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小说通过N先生的无辫之灾，抒发了作者的多重悲哀。

双十节到了，北京的“国民”们忘却了纪念，以十分漠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日子。原因何在?是由于“纪念也忘却了他们”，革命并没给他们带来什么，除了革掉一条辫子，乡下却连辫子都没革掉。一切“内骨子是依旧”。但在这革命的途中，多少热血少年曾受苦受难、流血牺牲，所得的却是国民如此的冷漠。“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 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纪念使人痛苦，忘却倒是幸福。

然而这革命却也曾带来短暂的欢欣，当初因为无辫而受难，同事避之惟恐不远，官僚防之惟恐不严，一路冷笑恶骂，本家预备告官，终日如坐冰窖，如临刑场。第一个双十节后，终于可以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不过这条辫子本非我们民族固有，那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才被种定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才不过200多年，人们却早忘记这段血史，反而成了辫子的维护者，跟着来歧视，来迫害了。

一条辫子的革除，反映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作者似乎遇到了困难的选择：N先生自己很早就剪了辫，却阻止学生剪辫;自己抗争，希望别人妥协; 为国民的麻木健忘而愤慨，却又怕唤醒他们起来吃苦，愿他们从昏睡入死灭。他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作者后来曾回答说：“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

由于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作为小说的主要材料 (N先生的遭遇大体上是作者自己的遭遇，参看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三)》及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因此N先生的感受与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的情绪。作者认为“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所以“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然而他自己却偏要作“绝望的抗战”，但这并不矛盾，它体现了作者崇高的人格。事实上，本篇小说里有失望、有悲哀，然而更多的却是愤激。而这愤激，正植根于作者至高无上的民族责任感的。

这篇小说的特点，首先在角度的选择。作者选择了一条辫子的遭遇来“舒愤懑”，一条辫子与一场终于结束了2000年帝制的革命，轻重相差得太远，然而这辫子却不单由满人种在头上，也植根在民族的痼疾里，所以辫子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就紧密相连了，这就便于表达作者极为复杂的感受，对辛亥革命的欣喜和失望，对民族病根的忧虑与愤慨，在简洁与单纯的结构中寄寓着博大与丰富。

其次是反语的运用。全篇是围绕“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为中心展开的。一场流血革命的结果，竟然只是可以光着头皮在街上走，一条辫子，何其轻微，千万高贵的头颅又何其沉重，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因此小说的整体结构是建立在反语之上，这就构成了蕴蓄全篇的反语概念。所以，我们看到N先生得意的笑容，却分明感受到他的辛酸苦痛;听到的是N先生对辛亥革命的赞美，感受到的却是他深重的失望。小说末尾，我们读到的是激愤的言辞，而感受到的却是一颗对我们民族满贮热爱的心。

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使用了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和审美距离原理。既然小说用了作者自己的经验，那末N先生便是一个替代作者的角色，但作者与其替代者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距离的获得是由于用了戏剧化的叙述。读者不会将作者与N先生混淆。同时，作者将N先生的叙述置于一个故事的倾听者“我”的叙述的更大的框架中，N先生便成了被塑造的生动的人物形象，脾气乖张，无谓生气，不通世故。并让他躬行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如用手杖拼命的打了几回)，来增大距离，这是一篇将反语、戏剧化叙述与审美距离成功结合的技巧复杂的小说。

本篇还溶进了若干杂文的特点，它的叙述方式，如对北京双十节简炼传神的描写所产生的讽刺效果，关于头发的受难史的知识，排比、哲理警语等所构成的抒情效果和政论特点，都是我们在鲁迅的杂文中所习见的，所以这又是一篇杂文化的愤激小说。读者于欣慰中见悲哀，于轻松中见沉重，于调侃中见痛苦，于冷嘲中见热烈，于愤激中见赤诚，引发了读者对于民族与历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