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阅读和欣赏这篇杂文，弄清两个方面的情况会对文章的理解大有帮助。一是，鲁迅此期的杂文虽然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但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新闻检查制度的强化，鲁迅发表的文章在内容上也就更为隐晦，在为《花边文学》所写的序言中，鲁迅曾谈到自己的文章是在“书报检查处”的“明诛暗杀”之下，“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要不然根本就不能发表出来。这篇《过年》中，凡加黑点之处，均是在发表时，被检查官们删去的，由此可见文化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严酷以及当局的虚弱。这篇文章给我们留下了文化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一个标本。第二，是在写作本文前后，国民党开始提倡和推行“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对此大肆宣传张扬。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即在南昌行营大讲“新生活运动要义”。他们一面提倡尊孔读经，力图保存文言，鼓吹四维八德;一面不准人民过旧历年，几次下令废止夏历，实质是将中国封建道德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以达到其所谓“整齐划一”，“复兴民族”，维持其统治的目的。

了解以上有关的背景，我们对这篇杂文的内容就容易理解了。这是一篇针对和批判所谓“新生活运动”，揭露其实质的文章。自然，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篇杂文所能够承担的揭露和批判的任务，只能是有选择有重点，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

鲁迅指出：“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这样“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只有残存的“废历”，或“古历”的旧年，然而也以“封建的余意”而被禁止。那么，当局的要人们“整年的悲愤，劳作”，实际上，就是要叫人们整年的当牛做马，以供他们更好的驱使和更多的盘剥。鲁迅指出，“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他还指出：“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就连 “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这里，实际上是对妄图剥夺一年中唯一的“休息和高兴”的机会的统治者的揭露： 他们甚至比古希腊的奴隶主还要凶狠和恶毒，而那些“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的作家们”，只不过是 “失了悲愤的奴才” 而已! 结尾更以“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的行动来表示对于国民党当局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反抗和蔑视，把文章对当局的批判之意更加集中的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