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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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685—762),亦称唐明皇,名李隆基,女皇武则天嫡孙,睿宗李旦第三子。公元712—756年在位。当政期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又酿成了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这由盛转衰的历史,让多少文人墨客去对玄宗的一生喟然长叹。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要数白居易的千古绝唱 《长恨歌》 了,那长生殿里海誓山盟的爱情故事,敲响了渔阳鼙鼓的谋叛者安禄山,“宛转蛾眉(杨贵妃) 马前死” 的马嵬驿悲剧,无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长恨歌》不仅是文学名作,也反映了唐朝290年间带有转机的重大历史事件,故而,欲识唐朝的盛衰,就不能不了解这首歌的主人公——唐玄宗。

一、宫廷角逐

垂拱元年 (685),李隆基来到了世界上,他一睁眼看到的并不是李唐江山,而是武周天下,等待他的并不是名正言顺轻而易得的皇位,而是宫廷内部激荡多变的风风雨雨的磨炼。据史书记载,隆基小时即有大志,在宫中常以“阿瞒” 自诩。但这个“阿瞒”并不为武氏家族看得起。谁也未曾想到,这是未来的皇上。7岁那年,他例行至朝堂举行祭祀仪式,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随从大声喝斥,隆基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轻视,立刻声色俱厉斥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我骑从?”据说祖母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后,便对他另眼相看了,“特加宠异之”。第二年,隆基被封为临淄郡王。神龙元年 (705),张柬之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这时隆基曾一度兼任潞州 (治今山西长治县) 别驾,写过《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的诗,其中写道:

“野老茅为屋,

樵人薛作裳。

宣风问着艾,

 敦俗劝耕桑。”

这说明,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操于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太子李崇俊等被杀,武三思等沉滓余孽迅速泛起,韦后又援用其从兄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建筑寺院道观,奴役人民。可谓朝政日非。景龙四年 (710),中宗被鸩杀于妻女之手。韦后准备效法她的婆婆武则天做历史上的第二个女皇。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还有相当的势力,李旦的第三子隆基也在悄悄积蓄力量,身边已有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这是韦后专权的主要障碍,韦后决意将其置于死地。但那隆基决非等闲之辈,还没等韦后动手,他便与姑母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率羽林军万骑抢先攻入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昏懦的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布,太平公主恃拥戴睿宗有功,大树私人势力,左右朝政,宰相7人,有4人是她的亲信,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她开始认为隆基年轻,所以不以为意,后来,看到隆基十分英武,对自己专权不利,于是便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隆基。她造舆论说,现在的太子不是长子,不应当立,立了必有后忧。阴谋废之。可见隆基的皇储地位并不稳定。先天元年 (712),睿宗让位给太子,隆基即帝位。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及重大军国行政却仍然由睿宗决定。这期间,玄宗与太平公主的关系极为紧张,可谓剑拔弩张,各自磨刀霍霍,暗藏杀机。双方的决斗势不可免。

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获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窦怀贞等将率羽林军于次日发动政变,于是抢先下手,率厩牧兵马杀太平公主及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吏尽被黜逐。至此,动荡的局势才稳定下来,玄宗才获得了全部权力。是年,改元开元。

二、选贤治国

玄宗的皇位来之不易,亲政后面临的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长期的宫廷政变,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吏治腐败,官吏冗滥。《通典》 的作者杜佑曾说: “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玄宗在开元三年(715)明确宣布: “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廖赏。” 他在开元年间是比较注意任人唯贤的,他所用的宰相,大都成了有名的政治家。

姚崇,是有名的贤相,史称他“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办事干练。入相前他曾向玄宗提了十项建议,大意是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租税外不得接受馈赠,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玄宗样样应允,从而奠定了开元施政的方针。

与姚崇同时任相的还有卢怀慎。一次,姚崇请假10余天,政务堆积,卢怀慎不能决断。待姚崇回朝,须臾即处理妥贴。故人称姚崇为“救时宰相”,而呼卢怀慎为“伴食宰相”。这个 “伴食宰相”后来就成了讽剌尸位素餐的成语。

“救时宰相” 的确名副其实。

当时,一些富户往往用出家作和尚的办法来逃避赋役,姚崇一次就查出1200多人,勒令还俗。又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抑制武、韦时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他不讲情面,请玄宗批准,依法进行了惩办。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遮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时遇蝗灾,由于捕杀不利,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惨景,以致物价飞腾,民心不稳,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力主诏令郡县及时捕杀。“伴食宰相”卢怀慎认为蝗不可捕,捕则有伤 “和气”,恐致灾祸。今日看来,“伴食宰相”的这种思想是十分荒诞可笑的,但在古时这种思想却很普遍而顽固。姚崇据理驳辩,慨然问卢怀慎:“我真不明白,您那么怕伤害蝗虫,怎么不怕黎民百姓死于饥荒呢!”结果按姚崇的意见捕杀了蝗虫。

一年,山东地方蝗虫危害严重,地方长官倪若水却上书拒绝捕杀,还说:“蝗虫乃是天灾,人力怎能捕杀。朝廷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止。”姚崇即回书给他,说: “依你的道理,假若地方官实行德政,飞蝗也就不会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个长官无德吗?”倪若水被质问的十分尴尬,再也不敢抗命了。

官府为奖励治蝗,规定捕蝗1斗,奖粮1斗,捕蝗1石,奖粮1石。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因而尽管蝗灾连年,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姚崇做宰相,曾兼任兵部尚书,对边疆上屯兵的地点,兵马器械的数字,了如指掌,把公事办得井井有条。

宋璟继姚崇为宰相,也很注意选用人才,使官吏都能称职。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说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想得到好差使,他知道了,特地关照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岭南被看作是荒远的地方,那边的人很不容易做到大官,由于其有才能,玄宗便任他做宰相。他建议选用人才要慎重,在吏部议论人才,态度极其公正。他执政时,已在开元后期,每见玄宗有什么过失,总是极力谏劝。

史家赞美开元年间玄宗任用的宰相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多有政绩,成为唐代佳话。

玄宗知人善任,正是任用了这样一批人辅佐,才使得开元年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他能做到这点,并非出于偶然。据史书记载,玄宗有一天照着镜子默默不乐。他身边的太监就说:“自从韩休任相,陛下比以前瘦多了,何苦戚戚无一日欢,为什么不罢免了他的相职呢?”玄宗却说: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选相是为社稷,岂能为吾一身啊!”

玄宗不仅注意任用贤相,还非常重视刷新吏治,整顿官僚队伍。在这方面他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他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之弊,一举裁汰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员,大大精简了官僚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也节约了财政开支。

二是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允许谏官与史官参加,“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这可以减少朝政的弊端,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武则天参与朝政以后,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政多私僻,”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和史官参加君臣议事的制度。这样一来,谏官无法直接了解皇帝与宰相活动的内幕,只能听宰相一面之辞,很难及时提出中肯的意见。在开元五年(717)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内特殊机密外,允许谏官、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议事会议。

三是重视县令的选择。玄宗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属意此官,有殊馀职。”玄宗有时对县官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是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任用,拙劣者即被罢免。开元四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其中45人不合格,这些人立即被淘汰,“放归学问”。不仅如此,当县令上任以前,玄宗还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四是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检查地方官的政绩,作为黜陟的根据。为此,玄宗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按五等划分,然后上报吏部长官详覆。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改转凭为升降,刺史第一等授与京官。又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开元十六年(728),他亲自选廷臣出任刺史。玄宗推行的考核制度,减少了地方官贪脏枉法的现象,对改善地方吏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是严明赏罚。玄宗认为,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开元年间,基本上贯彻了这一精神。如同州刺史姜师度,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任职期间,组织农民开朝邑、河西二县通灵陂,并引雒水及堰黄河灌溉土地达20万亩。玄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大为赞赏,专门颁布了《褒姜师度》诏,对他赐帛300疋,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营州都督宋庆礼,组织兵民屯田80余所,数年之间,仓廪丰实,居人渐殷。玄宗便提拔宋庆礼到中央政府任御史中丞。对那些贪脏枉法之徒,不论其职位多高,都依法制裁。如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敛5000匹绢,玄宗亲自下令将其处以死刑。前太子太傅萧嵩,由于向中官牛仙童行贿,被贬为青州刺史。

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下级官员去贯彻执行,玄宗能注意用人,这是 “开元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收复失地

玄宗在位的前半期,不仅文治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武功也赫然可纪。

在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十分严重。万岁通天元年 (696),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众举兵反,并且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师、鲜等12州也相继失守。这12州的政府被迫迁到青、幽、宋、徐等州。武则天派王孝杰等组织反击,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大将王孝杰阵亡。从此以后,契丹贵族经常利用他们占据的有利地位,疯狂掠夺土地,残害北方人民。

至于玉门以西,长安三年 (703),突厥奴隶主贵族乌质勒攻陷了安西4镇之一的碎叶镇,从此,安西道绝。乌质勒掌握14万武装,接着又向北庭都护府进攻,并强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这不仅破坏了国家统一,同时也堵塞了“丝绸之路”,使唐朝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威胁。

碎叶和庭州失守时,武则天已80岁了,无法解决西域问题,她死后,在中宗、睿宗执政年代,政治腐败,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不想也不可能收复失地。

在北方地区,从唐初战胜突厥奴隶主贵族以后,便统一了大漠南北,设置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此后,长城以北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安定局面,但是,到了七世纪末叶,唐朝北方门户云州 (今山西大同市) 被突厥攻陷。从此,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弘道元年 (683),突厥进攻蔚州 (今河北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由于长城以北大片领土失守,垂拱元年 (685),唐政府把安北都护府临时侨置同城,一直到开元初。

从上述情况看,到玄宗即位时,西域的碎叶、庭州、北方的云州以北以及辽西12州,都已被突厥、契丹奴隶主贵族占领,陇右及河北人民经常惨遭劫掠和屠杀。唐朝统一的局面被破坏了。

玄宗执政以后,为彻底解决边区问题,巩固唐政权,维护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玄宗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府兵制对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及防御外患,维持唐帝国的统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兵制在均田制崩溃的形势下,农民不断逃亡,兵源困难。高武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生活,唐朝提倡以文入仕,尚武风气逐渐消失,府兵多不按时更番,教习废驰。士兵说是蠲除租调,其实并未免除,自筹器械给养负担沉重。因之,到玄宗时士兵逃匿,军府空虚。开元十一年 (723),宰相张说鉴于卫士逃散,宿卫不足,遂建议雇佣募兵。玄宗即下令实行,从关内召募军士达12万人,充作卫士,名 “长从宿卫”,或称“长征健儿”,从而代替了有唐以来的府兵轮番宿卫制度。这是当时军制由兵募到雇佣的重大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唐朝统治者认为切实可行,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推行全国。从此,各地民丁再无番上戍边之苦,消耗于往来路上的大量社会劳动因此得以节省。雇佣兵既可吸收社会上的失业丁口,缓和社会矛盾,又可常驻各地,加强训练,对改善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是有积极作用的。

玄宗还通过各种措施整顿军旅。他颁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增加兵员,并精加选择,加强军事训练,不得供其它役使。还派兵部侍郎悲漼、太常卿姜皎,往军州督促检查诏令的执行情况,处理具体事宜。

七世纪末年,军马不足,玄宗即位时,只剩下24万匹。为了保证军马的供应,玄宗任用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专门抓这项工作,到开元十三年 (725),军马增至43万余匹,牛羊数也相应增加了。

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诏令扩大屯田区。从中宗到开元初,军费开支庞大,如果把全部的费用都加到老百姓身上,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运输也有困难。于是玄宗下令在西北万里的边防线上及黄河以北部分地区,设置庞大的屯田区。开元年间,全军屯田总数为1141屯,面积有500余万亩,为解决军粮问题提供了保障。

经过以上准备,到开元五年 (717),唐军把沦陷17年的营州等13州全部收复,玄宗派宋庆礼任都督,重建营州防务。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地也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政府合作,唐政府重新恢复了安北都护府,统一了长城以北。

解决西域问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开元二十七年开始,玄宗派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打败了突厥,唐军猛攻碎叶城,突厥可汗出战,在贺逻岭被唐军俘虏,从而使沦陷了37年的碎叶镇又归唐政府管辖。第二阶段是击败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门户。开元初年,西域小勃律 (今克什米尔以北) 可汗曾到唐朝请降,唐政府在那里置绥远军。后来,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依附了吐蕃,与唐为敌。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打败了吐蕃,俘虏了小勃律王,遣送长安。这使唐国威大振。这一仗胜利后,拂菻(罗马)、大食 (伊朗) 诸胡72国皆震恐,咸归附。唐朝重新打通了中亚的通道,这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四、开元盛世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注重发展社会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唐朝中央政府要实行其社会职能,必须消耗一定的租调劳力。而均田农民,就是唐政府租调徭役的负担者。玄宗即位之前,由于政府的勒索和大豪族的土地兼并,使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常常无力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简单的再生产,从而出现了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严重危机。玄宗即位后,为了挽救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再不敢任意增加农民的负担,不得不和荫庇劳动人口破坏均田制度的豪强大族进行斗争。从他们手里争取土地劳动人手。

玄宗积极支持官吏惩治不法豪强,李元紘任京兆尹时,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农田,元紘令手下的人将这些硙全部毁掉,保证了农田的灌溉。百姓得到了益处,无不拍手称快。元紘由于有玄宗的支持,王公贵族对他也无可奈何。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玄宗听从了姚崇的建议,对王仙童依法进行了惩治。其他的王公贵族见玄宗如此不讲情面,不以亲疏害法,怕与王仙童有同样的下场,因此不得不有所收敛。

开元初虽惩治了一些豪强大族,但打击的对象还是太小。从全国范围看,仍然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被豪强大族霸占。他们侵占农民的土地称为“籍外之田”。更严重的是,他们把逃户变成“私属”,不向国家交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玄宗便下令,在开元九年 (712)到开元十三年(725),利用4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检田括户运动。

玄宗任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 “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检田括户的结果,中央政府增户88万,田亦称是。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

由于玄宗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开元年间全国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如蓟州三河农民,开了孤山陂,灌田20万亩。蔡州新息县,修了玉梁渠,灌田30余万亩。晋阳文水县,开了甘泉渠和灵长渠,灌田数万亩。在玄宗执政年间,全国共建50大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了高宗武周两朝所建水利工程之和,相当于唐朝水利工程的20%以上。

武周中宗以来,佛教得到了恶性发展。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寺院僧侣,不仅兼并土地,而且逃避税收。有人形容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玄宗即位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开元二年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全国各地还俗者1.2万多人。玄宗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员和僧尼交往,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玄宗即位初期,在生活上以节俭自励。开元二年,他果断地宣布:“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 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服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他还裁汰宫女,将她们载送回家。又毁武后所造天枢、韦后所立石台,以示与弊政决裂。

开元年间玄宗君臣的文治武功,造成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况。

长安,在那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安城内有笔直的街道,南北大街11条,东西14条,划分为方格形的108坊。长安城周长36.7公里,城内面积84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保存下来的明代西安故城的十倍。

长安城内北部居中的地方是宫城。内有太极殿,称“西内”。城外东北方有大明宫,又称“东内”。当时长安城内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和大食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大明宫的麟德殿就是宴请国宾的地方。城内东部在开元年间建造了兴庆宫,时称“南内”。玄宗与贵妃就曾住在这里。这三大内,即唐朝的三大宫殿群。主体建筑规模宏伟,同现存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不相上下。

长安城内的商业区分东市和西市。市内有井字形的街道,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市各有220行。每当午时,击鼓300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市井中,货物充足,胡商络绎。皇宫所需,也仰两市供应。红日西沉,鸣钲三百响,店铺上板,市者疏散,闹市井然。长安两市的兴旺,反映着全国经济的繁盛。它联系着全国各地,也联系着丝绸古道和友好之邦。

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在唐人着作里多有反映。据元结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 四海之内, 高山绝壑, 耒亦满。”杜佑记载说, 当时天下一斗谷物的价格, 多则一、二十文,少则数文;绢一匹二百余文。全国各地的驿道四通八达,夹道皆列店肆,准备着酒食以待往来的商旅; 出门千里不用置防身武器。杜甫曾满怀热情地讴歌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

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些人对“开元之治”的描写,虽然有溢美的成份,但他们所反映的基本内容,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达,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科学文化的兴旺景象。

南北朝时期,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唐初虽然做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但收获不大。到了开元时期,玄宗任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他和储元量一起,共同组织整理和编写事务。玄宗还下令在长安、洛阳创建集书院,组织全国着名学者,集中力量着书立说。又赖令大府寺,每月给麻纸5000番,每季给上墨360丸,每年给上好兔皮500张为笔材,以保证编书和抄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宋代欧阳修对开元年间编书的盛况曾加以评价说:“自汉以来,史馆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共着录53915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28662卷。呜呼! 可谓盛矣。”

唐玄宗自己还是音乐家、戏剧家和诗人。他爱好文艺,附庸风雅。在两 《唐书》 的《音乐志》和《礼乐志》里,有不少是玄宗和妃子唱和共为欢乐的记载。玄宗曾选乐工300人,宫女数百人,教授乐曲于梨园,亲自订正声误,号“皇帝梨园弟子”。后世称戏班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子弟即由此而来。

此外,唐玄宗还注意征召和培养各种人才,他任用了许多着名学者,充当其学术顾问。如张遂是着名的天文学家,由于拒绝和大贵族武三思合作,便隐居到嵩山当了和尚。开元三年,玄宗把张遂召到长安,让他当天文学顾问。张遂利用玄宗创造的条件,加上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创造出着名的《大衍历》,并指导实测子午线,成为历史上卓越的天文学家。玄宗还下诏征召大诗人李白,让李白做翰林供奉,并给予优厚的待遇。李白以布衣应聘入宫,对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很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文艺的兴旺发达是必然的现象。

当时一批杰出的诗人、医学家、音乐家、天文学家等,为那个时代增加了映照古今的光彩,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唐文化。

五、天宝危机

封建社会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尽管不可能“拯斯民于水火”,但足以使唐玄宗陶醉。他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欲高居无为。昔日争夺皇位的风风雨雨渐渐淡忘了,锐意进取的治国精神更丧失殆尽。到天宝元年 (742),玄宗已做了30年皇帝,在位久,渐肆奢欲,纵情声色,怠于政事。开元时期,宋璟的犯颜直谏,玄宗尚能做到“虽不合意,亦曲从之。”韩休的每事力谏,弄得玄宗“戚戚无一日欢”,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吾用休,社稷计耳。” 至此,他再也容不得这些骨鲠之臣聒噪盈耳的哓哓之言了。“尚直”的韩休、张九龄相继罢相,奸佞便嬖的李林甫任中书令独秉大权。从这时起,邪恶势力在朝廷中开始占了上风。天宝十一年 (752),李林甫病死,杨国忠做宰相,政治更加黑暗。不几年,从北方范阳擂起咚咚战鼓,便惊破了长安宫中的霓裳羽衣的舞曲。如果说姚崇、宋璟代表开元初年比较清明的政治,那么,李林甫、杨国忠便是开元年间黑暗政治的代表了。而这些人能够站在历史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不论是扮演正面角色,还是扮演反面角色,除了自身有一定素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玄宗选中了他们。玄宗由选贤治国到宠信奸佞,其用人之道何其异也。

李林甫善于迎合玄宗的旨意。他勾结宦官、妃嫔,打听玄宗的动静,所以能了解玄宗的心愿。开元二十四年 (736)十月,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裴耀卿认为秋收未毕,恐怕沿路扰民,建议改期。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李林甫待二相退出后却对玄宗说: “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西宫罢了,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只要免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了。”玄宗听了很高兴,就听从了。为了逢迎玄宗,李林甫便对其他大臣说:“今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还用得着多说话吗?”张九龄遇事敢于力争,玄宗就嫌他讨厌了。开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让李林甫做了宰相。从此,“容身保位,无复直言”的风气便统治了朝廷。

李林甫公开向谏官说:“诸君见过立仗马吧?它吃的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叫了一声,便要斥去,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人上书言事,第二天便被降级外调,吓得人都不敢讲话。谏官言事,须先告诉李林甫,而后上报皇帝。朝廷官员不附合他的,都遭到阴谋陷害。他口头上说话很好听,背地里专门害人,因此,人们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天宝六年 (747),玄宗命各地推荐人才,举行考试。李林甫不录取一人,还向玄宗贺喜说:“这些人的才能都很平常,可见野无遗贤。”史学家司马光对李林甫有一番评价,说他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 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 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 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皇太子也为之恐惧。

李林甫的权势日炽一日,而朝政的败坏日甚一日。玄宗不识其奸,反以为能。他有一天对太监高力士说: “现在海内太平了,我想安居无为,委国政给林甫,你看如何?”

高力士为之一惊,说:“天下权柄,怎能轻易给人呢?”顿了顿又补充说: “他若养成威势,一旦有变,谁还敢说个不是呢?”

玄宗怏怏不快,高力士连忙谢罪,说自己胡说,该死该死。

高力士本是玄宗的心腹,对他的话,玄宗往常是言听计从的。这时玄宗无心于朝政,沉湎于声色,骄侈起来,连高力士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开元二十四年 (736),玄宗因所宠爱的武惠妃死去,十分伤心,整日郁郁寡欢。宫中数千红颜,无一当意者。有人说,寿王妃杨氏体态丰艳,绝世无双,他即令太监将其接进宫来侍酒。寿王妃性聪颖,晓音律,长歌舞,尤善逢迎。玄宗以自己谱写的《霓裳羽衣曲》示妃,妃略看则已通晓,且歌且舞,有如仙女下凡,无与伦比。玄宗如获至宝,愁怀顿开,遂借酒寻欢,无所顾及。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浪漫史。

寿王李瑁,是玄宗的儿子,武惠妃的亲生子。56岁的皇帝同22岁的儿媳的这种私衷,显然悖于伦理,是一大丑闻。玄宗遂让寿王妃自请为女官,入居南宫,赐号太真,南宫改名为太真宫。玄宗夺了儿媳,又给儿子娶了个韦姓的姑娘做妃子,以示慰藉。

杨太真入得宫来,恩宠与日俱增,不到一岁,仪态已过之于皇后。白居易在《长恨歌》 中曾生动地描写了她初时得到的宠遇:

“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一对老翁少妇,春夜漫漫仍苦其短,日上三竿,犹恋床第。这个曾在兴庆宫中盖起了勤政楼借以自勉的风流皇帝,从此再也不去上早朝了。知道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何以玄宗愿委政于奸相,竟连心腹的忠告也听不进去了。

天宝四年 (745),杨太真被册封为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可这时并没有皇后,她就是实际上的皇后了。玄宗视贵妃为心肝,连她的家族都得到了封赏。

有年深秋,大明宫太液池的千叶白莲,居然有数枝在萧瑟的秋景中异时独放,洁白晶莹,宛若玉成。京师中一时传为奇闻。玄宗携贵妃也来临池观赏。左右称誉白莲的娇美,赞赏不已。玄宗爱这白莲,更爱贵妃,遂指贵妃说: “莲花虽美,有形无神,又怎比得上吾这解语之花啊!”“解语花”遂成为后世赞美佳丽的成语了。

贵妃善治装,专为他服务的织绣之工就达700人之多。贵妃乘马,权宦高力士亲为之执辔授鞍。贵妃生长在南国,喜食鲜荔枝。荔枝易败,离枝四、五日则色味俱变。为了快速贡奉新鲜荔枝,玄宗下令特开辟了从岭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有驿站,备有快马。荔枝运至长安,色味不变。

君王宠幸,朝臣官吏也无不倍加逢迎,争献奇珍异味,器物珍玩。有时一次送的美食就达几千盘,一盘的价值抵得过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宫中还特设检查食品的官员,评比各种食品的精美程度,真是精益求精。岭南军政长官的贡献得到贵妃的欢心,遂连升三级。广陵的长官起而仿效,也被擢为朝廷大臣。由是文臣武将瞩目后宫,全国风靡。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兄妹飞黄腾达,沐猴而冠。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二姐封虢国夫人,三姐封秦国夫人,从兄杨铦被封为位当四品的朝中高官,杨锜娶了公主,封驸马,杨国忠官至宰相,领四十余职,权倾天下。

玄宗每临幸骊山华清宫,贵妃的三位姐姐与三个哥哥也必车骑从幸。每家一队,各衣一色,逶迤数十里。到了骊山,诸家合欢,往来穿梭,犹如万花竟放,遍山锦绣。

杨氏承宠,声势煊赫,时有民谣曰:

“生男勿喜女勿悲,

 君今看女作门楣。”

门楣本指门框的上方横木,这里引伸为 “门户”的意思,即说如今姑娘也可以光耀门户了。

贵妃姿色虽美,心甚悍妒。曾两次因其醋意太浓,气恼了玄宗,被遣送出宫。

当又一次被遣送出宫后,她哭得犹如个泪人,杨氏兄妹也惊恐不安,担心大祸临头。谁知,玄宗那里也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间愁苦欲绝。太监高力士事故练达,早看透了玄宗的心思,遂请赐膳贵妃,贵妃见高力士送来御膳,即刻剪下一绺青丝托高力士奉上,并感切地说:“妾罪当死,今日与陛下永诀。妾之什物,皆陛下所赐,唯有青丝是父母之物,特以奉献,以志衷情。”

玄宗与贵妃又一次破镜重圆,自不待言。但经两次磨难,贵妃虽悍,也不能不心存忧悸。

相传,有一年,玄宗临幸华清宫,住在长生殿,正值七月七日乞巧佳节,夜阑更深,贵妃好端端地忽独自抽泣起来。玄宗初不知何故,温存劝慰,久久贵妃才道出了心事,说:“妾遥望牛郎织女二星,不由得慕其夫妻之长久,窃恐自身比不上他们。”稍顿又道:“妾览前史,每见时过境迁,秋扇抛残,怎能不为之伤情呢?”贵妃的衷曲深深地打动了唐玄宗,他们遂相盟誓以志诚,誓曰: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这段宫廷艳史,后被编成戏剧演出,即 《长生殿》。

玄宗乐不思治,日益昏聩。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独揽大权。他和李林甫一样,顺着玄宗的心思行事。玄宗好战,他即发动征伐南诏的战争,丧师20万。一年大雨成灾,玄宗查问灾情,他叫人弄了一些大的粟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大,收成却好。玄宗竟也相信。他不准下面报灾,扶风太守房琯报灾求救,他大怒,下令将其交司法机关惩处。杨国忠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选任官吏都在私第暗定,结党营私,贿赂公行。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从开元二十四年 (736),到天宝年间,奸相专权,贵妃专宠,玄宗日益昏聩,政治愈加腐败,繁荣背后的危机也就加剧了。

首先是均田制瓦解了,负担租赋的民户缩减着,而朝廷的费用却加大着,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朝廷先是设法搜刮民户,议定租赋。然而,仍不足用,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甚至一次预征30年的租赋。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摇了。

其次是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也愈加腐败。在府兵制破坏后,唐朝政府乃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在开始实行的时候,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到后来,其弊端越来越大。特别是京师所募之兵多是无赖子弟、市井小贩,毫无战斗力。同时,中原承平已久,社会风尚耻于当兵。宿卫京师的官兵时称“侍官”。京师人打架相诬必骂对方为 “侍官”。甚至子弟当了军官,父母都不愿理他。中原几乎无兵可用了。

尽管如此,玄宗却仍在对外用兵。

玄宗后期,为了提高统治的声威,不惜发动了一系列不义的战争。边将权奸为了升官加爵也不惜推波助澜,挑起事端,这些战争,伤亡了大量的各族人口,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带来了许多危害。

开元二十五年 (737),唐政府迫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袭击吐蕃,是这一系列战争的开端。崔希逸曾与吐蕃将领乞力徐相约,撤除守备,让汉藏两族人民随便耕种放牧,安享和平之福。这年,有个河西官员入朝奏事,鼓动玄宗发动袭击吐蕃的战争。玄宗为之心动,派使者前去视察,使者遂逼崔希逸出兵,这就打破了唐蕃和好的局面。

天宝初年,名将王嗣宗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威望极高。玄宗命他进攻吐蕃的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他不肯,说:“石堡城地势险要,防守坚固,不牺牲大量士兵的生命,拿不下来。”结果被免了官。继任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下了石堡城,城里守兵只有几百,唐兵却损失数万之众。汉藏两族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杜甫的 《兵车行》写道: “或从十五北防河,使至四十西营田。” 防河、营田都是为了对付吐蕃。于是“汉家山东二百州”,到处都由妇女把着锄犁,干着男人应该干的事情。而青海湖畔,当兵的男子“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西南也在流血。南诏王阁罗风带着妻子参见唐官,边将张虔陀乘机侮辱,并勒索财物。阁罗风忍无可忍,愤恨起兵,杀死张虔陀,这是正义的反抗,而且是局部问题,不难解决。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却立即发动进攻,阁罗风派人解释,要求停战,鲜于仲通不听。阁罗风没法只得带兵迎击,大败唐兵,又与吐蕃联盟。他本不愿与唐为敌,立了一块碑,说明发生战争的原因,希望将来和唐重归于好的时候,指给唐使者看,让唐政府明了真相。鲜于仲通与杨国忠素有勾结,因此,杨国忠为他掩饰,并在西京、河南、河北征发军队。这时的征发,根本不照任何制度,无章可依。人民不肯当兵,杨国忠便派官兵抓人,连枷送到军队里去。白居易的 《新丰折臂翁》说:

“无何天宝大征兵,

 户有三丁抽一丁。”

写的就是这个情形,当时:

“村南村北哭声哀,

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

 千万人行无一回。”

这个老翁偷用大石锤把自己臂砸断,才得以免去云南成望乡之鬼。从天宝十年到十三年,唐兵战死和不服水土患流行病死的,前后有20多万人。

天宝十年(751),唐军还有两次大败,一是安禄山领兵6万攻契丹,所部死伤大半。安禄山屡次引诱奚、契丹部落首领宴会,将他们用毒酒灌醉后进行屠杀,然后把首领的首级拿来报功,谎称是平定叛乱取得了胜利。安禄山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奚、契丹部落的仇恨,即起兵与唐军作战,大败唐军。二是高仙芝怛罗斯城之败。高仙芝先在上一年背信袭击石国(今乌兹别克),抢了巨额金宝,又把其国王押至长安杀死。中亚各国本来都依附唐朝,受了这番刺激,都十分愤慨。石国王子向大食求救,高仙芝听到大食兵动,便引兵5万迎战,在怛罗斯城,双方会战五日,唐军阵势混乱,士兵倒戈,结果大败。逃回的只有几千人。从此,中亚各小国,完全陷于大食控制之下。

这些不义战争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仅受到当时各族人民的反对,就是在我国古代史上,也是为正直的史学家所谴责的。唐玄宗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些不义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安史之乱

开元后期,府兵制破坏,募兵制产生。在府兵制下,卫士轮番服役,将不得专兵,实行募兵制后,边镇兵力扩大,京城周围兵力减缩,唐初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地方边镇势力强大。

在唐初,边将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或兼任别职,功名显着者往往入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规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将入相。“胡”将虽忠勇皆具,也不能专大将之任,远征时皆以大臣为使制之。如何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 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勣为元帅。朝廷这样做,不仅使边将不能久掌大权,而且对 “胡”将的权势也进行了适当的约束,这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必要的。开元后期,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边帅往往连任十多年,有的还兼任几镇节度使。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但 “胡”将权势的强大,主要是李林甫为相后蛊惑玄宗造成的。

玄宗曾考虑过把兵权交给谁最可靠的问题。王嗣宗兼任四镇节度使,被人诬告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即罢了王嗣宗的官,交司法机关审问,判处死刑。虽未执行,但不久就“暴卒” 了。与王公大臣有瓜葛的人,有了兵权,玄宗便放心不下,深怕他们结成朋党,危及自己的皇位。正在玄宗为难的时候,李林甫出了一个主意: 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可靠。这是他讲给玄宗听的,实际上心里另有打算。他认为,“胡”将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宰相,节度使都有“胡”将,断了边帅入朝执政的路,他自己的地位就更牢固了。唐朝本有重用各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 “胡”将做边帅,却是新主意,玄宗很欣赏这个主张,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了天宝六年,节度使大都是 “胡” 将了。

必须承认,“胡”将忠于唐朝的是绝大多数,叛乱的野心家为数很少。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对唐朝都很忠顺,后来参加平叛的朔方名将李光弼也是契丹族。不过,“胡”将成为军阀的时候,也一定会利用民族关系,结成一个集团,使叛乱带上民族矛盾的色彩。

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他才改姓安,名禄山。他能说6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先做军队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渐做到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他用欺骗、献媚、贿赂等手段逐渐取得了玄宗的信任。

安禄山初到京城时,装成一个傻瓜,见了太子也不拜。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他问,太子何官也? 玄宗说,我百年之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下拜。他是个大胖子,体重300多斤,可他在宫中跳舞,旋转如飞,以讨好玄宗。一天,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回答说,没有什么,一颗赤心耳。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的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而他的年龄比杨贵妃要大得多。这样一来,玄宗对他就更加信任了。

安禄山伪装的如此巧妙,表面上对唐玄宗非常忠诚,实际上却野心勃勃,心怀觊觎,以图一逞。

安禄山在范阳积极扩充势力,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 对投降或俘虏的兄弟民族战士,亲自用其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谈,进行安慰。这些人朝为俘囚,幕为战士,莫不愿为之效死力。安禄山又挑选精锐8000人,号称“曳落河”(壮士),作为其军队的主力。天宝十三年(754),他为了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500人,中郎将2000余人。第二年,又以 “胡”将32人代替汉将,这样一来,其军队的将领基本上都是 “胡”人了。他还积屯粮草,养战马数万匹。所统领的军队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的军队。

一言以蔽之,总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

唐玄宗和杨国忠等沉溺在荒淫的酒色之中,歌舞升平,毫无应变的准备。玄宗在腐朽的生活里到了迷不知返的程度。

“骊宫高处入青云,

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

 尽日君王看不足。”

这首诗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玄宗宠信安禄山,更做足了在经济上资助他的傻事。唐政府把江南的粮食布帛运输到幽燕,充实了安禄山的军需。在权力上,玄宗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安禄山要求兼管养马之事,玄宗就使他领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知总监事。使安禄山利用职权,挑选了许多战马。安禄山要求用一批 “胡”将代替汉将,玄宗也立即批准。对安禄山是听之、任之、顺之。没有一点应变的准备,一旦叛乱爆发,当然只有听天由命了。

当时也有人提醒过玄宗,张九龄曾说,将来乱幽州者必此胡雏。安禄山犯了法,玄宗包庇他。张九龄反对,指出安禄山此人狼子野心,不杀必生后患,玄宗不听,反而提拔他,使他羽毛渐丰。玄宗的儿子李享也说安禄山必反,玄宗仍不信,刚愎自用到如此地步。在对安禄山的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玄宗的昏聩。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兵锋指向唐的都城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的这两句诗,表达了安禄山叛乱来势的凶猛。事实确实如此,动地而来的鼙鼓,宛如一场强台风,冲断了皇宫里的清歌妙舞,也撕破了千家万户的升平假象。

中原长期没有发生战争,人民连续几代过着比较和平的生活。玄宗为首的统治者认为中原不必有武备,精兵猛将都放在东北、西北各镇。一声霹雳,野心家指挥的那些精兵猛将,掉转刀锋,杀向内地。中原郡县毫无准备,事到临头,大都望风而逃。居安而不思危,对于非常明显的叛乱苗头视若无睹,终于导致了这场叛乱。现在的玄宗应该清醒了,不过,即使清醒了,也已经来不及了。

安禄山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大队的步骑兵在广阔的河北平原上展开了队形,尘灰蔽天,鼓噪震地。一路上几乎没有人敢抵抗。十二月初二,叛军已在灵昌 (今河南滑县西南) 渡过了黄河。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还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讯之后,满朝文武无不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夸口叛军必生内变,不过十天,安禄山定为部下所杀。玄宗惊慌之中,听到这样的乐观估计,不禁欣然。

当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止在长安,玄宗便派他赶往洛阳,募兵抵御。接着又在长安招了一些兵,连同原来的禁军,凑了5万人马,交给高仙芝带领,屯驻陕州。同时派使者到朔方、河西、陇右,令各镇除酌留城堡戍兵外,其余全部内调。然而形势急转直下,河南的局势已无法挽救了。封常青虽足智多谋,高仙芝虽能征善战,然而,他们所统领的都是些乌合之众,无法抵御叛军的进攻。不久,唐军即被迫退出洛阳。封常清退至陕州,劝高仙芝放弃无险可守的孤城,退守潼关,以防叛军突入关中,这一正确的建议被高仙芝采纳。监军宦官边令诚和高仙芝不和,向玄宗报告说二人不战而逃,无故丢失几百里土地。玄宗大怒,立使边令诚到潼关把二人斩首。二将的部下大声喊冤,边令诚哪里肯听,还是把二人斩了。

玄宗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看看在朝将领,只有原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素有威名,于是便派他去守潼关。哥舒翰熟悉军事,有勇有谋,又和安禄山有仇,在当时是适当的人选。西北各镇的军队也相继开到潼关。河南前线出现了相持的局面。每天傍晚,关上点起一把烽火,叫平安火,一座座烽火台向西传去消息,长安人望见了平安火,便可以放心睡觉了。

这时候,叛军长驱直入的势头停止了,安禄山的处境开始变坏。常山 (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和堂弟平原(今山东平原东北)太守颜真卿起兵,联络河北17郡,切断了叛军前线和范阳老巢的联系。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他所占的地方,在河北只有6个郡,在河南也只有潼关以东一片土地。叛将史思明虽然攻陷常山俘颜杲卿,把他送到洛阳杀害,但不久,朔方军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出太行山,收复了常山,屡败史思明。河北民间自行集结的武装,群起响应。河南南阳太守鲁炅、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兵,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进退两难,竟气得大骂谋士严庄、高尚不该劝他造反了。

形势对唐政府有利,但唐玄宗不仅不能发展有利形势,反而自己拆自己的台。潼关天险,道路狭窄,易守难攻。史称“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唐军在关外挖了三道壕沟,各有2丈宽,1丈深。;叛将崔乾祐屯兵陕州,徘徊半年,只能望关兴叹,无法进攻。哥舒翰决心守险待机。郭子仪、李光弼也说潼关只宜坚守,主张用朔方兵先打范阳,捉住叛军家属,致其瓦解。从当时河北战局的形势看,这是可能做到的。可是玄宗竟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认为哥舒翰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因而连续不断地逼哥舒翰出兵。

至德元年(756)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与叛军会战,结果大败。部将火拔仁等捉了哥舒翰,投降了叛军。

那天晚上,长安人见不到平安火,人心惊慌,顿时大乱。

72岁的唐玄宗,亲临多年不曾登临的勤政楼,委任了京城留守官吏,宣示御驾亲征。这时,百官都已做鸟兽散,谁也不相信皇帝会亲征。是夜,玄宗命整顿禁军。黎明,就同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及朝中几个大臣,打开城北禁苑的延秋门,由千名禁军护从,悄然向西南而去,欲逃往蜀郡避难。

第二天,当走到马嵬驿 (今陕西兴平西) 时,将士鼓噪,要消灭祸国殃民的杨家豪门。杨国忠被将士杀死。将士又要求杀贵妃以息天下怨。玄宗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救,而不愿见贵妃死,乃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可怜 “三千宠爱在一身” 的杨贵妃,竟被缢杀于逃亡途中。据说正在这个时候,岭南的荔枝也送到了马嵬驿。这话未见史书记载,也许是人民对那骄侈者的讽刺也未可知。

当然,贵妃的下场是应得的,也是悲惨的。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唐玄宗李隆基。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当时哗变的将士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诛杀了杨贵妃之后,仍然保护玄宗向蜀中逃去。

长安在大约十几天之后陷落了。玄宗正在向西逃命。乡民父老遮道请留,玄宗哪里肯听,百姓无法,又转请皇太子留下,大家说: “圣上既不肯留,我们愿率领子弟跟从殿下东破叛贼,收复京城。若殿下与圣上都入蜀而去,难道就将中原河山拱手让给叛贼吗?”不大一会儿,百姓聚集而来的有数千人。

后来,玄宗还是逃到蜀郡去了。皇太子李亨北上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称帝,是为唐肃宗,重新集聚力量,开始对安禄山进行反攻。

安禄山自天宝十四年叛乱,先后攻陷两京,第三年,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了。

安庆绪在至德二年称帝。不久长安、洛阳为唐军收复。第三年,他又被安禄山的副将史思明杀死了。

史思明在乾元二年(759)先称燕王,后称皇帝。第三年,他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了。

史朝义在上元二年(761) 称帝,两年后,兵败势穷,上吊自杀了。

这场叛乱,历时8年,史称“安史之乱”。叛乱葬送了玄宗的政治生命,也葬送了他的浪漫爱情,更葬送了唐王朝的赫赫国威。从此,唐王朝一蹶不振,每况愈下。

当然,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唐王朝的衰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即使是开元君臣的所作所为也只是“救时”而不能“易世”。但不可否认,唐玄宗后期的腐败,养痈遗患,是导致这场大乱的直接原因。

七、悲惨晚年

至德二年 (758) 末,当唐军收复了两京后,玄宗由成都返回长安。

当玄宗路过马嵬驿时,触景生情,黯然神伤,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去祭拜了杨贵妃墓,正是:

“天旋日转回龙驭,

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霑衣。”

到达长安后,玄宗就住在兴庆宫里。自从回长安后,玄宗本想要改葬杨贵妃,但是权宦李辅国等人不同意,肃宗也不同意,玄宗没办法,只好偷偷派亲信宦官去改葬,又叫画工画了一幅杨贵妃的画像挂在宫殿墙上,天天为之叹息,时时为之垂泪。好不凄惨!这还不算,一场新的灾难正在等着他。

原来,玄宗非常喜欢兴庆宫,因为这是他当太子时居住的地方。从四川回来之后,他一直住在这里,肃宗不时从夹城中走到这里来问候他,他有时也到大明宫去看望肃宗。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宦官高力士一直保卫、侍候着玄宗。肃宗又叫梨园子弟天天奏乐、唱歌、跳舞以供他消遣。可玄宗的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到底。兴庆宫里有一个长庆楼,它南面靠着皇宫外面的大道,玄宗经常在楼上徘徊观望,百姓经过这里,一看到玄宗,往往跪拜。并高呼“万岁”。玄宗常在楼下安排酒食招待客人,并在楼上宴请将军郭子仪和王铣等人,还送给他们好多东西。类似的事很多。做这些事情时玄宗并没有东山再起的用意,但却引起了肃宗的猜忌。由此,父子间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了。

玄宗子孙很多,他活了77岁,当了44年皇帝,由于出奇好色,据说他的妃嫔、宫女达4万人。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在这么多儿女中,他是有偏爱的。他宠爱武惠妃,早就想废掉太子李瑛,立武惠妃所生子寿王李瑁。开元二十五年(737) 四月,武惠妃的女婿杨洄诬告李瑛、李瑶、李琚等在一起商量异谋,玄宗便把自己的这三个儿子赐死了。太子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在他死后,论资排辈,第一个是长子庆王李琮,但他曾在打猎时被野兽抓破了脸,当皇帝不雅观,而且德才平常。接下来就轮到第三子肃宗李亨了。在朝臣们的争取下,玄宗经过一年多的再三考虑,才勉强立了李亨做太子。以后李林甫为了迎合玄宗和武惠妃,总想把肃宗废掉,立寿王李瑁当太子。无奈,肃宗非常谨慎,没有大错误,并有一些朝臣积极保护,屡次转危为安。太子地位才算保住了。因此,他早对玄宗积怨在心。肃宗被立为太子后,做皇帝的愿望日益强烈。后来,在他儿子李倓和宦官李辅国等的支持下,在灵武私自称帝。从此后,他和玄宗面和心不和。当玄宗从四川归来后,玄宗在兴庆宫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生性多疑的肃宗越来越多的狐疑: 玄宗是不是想恢复帝位?他想采取相应的对策,又怕有人说他不孝,心里非常着急。正在此时,李辅国向他献了一计。

李辅国知道肃宗的复杂心理,想立奇功来巩固肃宗对他的宠爱。他对肃宗说:“上皇住在兴庆宫,天天和外人来往,而且陈玄礼、高力士密谋对陛下不利。如今六军将士都是灵武功臣,都坐卧不安,我劝解他们也不听,不敢不报告。”肃宗假装哭着道: “圣皇仁慈,哪会有别的想法呢?”李辅国知道肃宗的意思,就说:“即使上皇没有别的想法,怎奈有班小人天天在耳边怂恿。陛下是天下的主人,应当为社稷着想,防患于未然。那能限于匹夫的孝顺! 再说兴庆宫和里巷相连,围墙也低矮,不适合上皇居住。太极宫森严,请他搬到那里去住,和兴庆宫也没有差别,这样能杜绝小人在他身边说三道四,上皇能安享晚年,陛下有时也可以去探望,岂不更好。”李辅国的这番话正中肃宗下怀,但嘴里又不好说什么,实际上是默许了。于是,李辅国首先采取了第一个措施:兴庆宫原有300匹马,他传达肃宗命令,取走290匹,仅留下10匹。事实上,肃宗口头上不便发出这样的命令,所以史书上记载李辅国“假传圣旨”。玄宗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 “我儿被李辅国迷惑,不能再尽孝了。”

肃宗和李辅国步步紧逼,终于演出了一出逼宫的好戏。李辅国先叫六军将士又哭又嚎又叩头,请求肃宗叫玄宗搬到太极宫去住,肃宗假装哭着没有回答,实际也是默许。上元元年(760)七月的一天,李辅国传旨,请玄宗游览太极宫,但当玄宗从兴庆宫走到睿武门时,预先埋伏好的士兵突然冲了过来,拿着明晃晃的刀剑,挡住了去路,杀气腾腾大喊道: “皇帝认为兴庆宫低洼,矮小,不适合上皇居住,请上皇迁居太极宫。” 玄宗大吃一惊,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亏着高力士扶住了,并斥责李辅国,玄宗才稳下心来,这时李辅国等不容玄宗言语,便把他拥簇到了太极宫,住甘露殿。当天,李辅国和六军大将去向肃宗请罪,肃宗竟说:“兴庆宫和太极宫没有什么区别,你们这是为了防止小人迷惑上皇,防微杜渐,是为了国家平安,怕什么。”肃宗对玄宗还是不放心,又把高力士流放到巫州 (今湖南黔阳县),命令陈玄礼退休,给玄宗只留下几十名卫士,而且都是老弱病残。

处在这样的逆境中,玄宗更觉寂寞、凄凉,郁郁寡欢,心情不好,连饭也吃不进了,弄得憔悴不堪,形同槁木。上元三年(762)四月五日,玄宗死在太极宫神龙殿,时年77岁。死后葬泰陵,谥为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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