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帝拓跋濬 

太平真君五年 (444)，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车驾北巡，到各处察视民情。一天，正在行路突然遇到一个官吏捆缚着一个奴仆，正准备处罚他。见到皇帝驾到，忙跪奏道：“这个奴仆犯了大罪，小臣正要惩处。”这时，从皇帝旁边的一辆车中伸出了一个小脑袋，脆声说道： “这个奴仆今天正巧碰到了我，也许是天意，你将他放了吧!”官吏按照命令将犯人松绑放掉了。拓跋焘惊讶地看了自己的孙子一眼，自语道：“这孩子年纪虽小，举止却以天子自处呢!”拓跋焘的这个孙子，当时年仅5岁，名叫拓跋濬，也就是后来北魏的文成皇帝。

拓跋濬生于太延六年 (440)，是拓跋晃的长子。拓跋焘因深悔由于自己的怀疑猜忌使拓跋晃恐惧卧病而亡，故而对拓跋濬特加宠爱。幼时的拓跋濬聪明颖达，常被拓跋焘带在身边，亲加教导，号为世嫡皇孙。年纪稍大，便让他参决国家大事。

正平二年(452)十月，魏帝拓跋余被宦官宗爱谋杀，这时，众大臣还不知道有此变故。只有羽林郎中刘尼察觉。便与宗爱商量，请求奉立皇孙拓跋濬为帝，以合众望。宗爱愕然说道：“你难道是个傻子吗?假若立拓跋濬作为皇帝的话，他怎么能对以前陷害他父亲拓跋晃的事情善罢甘休呢?”刘尼道：“那立谁为皇帝呢?”宗爱说：“等回宫以后，再从诸王中选一位贤能的迎立为帝即可。”刘尼见宗爱连弑两帝，居心叵测，只得悄然退出，将事情密告殿中尚书源贺。源贺决心除去宗爱。便又与刘尼一同找到尚书陆丽，与陆丽说道：“宗爱已经迎立了南安王，现在又将其弑杀，并且还不愿立皇孙为帝，显见他包藏祸心，不利于国家，现在若不将他早日除去，后患无穷!”陆丽大惊失色道： “新主又被弑杀了吗?一再图逆，这怎么得了! 我一定与你们合力除去此贼，迎立皇孙!”于是又召尚书长孙渴侯，四人商定密计，让源贺与长孙渴侯率领禁兵守卫宫廷，陆丽与刘尼一起往迎拓跋濬。这时拓跋濬才13岁，在睡梦里稀里糊涂被抱到马上，骑到宫门，长孙渴侯等开门迎入宫中。刘尼又率禁兵驰往东庙，向众人大呼道：“宗爱弑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罪当灭族。现在皇孙已登帝位，命令你们各人谨守原职!”众人闻名后山呼万岁，随即抓住宗爱及其党从，勒兵返营。第二天，拓跋濬在永安殿中即皇帝位，改元兴安。召见群臣，封陆丽为平原王，刘尼为东安公，源贺为西平公，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将宗爱处斩，夷灭三族。

拓跋濬在众大臣的帮助下登上了帝位。这时的北魏，虽已统一了北中国，日渐强大起来，但因太武帝拓跋焘时经营四方的统一战争，使国力颇为虚耗。内侍宗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连弑两帝。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安。因而拓跋濬登基之后，首先宽刑简政，以稳定民心。

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七年 (447) 曾下令尽诛沙门，焚毁佛经，严禁民众信佛。一时间天下经书遭焚，和尚尼姑受到诛杀。但佛教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简单地用行政手段禁止也难以奏效。因而到了拓跋焘晚年，民间仍有许多人暗中归佛。拓跋濬即位后，接受群臣的进谏，决定对佛教的流行听其自然，稍加规限，下诏命令各州郡县可以各建一处寺院，百姓有自己愿意出家为沙门的听其自然。但出家人数大州不能超过五十人，小州不能超过四十人。拓跋濬还亲自为沙门师贤等五人剃度，并让师贤担任僧人的总摄，管理僧人事务。这样，无形中便消匿了沙门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又使政府对僧尼有所控制。

太安二年(456)，尚书源贺上书进言： “现在国家北面还有残余的少数敌对力量，南方又有强敌对峙，因而边疆的防务，还不能松懈。我认为犯罪的人只要不是谋反叛逆，无故杀人的，都可以免其死罪，将他们发配到边疆，用来防戎。这样一则使他们原来必死之身受到再生之恩，必将全力报国;再者也可以减轻徭役，使百姓得到休息。”拓跋濬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且对群臣说：“我采用源贺的建议，一年之中就可以赦免许多死罪，而且可以使边疆戎防人员增加很多。你们要是象源贺那样勇于进谏，我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忧的了。”不久，有个叫石华的人进谏密告源贺企图谋反。拓跋濬毫不怀疑地对众大臣说： “源贺竭诚为国，这种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下令对这件事情详加追验。果然是石华因与源贺有隙，故意诬告的。拓跋濬感叹地对左右众大臣说： “象源贺这样忠诚的人尚且免不了被别人诬陷诽谤，那些比不上他的人，难道不是更要谨慎从事吗?”

拓跋濬接受了他的祖父拓跋焘滥杀的教训，对谗言详加案验，不因轻信而大加杀伐。当时，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在任时贪污索贿，压榨百姓。有个叫马超的人指责他，被许宗之派打手将他殴杀。事情发生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的家人上告，便恶人先告状，上书说马超谤毁朝政，谋图不轨。拓跋濬看到书奏后说道：“这一定是谎话。我为国家之主，对马超并无任何危害，他又怎么要来诽谤我呢? 必定是许宗之有什么事情要隐瞒，而故意诬谄马超。”便派官员到定州详细调查了案情，然后将许宗之处斩。

拓跋濬平时注意纳谏，倾听不同意见，判断是非优劣，然后择善而从。当时汉族大臣高允勇于直言进谏，朝廷中有什么不妥的事情，高允便马上请求进见。常常自早晨一直讲到傍晚，有时竟连日不出。遇到高允的劝谏言辞激烈，令拓跋濬难以接受时，便让高允先退出，直到在自己能心平气和，接受意见时再请高允进来。虽然高允在进谏时，言语之中不免常常冒犯他，但拓跋濬始终十分信重高允。他曾感叹地对身边大臣说：“一个国家的君主，就如同一家之父。假若家中的父亲有什么过错，做儿子的为什么不作书当众劝阻，而在静室无人的地方劝谏呢?这无非是不愿把父亲做的错事让别人知道罢了。可为什么大臣对于国君却单单不能这样呢?一旦国君有了过错，大臣不去当面陈述劝阻，反而上表当众劝谏，这不过是想张扬君主的过错，而显示自己的正直、忠诚罢了。这难道是忠臣所应该做的事情吗?象高允这样，才能算上真正的忠臣，我一有了什么过错，他就当面劝告，甚至有些我很不愿听的话。他却毫不廻避。这样做，既使我明白了自己的错处，而又不哗众取宠，惊动众人，这能不说是大忠臣吗?希望你们中间能多几个象高允这样勇于直言进谏的人，那么我的过错也就会少些。”可是，当初协助拓跋濬登上帝位的诸大臣，在拓跋濬登基后，全都被授以高位，封为公侯，甚至连他们手下的部众，也有许多连带着被任为刺史等实职。却单单将功劳很大的高允给漏掉了。而高允也一直依然故我，勤勤恳恳，丝毫没有什么怨言。后来，拓跋濬察觉了，便对众臣说： “你们虽然一个个都爵高职重，常年在我左右，但从来不曾给我出什么好的建议或提不同的意见。只是等着我高兴的时候，趁机向我祈取官爵，谋取私利。现在你们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却官至王公，而高允整日勤恳忠谨地辅佐我，使我受益不小，但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着作郎，你们难道真能心安理得，而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便任命高允为中书令，让他掌握国家机要。当时，北魏诸官员还不设俸禄，平时没有工资，全靠在官时的贪污受贿取得财物。高允做官清正，所以虽然官位不低，但生活仍很艰苦。大臣陆丽就对拓跋濬说：“高允现在虽然受到了皇上恩宠，身居高位，但家中却十分贫苦，妻子儿女衣食不济。”拓跋濬责备地对他说： “你既然了解这些情况，为什么以前不早对我说呢? 现在看到我重用他了，你才说这些事情。”说罢，马上让身边的大臣随他一起到高允家中探视。果然见到只有几间旧草房，家人穿用的也都是粗糙的麻布制品，根本见不到一点绫罗绸缎的影子，厨房中也仅有咸菜而已。拓跋濬见后不由大为感慨，对身边随行的大臣说：“国家的官员若是都象高允这样清正廉洁，还愁国势不兴旺发达，百姓不安居乐业吗?”下令赐给高允五百匹帛，一千斛粟米，并授任他的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自此以后，拓跋濬更加器重高允，平常称他为 “令公”，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以示尊敬。

北魏官吏没有俸禄，全靠掳掠，征服战争结束后，便靠贪污。北魏皇帝用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做州刺史和郡太守。一州三个刺史，两个为鲜卑贵族，一个为汉族地主。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狼狈为奸。只要不短欠政府的收入，无论他在任所上怎样贪污受贿，北魏的统治者都是听之任之，并不认为这是罪恶。战时的掳掠，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更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人民的反抗浪潮，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兴安三年 (454) 鄚县(今在河北任丘县北) 人民起义，拓跋濬亲自带兵镇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的男孩子则被罚充役。和平元年 (460年)，邻近鄚县的深泽(今在河北深泽县东南)、束州 (今河北河间县东北部)两县人民，又愤怒地把贪污压榨百姓的县令杀死。拓跋濬又经过多次的四方巡行察视，确实看到了许多地方官吏串通富商大贾，乘老百姓交纳租赋之机，放高利贷，买贱卖贵，然后坐地分赃，大发贪污之财的情况。便于和平二年(461)下令禁止贪污，规定犯赃绢十匹以上的便处以死刑。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贪污的症结，但也使官吏不得不有所收敛。

拓跋濬在位的时候，正值年轻气盛，想大干一番事业的年龄。但是因为太武帝拓跋焘时统一四方的战争，使国力损耗颇大，弄得朝野楚楚。所以拓跋濬登位之后，始终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但身为善弓马，好骑术的鲜卑族人，拓跋濬也没有忘记习武。他在位时，每年的农闲季节，都令群臣讲武习艺。他与众大臣在灵丘 (今山西灵丘) 南面的山下习武，他让群臣仰射山峰，山高四百余丈，群臣的箭射到中途，便势竭而坠，没有一个能超越峰头的，拓跋濬手执一张千斤硬弓，弯弓发矢，箭脱弦而出，越过山峰三十多丈，到了山南面二百二十余步方才坠下，拓跋濬十分得意，便在射箭的地方立碑记载，留做纪念。

和平六年 (465) 五月，拓跋濬病死于太华殿，年仅26岁。谥为文成皇帝，庙号高宗，葬在云中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