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灰的外衣。织针一上一下。渴睡的脸孔。早晨的百叶帘还未拉开。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自觉地向另一个人滑过去，彼此连忙各自移开。拉上的百叶帘拉得更紧。座位间留下比刚才更阔的空间。车在太子站停下，一下子涌上来满车的人，把空间都填满了。我又低下头，准备手上的英诗。七时三十分的叶慈或艾略特或奥登，不见得比毛衣或早报或商业英语更加荒谬。一个年轻的学生，在对面努力记忆手上的英文笔记。同样是打字的白纸罢了。同样的时时分心，让眼前的世界涌进纸上的世界。人群中这些脸孔的魅影;潮湿黝黑树干上的花瓣。有了地下铁路，香港学生会对庞德的地下铁路车站感受深一点吗?城市是转变了。站在月台的这一边，隔着陷下去的轨道，眼睛瞪着对面一张大大的广告。我们走了很长的路来到这里，美国香烟广告企图左右你的看法，说服你照它的意思办才是一个独立女性。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地下铁路，也还没有许多其他东西。所以你一回来就着凉了，敢情你忘了这城市冬天的气温。地下车隆隆驶近来，又隆隆驶开去。在黑暗中隐没。总有一些灰暗的，黏滞的东西，逐渐围拢过来，环绕在事物周围，令事情失去光彩。我挤在地下车的人群中，留意看一个空着的扶手如何努力隐藏它的颤栗。我望出窗外，看见许多烦躁的脸孔。我坐在等待“钓泥鯭”的计程车里，忍受着早晨节目主持人对人生和爱情一些定型的见解。人生就是这样了。一些混浊的烟雾，逐渐围拢过来。黄昏摊开朝着天空，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但也许讲艾略特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一代一开始就接受了艾略特对城市的看法，然后越长大就越离开他，希望有一个更广大更澄明的世界。那些潮湿的灵魂，沮丧地发芽。应该还有别的什么才好。我们面对的年轻的灵魂，希望不要再沮丧地发芽吧。他们生长在不同的背景之下，有自己的生命，需要找出自己的看法。我宁愿讲聂鲁达，在课程里偷偷插上孩子的脚。我宁愿讲里尔克。读了叶慈的丽达与天鹅也来比较读读里尔克的丽达吧，那不是关于暴力，那是关于爱的。来读读奥登吧，看他怎样写过澳门和香港，写过一个中国的士兵变成泥土，为了叫有山，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可以有人。奥登也写过香港?你一定很奇怪了吧?你一定以为，英诗就是一些陌生、遥远，毫无关连又必须苦苦背诵的东西?纠缠在过去中六的考试课程、种种关于诗体和节拍和押韵的规则、读音和生字中，只有朦朦胧胧的了解，老师抄下的模范答案。本来有生命的英诗，不是很容易也变成资料?变成生硬的、破碎的，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车在太子站停下，一下子涌上来满车的人。我们挤在人群里，谈到对一首诗的解释，四周默默垂首的人，也进入我们所说的诗句之间了。当你在课室里说到佛洛斯特的树，你的手无意中就会指到窗外实在生长在那里的一列绿树。当他说到一首诗是关于年轻人、成长和期望的，他无疑会想起坐在他面前那些人的年龄和各自的环境，也会想到他们的将来吧。我又低下头，准备手上的诗。那首诗是关于一个正在恋爱的女子。她感到自己透明如水晶的深处，黝深，静默。她问：生命要伸往何处，黑夜要从何处开始?我可以逐渐感到某种安静、温柔的质素。在隆隆的地下车的节奏中，另外开始了一种新的节奏。我们在有花的路上行走，我们走上斜坡，我们开始一日的工作。白日逐渐成形。有时走过看见太阳从灰云后出来，满天散布云絮，巨大的天桥投下斑驳的影子在人家墙上。乍暖还寒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看印象派的绘画和史提芬斯的诗。那些蔷薇色的巧格力和穿上小丑彩衣的海洋。那些童真的眼光。拨开云雾，用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不过云雾会一次又一次围拢过来。斯提芬斯也知道的，所以他说他那些成群的鸽儿，在黄昏时，一边沉下一边画出暧昧的波纹，坠向黑暗，但却伸展着翅膀。不，现在还不是黄昏，是一天的开始，像我们说的那样。我坐在双层巴士上，经过公园，突然瞥见从来没留意过的一角风景。我坐在小巴上，旁边一个瘦小的男子不断向胶袋呕吐。他在怡东附近的油站下车，向前走，小巴赶上他身旁，司机问遗在椅上的胶袋可是他的?他慌张地摇头，乡音令人想到他是新来的移民;他加快脚步，瘦小的个子消失在前面的人潮中。我在小巴上准备斯提芬斯，并不特别感到荒谬。因为诗本来也包括各种各类的人，那些怀抱中的小孩、自闭的女子、那些伤残和孤独的人、充满了孤僻或怀了恨意的人，我们不都在里尔克的诗中见过?而诗，比如里尔克的诗，本来就可以是包容一切，抚慰一切，承托一切的一只手掌。如果我们没法把这些说出来，那是我们还不够深厚罢了，并不是说诗是可笑的。当然了，关于诗，也有那些狭隘的话，又像烟尘一样围拢过来。说诗该有怎样的格式，该有怎样的规则，又想把每人的自然节奏，压扁成划一的节奏。大概是地下车这样隆隆的划一的声音吧。奇怪，为什么总有些灰暗的、黏滞的东西。早晨电台里那些人生金句，彩色周刊里琐琐碎碎的冷言冷语。车在太子站停下，一下子涌上来满车的人。地下车里每个人垂下头，拉上自己的百叶帘。我有点丧气，但我正在准备的真是一首好诗。我慢慢地看，感到里面的那种温柔，那种又是放开又是紧抱的感觉，感到心胸那么广大，可以连星星也包容在内的感觉。看一首诗总是需要缓慢地仔细地反复地看，然后你逐渐感到开朗一点、舒畅一点，好像在没有空间的地方开辟了一个空间。看到一首好诗我总会认得的。你(我为什么不可以把任何一个他称作你呢)这个坐在对面努力记忆手中的英文笔记的年轻学生，你看我手中的白纸一眼，你是觉得纸上朦胧的字体是斑驳的投影，暧昧的波纹?呵，不是，你茫然地朝前看，只是为了背诵，想把纸上的东西记牢，回去考试的时候说得出来。我也是想捉住什么，刚才读到想到的那一种轻柔的感觉，我想让它留得长久一点，直至回到课室，可以让我完整地，尽管有点笨拙地把它说出来，告诉其他人。

正如也斯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中借鉴外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一样，他在散文的写作上也以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来透视香港的现实，来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来进行文体实验。他说：“以前对我来说，散文总像私人的感觉。散文从静观开始、散文从个人的体验牵引出反思、在过程中形成了个人的生活态度。但个人面对诡变的时代，也面对了许多暧昧的处境，不再是一套简单的态度可以应对得了的。”因而，他想写作一种“新的散文”，用“新的语言”来言说那些“难以言尽的暧昧的角落”。他向往的散文“包容性更大、探索范围更阔、视野也更宽敞”。

也斯的后现代散文常按照世界无序的原生状态构制散文的形式，以散文本体的形式去对应一个世界表象，而不仅仅是以其内容表达对应一个世界的观念。后现代社会杂乱无序，纷陈的都市符号如汽车、广告、疲于奔命的现代人等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并存于都市这一文明空间中，彼此间并无一定意义的联系。《在地下车读诗》就是以繁富密集的意象，按照无序状态呈现出香港这一后现代都市的原生态。车上疲而未醒的乘客、努力记忆英文笔记的学生、英诗、广告、节目主持人的陈词滥调、艾略特、聂鲁达、奥登，等等，艺术家及其创作的经典意象和现实事物、高雅和平庸混陈，使读者分不清真实与幻觉。一切都通过作者视野移动、意识流动铺泄在纸面上，因而各意象间跳跃空间极大。正是这种跳跃消除了事物之间的人造联系，从而除去了具有虚构能力的作者的主体性。各物只是在作者的发现中以原始面目出现，从不同侧面投射不同含义。也斯自己曾说不应强调把内心意识笼罩在万物上，而应走进万物，观看感受所遇的一切并发现他们的道理。他把这一审美方式称为“发现的诗学”，认为外在世界并不是创作主体内在世界的投射符征。因有这种审美观，《在地下车读诗》便可见到无规则自由登场的各种事物，作者仅是一个观察者，只是进入体验，而无直接的评判。但正是在观察中纷呈的意象作为都市符号复制出香港这一后工业社会。现实充满各种符号，符号的无所不在使人们生活于超现实的虚拟世界中。这种超现实的本质特征便是可复制性。也斯首先用散文意象复制了后现代的虚拟世界，这是外部的整体复制。

后现代社会本身也充满了复制。技术崇拜使后现代社会过分利用技术，时间和空间在技术中被缩短距离而复制;人们生活环境中的都市符号被技术复制，大量的复制又规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行为也被复制……“车在太子站停下，一下子涌上来满车的人”，三次出现，时间和空间被复制，时空感几尽消失;香烟广告企图左右人的看法，节目主持人对人生爱情定型的见解，有生命的英诗变成死的资料，隆隆地驶来驶去的地下车，……一切都被“压扁成划一的节奏”，都市中总是充满了这些令人不快的“灰暗的，黏滞的东西”。这些灰暗黏滞让人生活于无意义的空虚的主体性消失的世界中，人的心灵空间越来越小，人作为主体越来越丧失自我。后现代文艺理论家鲍德里亚尔认为，人们“一方面是面对无限增多的信息、代码，而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精神和心智越来越趋向惰性”，人的精神心智被淹没在众多的信息代码中，也就是淹没在复制中。

也斯一方面以物观物，让作者主体“表面”缺席，复制着香港这一后工业都市空间，一方面又以诗人的沉思寻求自救之路，以寻回被异化得消失了的主体、自我、自由。《在地下车读诗》不愧为香港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