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弟兄》是一篇讽刺性的小说。其讽刺的重点，是公益局小职员张沛君那伪善、自私和丑恶的灵魂。

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沛君是公务局里人人称道钦慕的“兄弟怡怡”的榜样。但作者却以一次偶然性的误会作为试金石，来展示和暴露其隐秘于内心深处的自私和丑恶。在其名实不符中产生出有力的讽刺，作品通过人物表与里或言与行的矛盾冲突，以自我暴露的方式来揭示人物真实的灵魂。小说前半部分着力描绘张沛君的表面。小说一开篇，就将张沛君置于公益局这一特定环境中，通过他对秦益堂的那一段慷慨陈词，汪月生对他的那一番恭维以及他与秦氏兄弟在表象上的鲜明对比，初步表现了他对其弟 的 “无私友善”。在此基础上，又循由张沛君为其弟延医诊治这条情节主线，通过对他大量动作细节，语言和神态的精微描写将他对其弟的“无私友善”和“至仁至爱”表现、渲染得更加充分。至此，一个少有的好兄长形象便似乎真的站到了我们读者面前，作品也基本完成了对张沛君表面的描绘。在此基础上，鲁迅便将其犀利的笔锋直刺张沛君的隐面。接下去，作品以出人预料的笔触，写了张沛君的一场梦。在梦中，张靖甫死了。于是，张沛君便只将自己的子女送进了学校，却让弟弟的遗孤失学在家。而当他们哭嚷着也要去上学时，张沛君竟举起他那似乎“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手掌毒打了他们。这梦，是张沛君平时隐秘极深的潜意识在特定环境中的表现。而唯其是潜意识，便更能反映张沛君真实的思想和灵魂。作品紧紧抓住这最能表现人物潜意识的梦，让张沛君自己来撕掉那“无私友善”的面纱，对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灵魂来一次自我曝光，从而简洁有力地完成了对张沛君隐面的无情剖示。正是由于对这隐面的成功剖示，才使那“无私友善”、“至仁至爱”的“好兄长”形象倾刻间颓然倒地，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张沛君，恰是一个自私和凶恶的伪君子。很明显，在并写张沛君之两面时，重点是放在对其表面的描绘上的。其目的是要通过对表面的充分描写和渲染来制造与真实面的强烈对比。只有把他的表象写得愈充分，对比才愈强烈，也才能更见其伪善和产生出更强的讽刺力。由于鲁迅在刻划张沛君形象时，成功使用了“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的艺术手段，遂使《弟兄》这篇讽刺小说产生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的艺术效果。

巧妙地借张靖甫之病来测试张沛君其人，交相使用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心理表现艺术，来层层剥笋般地剖示张沛君的心理，逼出他真实的灵魂，是《弟兄》在刻划张沛君这一伪君子形象时所运用的又一主要艺术手段。如前所述，张沛君的“梦”是其潜意识的幻化，是他那隐秘极深的自私和凶恶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暴露和具象表现。它在撕开张沛君的伪善面纱，暴露其真实面目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对张沛君这样一个极善于伪装和掩饰的伪君子来说，怎样才能逼他把那隐秘极深的真实思想和灵魂自我暴露出来，无疑是《弟兄》这篇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难题之一。但鲁迅作为一位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和人的心灵的解剖师，自有他的艺术高招。他巧妙地用靖甫之病与流行的时症猩红热作为引线来引发张沛君的误会，以这误会驱动他去思想和行动，在其行动和思想的过程中又交相使用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心理表现手法来层层逼剥张沛君的心理，终于成功地逼出了他那下意识的梦，从而剖示了他那隐秘极深的自私而丑恶的灵魂。小说开篇时，张靖甫已病倒在床，但由于张沛君认为这“大概是受了一点寒”，不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没有延医为其诊治，他的心情也显得相当平静。就在这里，靖甫这病作为一种试剂，已初步测试出了张沛君对其弟的冷漠、寡情。因为那“大概是受了一点寒”，纯属张沛君对其弟之病的主观误断，而靖甫病倒在床却是客观现实，仅由于他认为其弟是偶感风寒无生命之忧便不为其弟延医疹治，这种作为与他对秦益堂的那番自我夸耀和汪月生对他的那番恭维形成多么明显的对比。紧接着，小说便由汪月生对他的提醒和报上关于时症流行的报道，使他一下把其弟之病和正在流行的可怕时症——猩红热联在了一起。于是，他平静的心中风波乍起，小说的情节主线也于焉展开。循由这条情节主线，作品将其置放在公益局和同兴公寓这两个空间里，精细描绘了他大量的动作、言语和神态。如他看了报上关于时症流行的报道后那青青的脸色和对汪月生结结巴巴的答话;不顾自己的“进款不多”而打电话请本城“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普大夫去为靖甫诊治;慌慌张张跑到街上，不象平时一样与车夫讨价还价，而是看中一个壮实能跑的车夫便跨上车;连催其快走;一回家即去靖甫床前问视; 老着脸皮请同寓中医白问山为靖甫诊断，当白问山断定靖甫是患猩红热后他的手即发冷与精神恍惚;听见古槐上的鸦叫而心惊肉跳;夜深时还坐立不安地等待普大夫的到来等等。这些动作、言语和神态描写，均颇有写意特色，都是通向张沛君心理的桥梁。作为揭示人物心理的一种艺术手段，它无疑是民族的和传统的 。鲁迅运用这种民族的、传统的心理表现艺术，集中表现了张沛君在误认其弟可能是染上了猩红热时那惊急和恐惧的心理。应该承认，这种心理对张沛君来说是特定前提下一种真实的表层心理，张沛君的伪善并不表现为这种心理情绪的虚假。问题的要害是催生他这种真实的表层心理情绪的深层动因究竟是什么? 是对其弟的手足亲情还是害怕和不愿为其弟养育遗孤?因为这二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刺激他那惊急与恐惧心理的发生。倘若是前者，那么他还不失为一位好兄长，如果是后者，那他就是十足的伪君子。正是为了解开这个关键性的“扣子”，小说运用直接的、静态的心理描写这一西方小说中传统型的心理描写方法写了张沛君的一段心理活动。这段关于靖甫如果死了“家计怎么支持”的设想，对正处于大恐惧中的张沛君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在这里，我们不仅发现他那惊急恐惧心理之产生的真实动因是害怕为其弟养育遗孤而并非缘发于对靖甫的手足亲情，而且还发现他已萌生了只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却让靖甫遗孤失学的念头。这段直接的心理描写，虽将对张沛君的心理剖析向深层逼进了一步，但仍未达到潜意识深层且仍没能全部撕开他的遮羞布。因为对为什么害怕给靖甫养育遗孤一事，他强调了自己收入低且百物昂贵这一理由，而为什么只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他说那是因为“自己的康儿最聪明”且因为自己无力供几个孩子同时上学。他还很担心大家不理解他的苦衷，会产生对他的误解和批评。其情之难，似乎哀而动人。当中西两种传统型的心理表现方法都撕不开这个伪君子的遮羞布时，作者便操起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心理分析利器。于是，“梦”的被逼出，便终于由张沛君自己撕下了他那伪善的面纱，暴露了他那隐秘于潜意识深处的自私、凶恶与污秽。他爱的是弟弟日夜劳作挣来的钱，而不是什么“弟弟”;他之所以要为靖甫延医诊治，也是害怕失去这架挣钱的“机器”，而不是怕失去什么“弟弟”，他可以为死了的弟弟背棺，因为这既不要自己花钱又可以博得好名声;而他之所以不准弟弟的遗孤上学，则是因为这是要自己掏钱的。为了钱，他甚至可以不再顾及自己的“好名声”，而当着众人向满脸是血的荷生“又举起了手掌”。至此，他那“兄弟怡怡”面纱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他那伪善、自私而凶恶的本相便暴露无遗。

为揭露张沛君的自私、丑恶特别是他的伪善性，同时也为扩大小说的批判讽刺面，作品还紧扣题目的“弟兄”二字，着意制造了张沛君与秦氏兄弟表面上的对比和实质上的类比。从表面上看，张沛君与秦氏兄弟的对比是鲜明的。秦氏兄弟不仅在钱上斤斤计较，而且为钱“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而张沛君对其弟却从不将钱财两字放在心上，并为其弟之病忧心如焚，想方设法为其延医诊治，真可谓是“兄弟怡怡”和“兄弟急难”了。但“梦”的出现，却一下将他与秦氏兄弟的关系变对比为类比，因为双方都是爱钱而不爱兄弟，都完全以金钱关系取代了兄弟间的亲情。唯一不同的是，张沛君在自己脸上罩上了一层伪善的面纱，而秦氏兄弟则一点也不掩饰，丝毫无所顾忌。小说通过张沛君与秦氏兄弟这种表面上的对比实质上的类比，首先是揭露与讽刺了张沛君的伪善性，其次是意在表现这种爱钱不爱弟兄的 “弟兄” 关系已是那个时代一种相当普遍的弟兄关系。金钱的魔力，人性的变异，使封建伦理道德所标榜的什么 “兄弟怡怡”和“兄弟急难”，早已成了名不副实的欺人之谈。从而扩大了小说的批判面，强化了小说的讽刺力量。

《弟兄》中的环境描写在 《呐喊》、《仿徨》中是颇为特殊的。这特殊性的主要表现：一是环境与人物的高度和谐，而不像《伤逝》等作品那样形成人物与环境的尖锐对立; 二是环境描写是牵引人物思想性格表现的社会环境条件，它服务于和从属于人物塑造，而不像《孔乙己》等作品那样，人物的塑造归根结底是为了表现产生他的社会思想环境; 三是同一的环境描写在作品首尾重复出现，这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是少有的。《弟兄》 中的环境描写就空间环境来看有公益局和同兴公寓两处，而就社会思想环境来看则实为一类，那庸俗、混世而自私的小市民社会。张沛君所在的公益局，是个“向无公可办” 的 “摆设”。这里躺椅折足，衣钩破烂，唾壶缺口，案卷杂乱而尘封，连墨盒也早已是绿锈斑斓。这样一个形同虚设而且破旧杂乱的公益局，不仅表明了当时的政府根本不管社会公益建设和民生疾苦，而且为张沛君们提供了一个与其思想性格十分合谐的活动环境。正因为公益局“无公可办”和局长的“杳如黄鹤”，才使得张沛君们上班即是闲聊。而这闲聊，又正是引发与表现他们各自思想性格的外在条件。于是，从秦益堂总是捧着一个水烟袋在那破躺椅上不断咳嗽，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说其家丑的场景中，我们看见了他的老朽无能。正是秦益堂的唠叨，给了张沛君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遂使其伪善性格得以表现。正由于张沛君与秦氏兄弟在表面上的鲜明对比，才有汪月生对张沛君之恭维的发生，而他那文白交杂的语言和对张沛君表象之轻信，又显现了他那卖弄斯文和迂腐的个性。在篇末，张沛君面对汪月生那更热烈的恭维时的顾左右而言它的抢办公事，则表明其心虚和由此产生的不安。从小说首尾对张沛君们在公益局的活动所作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全是一批苟活混世的可怜虫。上班为“签到”，“签到”为拿钱，在闲聊中消磨时光，满足于这“无公可办”的工作，高兴于局长的“杳如黄鹤”，这便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于是，作为一群类型性极强的灰色人物，他们那混世、庸俗、麻木和自私的群性，便在公益局这一特定环境的牵引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人与环境高度的合谐，共同组成了那充满朽腐气味的公益局。而一向写景较少的鲁迅，之所以要在这篇小说的首尾重复描写同一环境，就不仅是要以此形成小说在结构上的首尾呼应，表现出张沛君因其弟之病而产生的死水微澜、乍起复平的心理活动变化的全过程和借泰益堂之口引出秦氏兄弟与张沛君的类比，利用汪月生的恭维形成对张沛君的嘲讽，而且也是为了在重点拷问张沛君灵魂的同时，将其犀利无情的批判与讽刺笔锋指向张沛君所在的这一群体，指向由这一群体所代表着的丑恶人生以及由这一群体的群性所代表着的一种朽腐的社会思想情绪。

《弟兄》 是鲁迅优秀的讽刺小说之一。它与 《肥皂》、《高老夫子》基本属于同一系列的作品。作为同一系列的作品，自然会有它们的相似性。但《弟兄》又凭借着如上所述的突出的艺术个性，在其所属的系列中，放射着它独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