝”和 “真正的皇帝”的溥仪难以忍受，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在他14岁那年，端康辞退了太医院一位给她治病的医生，这本与溥仪无关，可他觉得这有悖于“万事皆由宸断”，于是怒气冲冲跑到端康那里，质问她凭什么辞掉太医，天下事是否该由皇帝决断，并指责她太过专擅。发泄一通之后，不等端康回话，便拂袖而去。为此，溥仪又得到了师傅们的一番颂扬，越发觉得自己象个“真正的皇帝”，当他听说端康把载沣和其他王公们叫去大吵大闹，要他们为她做主时，更是怒不可遏，立即把父亲和王公们传来，质问老头子们祖宗留下来的嫡庶之分的规矩还要不要了，声言端康不过是个妃子，按祖制自己不该叫她额娘。载沣等几位王公对暴跳如雷的小皇帝毫无办法，只有任他叫骂的份。端康见王公们无法治小皇帝，便传令召溥仪的祖母和母亲进宫，大骂特骂了一通。溥仪的母亲个性极强，从未受过别人辱骂，回家后一时想不开，竟吞鸦片自尽了。从此，端康知道小皇帝成了气候，害怕溥仪追究她逼死母亲之责，便一反常态，处处随和，不敢象以往那样对待小皇帝了。溥仪及师傅们因此都觉得他象个“真正的皇帝”，可他自己却为此牺牲了亲生母亲的性命。

溥仪退位后，以他为首的皇室和为皇室服务的数千人马，依旧摆着昔日的排场，耗资巨大。民国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很少足数发放，紫禁城只有靠皇庄收入和典卖清宫珍宝以补不足。令溥仪感到奇怪的是，他的内务府每年开支数额，最低时也相当于慈禧时代内务府的2. 5倍，而就在他过去的贵族显官坐吃山空，世子王孙流落街头，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的时候，紫禁城里小朝廷内务府的所有官员，几乎家家都成了富豪。窍门在哪里?这些人莫不是在发“天子” 的财吧? 在英国师傅及刚进紫禁城不久的遗老郑孝胥等人的支持、策划下，溥仪决心弄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财宝，下令清理皇室财产。不意在清理财产过程中，先是太监及内务府官员们明拿暗偷，继而是珍藏历代珍宝的几处库房连连失火，最大的一场大火烧毁的珍宝究竟有多少已无法计算，只知道在清理烧完后的灰烬里拣出的黄金熔片、熔块，就有近2万两之多。

严酷的现实使溥仪感到内务府和太监们的“不忠”，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不顾父亲及太妃和其他王公们的反对，溥仪果断地决定行使他至高无上的“天子”权力，着手整顿内务府，遣散太监。结果，太监们好办，少数服侍太妃的留了下来，其余上千名全部赶出了紫禁城，而整顿内务府，几次弄得他自己花钱也没处去弄，最后只好裁掉800名左右官员了事。至于溥仪所怀疑的内务府的经济问题，则始终是个迷。

溥仪要励精图治，做一名 “好皇帝”和 “真正的皇帝” 的种种努力，尽管结果大都不尽人意，有些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王公和中国师傅们都认为象个“真正的皇帝”所为，而他受报纸和外国师傅的影响所做的一切，却又令他们大失所望。

溥仪少时嗜好斗蟋蟀，玩骆驼，养蚯蚓，愿看狗咬架，牛顶角，喜爱新奇玩艺，如穿戴由太监们偷偷为他买来的民国将领的军服，吃外国师傅带来的 “洋”糖果，看外国师傅送他的画报，以至对紫禁城里没有的一切东西都抱有极大兴趣。如果说溥仪少时的这些喜好还未引起王公及中国师傅多大不满的话，那么他十四、五岁以后的一些喜好和新奇行为，就使他们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威胁。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紫禁城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在英国师傅庄士墩的有意诱导和影响下，他开始逐步“洋化”，要做一个英国式的开明君主。于是，他大量“御膳”不 “进”，专愿吃西餐; 无数传统服装不穿，硬要穿西服; 轿子不坐，却爱骑自行车; 好好的辫子不要，硬是剪成了短发; 一大群专供“传旨”的活人不使，偏偏装上电话; 圣贤书不读，专爱订阅各种报纸。更有甚者，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下令把皇宫中所有的门槛统统锯掉; 为了寻开心，他不时打电话要名饭店送上几桌上等饭菜到一个随便胡诌出来的地方去; 为了满足好奇心，他竟把“新潮人物”胡适叫到皇宫里来看看是什么模样，甚至自己也常写一些小说、文章、新诗什么的，化名往外投寄一气……凡此种种，无不使王公及中国师傅们摇头蹙额，有时还大动肝火。无奈这时的溥仪已经要“万事皆由宸断” 了，这怎能不使王公及精心培育他的师傅们失望，甚至感受到 “大清”无望和来自小皇帝自身的威胁呢?

王公及中国师傅们感受到的那种威胁终于来到了，溥仪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 原来，由于受英国师傅庄士墩的影响，溥仪认为要做一个开明君主，就必须学些新东西，见点大世面，而更重要的是应得到能够左右当时中国政局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呆在紫禁城里是永远办不到的。于是，他长时期以赏赐的名义，让二弟溥杰带走了大批清宫珍宝，预做出国经费。然而他哪里知道，除了庄士墩和溥杰之外，紫禁城中所有人都拼死反对他的出国之行。就在他与庄士墩秘密约定准备溜出紫禁城之时，不知怎么走漏的消息，紫禁城里全部人马一齐出动，城外的 “皇父”载沣也闻讯采取了果断措施，成功地破坏了他们出走的计划。这次任凭小皇帝如何暴跳，以 “皇父”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和中国师傅及太妃们，死活也不肯让步，因为皇帝一走，全部优待条件等于自动放弃，他们以及靠紫禁城吃饭发财的 “皇亲国戚”便会丧失现有的一切。

为了锁住小皇帝的心，太妃及王公们决定尽早为溥仪完婚。经过多方协商并最终得到 “皇帝恩准”，后妃人选很快就确定下来。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中的 “宣统皇帝”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民国总统黎元洪派出了大批军警卫队保驾，并先以民国政府的名义送上贺礼2万元，而后又和其他军阀、政客们以个人名义呈书祝贺，赠送厚礼。当时尽管共和已10年多了，可“大清皇帝”的名号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声威和吸引力。溥仪作为“皇帝”，一次成婚，两个妻子：皇后，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17岁; 淑妃，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文秀，14岁。

少年“天子”，一后一妃，照太妃及王公们看来，该安顿一阵子了。可他们万没想到，溥仪所以 “恩准”成亲，愿意一下子娶两位媳妇，是因为这是皇帝应该有的，并非是以为有什么必要，他这时心里想的仍是怎样逃出紫禁城，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计划着在结婚以后如何开始“亲政”。至于什么夫妻、家庭，压根就没有想过。结果，新婚第一夜，按祖制皇帝和皇后要在坤宁宫喜房里渡过，可新郎却被那一屋子的暗红色——红帐子、红被褥、红衣、红裙、红花朵、新娘子的红脸蛋……，搞得心神不宁，竟独自回到养心殿静思默想结婚后如何 “恢复祖业”去了。

1924年11月5日，溥仪终于离开了那个他日夜想离开的紫禁城。但这既不是他自己计划的成功，也不是太妃和王公们让步的结果，而是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兵山海关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推倒了颜惠庆内阁，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岁的 “大清皇帝”生活。

复辟迷梦

溥仪被逐出宫时，曾向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鹿钟麟和一队士兵表示他早就不想做皇帝了，而要当一名公民，并且说： “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这话虽有其他背景，并非全是谎言，可他所说的“自由”，是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恢复祖业”，庆幸从此摆脱了在他看来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们对他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然而，溥仪在匆匆住进了他父亲的居处北府之后的最初几日，周围的一切使他感到绝望。北府四周由冯玉祥的军队把守，切断了同外界的一切交通联络，昔日的师傅及大臣们也不知哪里去了，身边只有一个“王爷”(溥仪成年后，无论什么场合都称其父载沣为王爷)，屁股上总象有把火，终日团团乱转，喃喃自语，怎么也坐不下。要他坐下来商量个办法，他好象对自己，又好象在回“皇帝”的话： “商量个办法，好，好，商量个办法”，可刚坐下来，就又站起来毫无目的地转圈子;叫他打听消息，他就说：“打听消息，噢，噢，打听消息”，可转身没走几步，就折回来说：“门口有兵”; 叫他打电话，他也跟着说“打电话，对，打电话”，可刚要去打，又回头来问 “给谁打电话”。本打算出宫后“自由”地“恢复祖业”的溥仪，不想进了北府，如同进了监狱，想出去，“门口有兵”，想知道点消息，毫无办法，再加上身边有一位比他还慌乱的“王爷”，直搅得他六神无主，万念俱灰。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多久，溥仪在北府里感到气候有变。先是不知哪里去了的师傅和王公大臣陆续出现在身边，接着就不断传来一些使他宽慰之余觉得振奋的消息：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民国当局提出了“抗议”，当时民国外交总长王正廷因此声称保证前清皇室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部捎来口信说，为保护北府安全，北京日本兵营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段其瑞发出了声讨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并且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逼走了冯玉祥，继而又重新组织了临时执政府，出任执政。于是，先后汇聚北府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纷纷为溥仪出谋划策，乱哄哄吵做一团。在冯玉祥撤走守卫北府的军队并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的人们便一致决定，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致函民国当局，抗议冯玉祥的 “强暴”行径，要求恢复原有优待条件; 参加为解决清室财产组织的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遗老们，也不再参加该会所召集的会议，认为原有“皇庄”地产和清宫里的全部财产都是大清的，没有什么公私之分;溥仪此时则公开向报界声明： 他之所以同意出宫。接受了冯玉祥对原优待条件的修正，是武力胁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实非出自情愿，同时，他信誓旦旦地向王公大臣们表示，一定要“恢复祖业”。可如何恢复祖业呢?有人请他先去东交民巷使馆区，以确保安全;有人建议要设法 “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成其大业; 而以王爷为首的一批王公世爵们则要他留在北府，争取恢复优待条件。各派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极力地要把“皇帝”拉到自己身边。

在纷纷嚷嚷的吵闹声中，溥仪以为上策是先寻得安全自由的栖身地，然后再徐图大计。当务之急是先离开北府这座束缚他的牢笼，甩掉那批无用的王公世爵，尤其是要摆脱那位每年4. 24万两银子“岁费”而又一点好作用不起的“王爷”。于是，他和陈宝琛、庄士敦、郑孝胥、罗振玉等几位师傅和 “股肱之臣”秘密定计，借口外出查看租用的房子溜进德国医院，逼走 “王爷”派来监视的随员，急急忙忙钻进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在使馆里，溥仪一行受到日本公使芳泽夫妇极为 “热情殷切”的招待。公使为这班前清皇室及随行人员腾出了一座楼房，并倒出礼堂，大肆装点布置，为溥仪19寿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生日那天，面对由王公世爵、活佛喇嘛、中外师傅、时为民国官员的前清旧臣及外国使节组成的500余人的祝寿人群，溥仪百感交集，虽然在外国人的使馆里做寿使他伤感，但隆重的庆祝仪式和庞大的祝寿队伍，又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他暗自发誓，要为“恢复祖业”大干一场，这次不能象以前那样，光想不做，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生日过后不久，他便征得日本使馆的同意和支持，由日本便衣严密“保护”前往天津，准备在那里从事实现理想的大事业。

到了天津之后，溥仪住进了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早年在这里用做游艺场的“张园”，“张园”占地20余亩，地处日本租界，颇觉安全。他在这里挂起了 “清室驻津办事处”的招牌，原北京紫禁城剩下的那班人马，又几乎全部聚集到了这张招牌之下，争先恐后地为他呈献“恢复祖业”之策。有人仍旧建议他出洋; 有人主张应首先力图恢复优待条件; 有的提出利用武人以图恢复; 更有的献计任用 “客卿”待机大举。在溥仪看来，只要能“恢复祖业”，“重登大宝”，不管什么办法，只要有一线希望，不妨都试一下。

到天津之初，溥仪一度仍打算出洋，可这时吴佩孚给他上书称臣，张作霖向他磕头问安，因而动摇了出洋的念头。后来，尽管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可总有人为他带来希望。如张宗昌多次给他请安，一批批各色人物不断地登门觐见 “天颜”，声言愿为 “恢复大清”效力。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和领事馆对他格外“尊敬”，日本国内还捎来了写有“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的折扇，暗示要“辅佐”他“重登大宝”。于是，驻津7年，溥仪除出洋未能成行之外，其他如利用武人，结交 “友邦”，任用 “客卿”，培育骨干等诸多手段，轮番交替或同时并用，为能“重登大宝”，不惜一切代价，费尽了心机，耗光了资财，而 “重登大宝” 的理想，却始终只是一个反复重现的梦境。

自吴佩孚上书称臣，张作霖磕头问安之后，溥仪联想自己丁巳年 (1917) 的再度登极与退位，这一次的被迫出宫，以及当时中国与军阀混战密不可分的政局变幻，以为武人固然可恨，不过没有武人扶助，“重登大宝”无异比登天还难。因此他决心改变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人。在津数年，他“降贵纡尊”，凡上门求见的大小军阀，一律不用再行叩头礼，而是相互握手致意，然后与常人一般平起平坐; 凡表示愿为 “恢复大清”效力的武人，那怕是残匪败兵，他都有求必应，花费大量金钱财宝加以笼络。

在设法利用武人的过程中，溥仪先后通过他父亲的管家张文治和遗老商衍瀛等在奉系军阀中间拜把结交，广散钱物，令康有为活动过吴佩孚，他自己则亲自面见过张作霖、张宗昌、段其瑞、张学良、褚玉璞、李景林等大小军阀，并经常不断地接见一批批为他在军阀之间穿针引线的官僚政客、落伍军人、甚至于流氓无赖。不过，最能表明他利用武人的决心和虔诚的，应该说还是与 “狗肉将军”张宗昌和 “小诸葛”刘风池之间的交往。

土匪流氓出身的张宗昌，利用给溥仪 “请安” 的机会，每每唾星四溅，表明矢志“效忠皇上”及为“恢复大清祖业”不惜赴汤蹈火的心迹。当然，要“恢复大清祖业”，没有军队不行，而要训练军队，购置军械，没有钱做不到。于是，这位“狗肉将军”一张口多者几百万，少者几十万，看溥仪有难处，三、五万也不嫌少。如此大把大把地向“皇上”要钱，未免粗鲁了点儿，但为了 “恢复祖业”，溥仪也不去计较许多。所谓“小诸葛”刘风池，本是个不知名的落伍军人，经张勋的一位旧部下介绍，说刘某是“现代诸葛亮”，赛过 “卧龙凤雏”，得此一人，则 “复辟大业”，已十有八九。真是饥不择食，溥仪为了早日 “重登大宝”，竟不辨真伪，当即真心实意地请这位“小诸葛”去活动奉系各级将领和受奉系影响的东三省草莽英雄，将从清宫中带出的珍珠、古瓷、钻石、古玩字画等“最值钱的”东西，一批批送给刘风池去联络“台上人物”。从数量上估计，大约奉系团、旅长以上的军官及东北有名号的草莽英雄，差不多每人都拿到了溥仪的珍珠、宝石、古玩字画及金錶等物。至于刘风池是否把这些东西全部送给了“台上人物”，溥仪早已为“恢复祖业”的美梦所陶醉，并不去想它。只是到了 “小诸葛”向他指名要30颗朝珠和皇冠上的那颗珠子的时候，他才觉得有些不对劲，在陈宝琛等人的极力劝阻下，开始冷落这位几乎天天要财宝但却一事无成的现代 “卧龙”。

在利用武人的同时，溥仪还接受郑孝胥等人的意见，结交“友邦”，任用“客卿”，培育骨干。驻津7年，他以 “宣统皇帝”的身份，经常参加天津日本驻军的阅兵式，与各国领事及驻军司令频频往来，接见过英国王子，并通过英国王子和意大利领事同英、意两国国王互赠签名照片;派遣郑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动，结交“友邦”;以3600元年薪雇佣奥国流亡贵族阿克弟到欧洲各国游说; 支付巨额经费支持白俄匪首谢米诺夫“反赤复国”(指推翻苏共政权，恢复沙皇统治);请英国骗子罗斯为他办报鼓吹复辟帝制;将亲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等人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以备将来……在这些为“重登大宝”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溥仪最热心着迷的是任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 “友邦”，则是自 “北京政变” 以来，一直把他当作 “皇帝”加以 “保护”的日本国。

谢米诺夫原是沙皇时代的一位白俄将军，被苏联红军击溃后，率残部流窜于中、苏、蒙边界，专事打家劫舍、烧杀淫掠勾当，本已穷途末路。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溥仪派出四处寻求“恢复大清”力量的人马接上了头，当即大肆吹嘘，说美、日两国都已经拨出巨款支持他“反赤复国”，他本人则计划先在满蒙建立根据地，请宣统皇帝前往即位，主持大计。这个计划使溥仪心花怒放，忘乎所以。1925年10月第一次和谢米诺夫会面，就一次给了他5万元。稍后，溥仪不但为谢米诺夫设立了专用银行帐号，以供其随时支用训练军队、购买军火，而且还经常送他一些小额活动经费。谢米诺夫前后共计拿走了多少钱，已难以计数，尽管以陈宝琛为首的几个人多次极力阻拦，可溥仪经不住这位 “客卿”要扶他“重登大宝” 的诱惑，直到 “九一八”事变前夕，还送他800元活动经费。

1928年，一连串的事变和传言，搅得溥仪忧喜无常，悲愤、绝望和希望交至。在这一年，矢志 “效忠清室” 的张宗昌兵溃滦河，一败涂地; 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少帅”张学良 “易帜”，改换了青天白日旗; 曾同国民党合作北伐的 “赤党”(指共产党)，虽经蒋介石“清党”镇压，可郑孝胥和日本人告诉他“赤党”无处不在，时刻“威胁”着他的人身安全; 原奉系军人、1927年被蒋介石收编为四十一军军长的孙殿英，制造了令他和遗老们撕肝裂肺的“东陵事件”，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扬尸盗宝……。这一切，无不使溥仪忧虑、悲愤、甚至绝望。但是，天津租界里的外国人都仍旧称他“皇帝陛下”;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则不时暗示他应“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国前途系之”; 派往日本联络“友邦”的郑孝胥，学习军事的溥杰和润麒，去东北活动日本关东军的罗振玉等人先后带来消息，都给他以日本政府特别是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 的美好印象。这一切，又使溥仪转忧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抛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 “秘密武器”，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 “新国家”。溥仪认为 “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的日子终于到来，决计前往东北，不意他身边除郑孝胥外的遗老及“近臣” 们，几乎一致反对“北幸”，爱新觉罗氏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历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这时也派人来说，可以恢复民国初年的优待条件，居住则紫禁城、上海、国外任凭挑选，只是敬告他不要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然而无论是溥仪还是日本人，这时都已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决定。

1931年11月10日夜，为了将多年来“重登大宝”的迷梦化为现实，溥仪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特别 “保护”下，悄然离开日租界，偷渡白河，潜往东北。

傀儡皇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之初，曾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至天津面见溥仪，态度诚恳地请这位 “宣统皇帝”到沈阳去 “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并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词回答了溥仪最关心的问题。谓“新国家”毫无疑问 “是帝国”，至于 “宣统帝”如何领导这个“独立自主” 的 “帝国”，等到了沈阳以后再行详谈。到沈阳去领导一个新建的 “帝国”，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 “恢复祖业”的肇始之基。于是，他丢下了那些反对“北幸”的师傅和“近臣”，躲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驶出日租界，来到白河码头，与早在这里“恭迎圣驾” 的郑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迷梦的旅途。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是漫漫旅途走不尽，茫茫苦海行无涯。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此后3个多月的所见与所闻，令他疑虑、惶惑、焦躁、凄楚、愤怒，最终又怀着对未来的希望，苟且做了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伪满洲国执政。在营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所想象的东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驾”的壮观场面，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 “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来的郑孝胥父子和先期至东北联络关东军的罗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国人会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随而来的师傅，“皇后”及“臣僚”们，也不例外。至于那个“新国家”的问题，则迟迟没有动静，派罗、郑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问，得到的答复是 “新国家” 的建立正在研究! 这一切怎能不使一心要尽快 “重登大宝” 的 “宣统皇帝”疑虑、惶恐、焦躁，凄楚，以至感到愤怒呢?

原来，此时日本国内对如何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东军不便贸然从事。经过3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 “满洲国”，暂行 “共和制”; “国都”命名 “新京”，设于长春; “国家元首” 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1年2月23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专程来到旅顺，向溥仪转述了日本政府关于建立“满洲国”的决定。溥仪听说要他出任“执政”，不由无名火起三千丈，暗骂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了他的“皇帝尊号”，断绝了“大清帝国”的统系，当即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就任执政之职，满以为日本人会作出让步，仍请他当皇帝。谁知此时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时候的模样了，板垣竟当面称他“阁下”，声言关东军视不出任执政的答复为敌对态度，如不收回，即将采取敌对措施!天哪，“皇帝陛下”就这样在日本人那里变成了“阁下”，甚且立时要成为他们的阶下囚，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弄得溥仪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郑孝胥父子出场了。老子忠告溥仪说： “张作霖殷鉴不远，还请皇上三思”; 儿子进言曰： “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久远计，皇上似应暂时屈就执政，以谋来日宏举”。溥仪见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郑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终作出了一个自以为不失“体面”的决定：暂任执政一年，届期如不 “重登大宝”，即行引退。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直为他“恢复祖业”寻求日本人支持的罗振玉和郑孝胥，前者由于“顽固不化”，坚持帝制，被日本人一脚踢开; 后者则因为 “开明通达”，赞成 “共和”，当上了 “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从此，溥仪身边有了以“开国元勋”郑孝胥为首的一帮新的“文臣武将”，昏昏然又做起了 “恢复祖业” 的美梦。

出任执政后，溥仪决心遵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无辞艰辛，，不避劳苦，为将来“宏举”奠定基础。为此，他把“执政府”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并真的每天定点早早起床，进楼办公。可是，不久溥仪便发现，他所能办的“公”，不是在“总理大臣”郑孝胥送来的各类文件上签名认可，就是同各部 “总长” 们闲谈聊天，所谓 “军国大事”，原来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们决定的，而“满洲国”上至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次长、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员，原本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经他宣布任命的，所谓“执政”，原不过是为他人执政。尽管如此，溥仪并不灰心，因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 “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 “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统治，日本人也给溥仪一个回报，决定满足他的皇帝欲。于是，当溥仪 “执政”一年期满之后，首先是关东军，继而是日本国内，不断地传出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 “满洲国皇帝” 的消息。

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他第三次登极，当上了 “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 “康德”。不过，这次登极，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窝囊。日本人事先告诉他，登极大典要穿“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正装”，不能穿清朝皇帝的龙袍，因为“满洲国”不是大清帝国的复活，而是日本人用生命和鲜血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怎么办?皇帝登极不穿龙袍，这成什么体统? 可日本人的话也不能置之不顾。思来想去，溥仪觉得还是先照日本人说的办，因为离开日本人，单靠自己身边的那几个“文臣武将”去 “恢复祖业”，不啻登天，服装毕竟还不是最重要的，既然有了皇帝的尊号，皇帝所应有的一切慢慢再去争取，好在日本人允许他可以先穿龙袍祭天，而后再换上 “大元帅正装”举行“登极大典”。计议停当，溥仪默默祷告，祈求上天和祖宗能够体谅他的苦衷。

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作为 “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能享有的 “尊荣”，说来其实也有限，可这有限的 “尊荣”最初却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开始重新称他为 “皇帝陛下” (任执政期间一律称 “阁下”，这是溥仪几乎不能容忍的称呼)，公开场合象恭敬日本天皇一样地恭敬他。同时，关东军规定“满洲国”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种公共团体，都必须供奉 “康德皇帝”的“御真影” (照片)，所有公职人员及学生、士兵等要按时定点地向 “御真影”行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据说这和日本国内恭敬天皇的仪式是一样的。

其次，关东军每年为他安排若干次 “御临幸”和 “巡狩”。所谓 “御临幸”，是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亡灵和庆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等例行仪式; 所谓“巡狩”，则大多是到 “新京” 以外的东北一些地方，去参观日本人 “建设”“王道乐土” 的成就。“临幸”和“巡狩”的实际内容如何，溥仪并不理会，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仪：每次“御临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装的“净街车”开道，稍后是“满洲国警察总监”乘坐的红色敞篷车开道，继之才是他这位“皇帝”的全红色“正车”，车两边有摩托车随行保驾，再后面则是随从和一般警卫的车辆。

除了这些日常的几乎仅有的“皇帝尊荣”曾使溥仪感到满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使他一时认为自己具有一个真正皇帝的权威： 庞大的护航、迎送舰队，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检阅日本海陆军，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和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切简直使溥仪飘飘然了，“回銮”后立即召集“新京”所有简任职以上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把“满洲国皇帝” 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等等。

溥仪这种飘飘然的自我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扫荡得一干二净。

早在筹备 “满洲国皇帝”登极大典之时，尽管日本人明确宣布 “满洲国”是他们建立的“新国家”，绝不是“大清帝国”的复活，但那时溥仪只为自己不能穿龙袍登极而苦恼，并未真正领会其中关节所在。登极后，在日本人为 “满洲国皇帝”建立的 “ “禁卫军”之外，他自己花钱创建了一支300人的“护军”，名义上是“皇室”的私人卫队，实则是为将来“恢复大清”培养的军事骨干，300人全部按照军官标准严格训练。与此同时，溥仪还不断与关内遗老遣少暗通往来，意在一旦时机成熟，就变“满洲国皇帝”为“大清国皇帝”。访日 “回銮”后不久，一连串的事变使他领会了日本人所说的“新国家”的真正含义，彻底明白了 “满洲国皇帝”的实际地位，不得不放弃要做“大清皇帝”的念头。

“开国元勋”郑孝胥，以为“满洲国”改行帝制，是“后清”的开始，用不着再什么事都去请示日本人，碰了几次壁之后，便在背后发起了牢骚，在他创办的“王道书院”里对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结果，溥仪访日归来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就以 “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为由，要他换上大字不识一箩筐但十分听话的张景惠。

继郑孝胥之后，伪满洲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议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说他们口头上承认“满洲国”是独立国，可从上到下什么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散会后即遭逮捕，以 “反满抗日罪”被砍了头。行刑前，关东军的一位参谋吉岗安直，赶来告诉溥仪，说凌升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关东军决定“杀一儆百”，要溥仪主动解除其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对溥仪忠心耿耿，几个月前才同他攀了亲。这一事件使溥仪领悟了关东军在“满洲国”用人或杀人的标准，原来是只看其对日本人的态度如何。因此，他感到了 “杀一儆百”的可怕。

在“凌升事件”前后，日本人再次提醒溥仪，强调“满洲国”决不是“大清国”的复活，要求他不要与闻关内遗老遗少图谋复辟大清的活动。同时，关东军在“宫内府”①增设了“宪兵室”，严格监视进出人员，检查来往信件，并故意制造事端，将溥仪精心训练的“护军”全部缴械拘留，后经溥仪亲自道歉，才选用部分加以改编，由日本军官“代为训练”，其余则作为 “肇事祸首”统统 “驱除出境”。

至此，溥仪已经清楚地知道要想做“大清国皇帝”是不可能了，不过还不觉自己现有地位和人身安全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清国”的“龙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郑孝胥、凌升那些人相提并论的，日本人离不开他。可到了1937年前后，日本人加强了对他的限制，不但不准他同外人接触，而且连前来为他祝寿的亲属，也要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只准行礼告退，不许说话逗留。溥仪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从事，“恢复祖业”既然无望，可怎么也不能再丢了现有的“皇帝”尊号，甚或发生难以想象的意外。否则，一切就都完了。然而，令他绝望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就是溥杰的婚事和关东军炮制的 “帝位继承法”。

溥仪自成婚后，一直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恢复祖业”和早日 “重登大宝”，无如屡经变故，夙愿难偿，以致经年累月心绪烦燥，夫妻生活极不正常，“后”“妃”之间相互猜忌，事实上谁也没有邀得 “天恩”。在天津的最后一年，“淑妃”文绣就是由于难以忍受这种不正常的婚姻和 “皇后”婉容的排挤，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同“皇帝”离了婚。大约在此前后，婉容则不甘寂寞，制造了令溥仪难以容忍的“内廷秽闻”。因此，直至1937年，溥仪而立之年已过，膝下无子无女，于是又娶了北京17岁的满族中学生谭玉龄，封为“祥贵人”，祈求上天降一皇子，承接传递大清统系。可是，就在这时，日本人告诉他，如有了皇子，5岁便须送到日本去读书，同时又为溥杰找了一位名叫嵯峨浩的日本侯爵的女儿，并在东京成了亲。随后，关东军即责令“满洲国国务院”抛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大意谓 “满洲国皇帝” 归天后，皇位依次由其子孙继承，如无子无孙就由弟继承，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承。溥仪这时一下子就明白了，日本人原来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 “满洲国”皇位继承人，因为关东军也曾劝他找一位日本姑娘作妻子，被他以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为由给拒绝了。在溥仪看来，“大清”的 “龙子龙孙”，血统必须纯正。“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溥仪觉得这不仅是“大清”统系断绝的象征，也是他个人性命随时都可能终结的标志。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含垢求保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唯关东军之命是听，“裁可”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奴役掠夺东北百姓，屠杀各界爱国人士及无辜民众，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 的 “满洲国”政令、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生怕有什么“过失”，丢了性命。到后来，竟至换了祖宗，默认日本国、关东军乃至吉冈安直为自己的父亲。自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至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 每当吉冈安直给他讲那一套“父亲”理论时，他都低头垂手，静听这位“准父亲”的训示。只有在这种常人不堪忍受的时刻，溥仪才不由得想起了天津临行时，爱新觉罗家族中有人说的那句话： “不要忘了石敬瑭”!

伪满洲国后期，溥仪除了俯首贴耳听凭日本人摆布以保生存之外，还昼夜不分，抽挤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烧香念佛，打卦问卜，祈求神灵保佑，苟延残生。1942年，“祥贵人”去世，他又娶了一位叫李玉琴的15岁的中学生，封为“福贵人”，借以慰藉孤独、空虚、恐惧的心理和有些错乱了的神经。这时的溥仪，从肉体到精神，已经全面崩溃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傀儡皇帝生涯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运往苏联。

末代皇帝命运多舛，不知何处是归宿。

最后归宿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两月，而后便同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到苏联后不久，溥仪便觉察到苏联政府不象是要杀掉他，伪满时期那种日夜为性命担忧的高度紧张心情逐步松驰下来，可同时另一种恐惧又不时袭扰着他，这就是害怕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当时中国国内国共两方战事已起，那些伪满“大臣”、“将军”们以国民党有美国人支持，必胜无疑，而他们在伪满垮台前夕，已通过不同渠道同国民党方面有了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希望能回到东北同家人团聚，甚至弄个一官半职，安度晚年。溥仪与这些人不一样，他觉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得了天下都不会放过他。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早就警告过他不要到东北同日本人合作。因此，溥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国。在苏联5年，他先后3次向苏联政府递交留苏申请，并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批珠宝首饰，挑出价值较差的部分捐献出来，支援苏联战后经济建设，希望苏联政府能批准他的申请，把他留下来，然后再寻求机会，到西欧哪个国家去渡过他的后半生。

命运再一次违背了溥仪的愿望，苏联政府没有理睬他的留苏申请，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7月将他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9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

“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也不一样，溥仪在9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最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时，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不过，这次他似乎不再惧怕死亡，失去了求生的念头，所想的只是怎么死法，是让共产党砍头，还是自己了结性命?如若让共产党砍头，临死前有没有勇气喊一声 “太祖高皇帝万岁”?

然而，自从到了中国土地上之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 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须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象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而是把他们转移到了哈尔滨，组织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发下各种书报材料，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对“皇帝”战犯，抚顺和哈尔滨两地似乎都格外优待，经常为他做小灶，饮食上比其他战犯要高级一些……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渡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 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同其他伪满战犯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 “难题”： 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所方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后来，当他认识到自己已经和其他伪满战犯处在一个同等地位上的时候，他又开始恨自己的无能，骂自己是“废料”，为自己不能象其他战犯那样，在劳动、学习和文体活动等方面做出成绩表现进步而痛苦。

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经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 “涛贝勒”、“军谘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 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 已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 “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2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讯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二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①婚后，56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溥仪参加工作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各方面给他以极大的关心和照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给他加工资，说“每月只有180多元的薪水，怕是太少了吧!”并拿出自己的稿费托人送给溥仪做改善生活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经常邀他参加各种宴会; 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除邀他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随时为他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诸如改善居住条件，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联系高级专家为他诊治长期不愈的疑难病症等，并专门组织他和一些过去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遍游祖国名山大川、风景胜地，力争使他有一个愉快、幸福的后半生。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臣”中。这些人最初见到特赦后的溥仪，总觉得还有那么一层说不出的关系，不少人仍旧表示跟他走。每当这种时候，溥仪总是坚定地说他跟共产党走，勉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 《我的前半生》一书，感触极深，觉得一个封建皇帝和伪满战犯在新中国都能生活得很好，何况自己一个民国总统，从而坚定了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在国际上，溥仪特赦后短短几年时间会见了几百名国际友人、各国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宽大胸怀，表示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为建设自己祖国尽力的决心。他的切身经历和感人话语，赢得了国际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赞誉。有的西方记者说，西方人理解溥仪比理解雷锋容易得多。

溥仪以他特殊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特殊贡献。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其实，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糟蹋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有关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狂暴“文革”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

溥仪去世之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后事极难处理。周恩来总理为此作出特别指示，说“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另一处墓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爱新觉罗家族主要成员在年过八旬的载涛的主持下，聚会讨论决定将溥仪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文化革命”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对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980年5月29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人们的骨灰盒的第一室副舍。

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归宿，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无尽画卷中，增添了一笔中华民族的特有的异彩。

① 本作攲器,古代一种依据打水用的陶罐改制加工成的巧器。此器中空无物时,自然倾斜,但不翻倒;注水至半则正直立起,水满时,随即倾倒。① “满洲国”改行帝制后,原“执政府”改称“宫内府”。① 1945年溥仪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忙乱中丢下了“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婉容一年后在长春病死; 李玉琴在他从苏联回国后同他离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