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篇文章篇幅虽然短小，却是我们研究鲁迅杂文的十分重要的文献。文章针对当时邵洵美，“第三种人”，林希隽等人对杂文的种种攻击和非难，给予有力的回击。1934年3月，邵洵美在他和章克标编辑的《人言》周刊第1卷第2期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的一节，但在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是“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施蛰存在他编辑的 《文饭小品》第三期 (1935年4月)上发表《服尔泰》一文，说鲁迅的杂文是 “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杜衡 (苏汶) 在1935年11月1日出版的《星火》 第2卷第2期上发表《文坛的骂风》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 ‘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而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林希隽，也在《现代》第5期(1934年9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攻击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无论说法有何差异，实质都是对于杂文的巨大的社会批判作用不满，因此“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但是，无论他们怎样攻击，试图阻止杂文的兴盛和发展，“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杂文的成长和发展是任何攻击都阻挡不了的。

紧接着，鲁迅转入对于”杂文“的历史渊源的论述，指出： “其实 ‘杂文’ 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 ‘杂’。”鲁迅深刻地指出杂文反映社会现实，执行社会批判的意义和作用，“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尤其“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里可以看出，鲁迅是十分看重杂文的现实的战斗作用的。也是对杂文的作用和意义作出了质的规定。既肯定杂文是“古已有之”，又指出它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更重要地，则在指出“杂文”对现在的求取生存，进行战斗的人们是一种“切迫”的必须，“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在进行了以上的论述之后，又回过头来，对于“邵施杜林之流”对杂文的攻击予以回击，指出由于“战斗一定有倾向”，而对于 “邵施杜林之流” 而言，他们所 “憎恶的是内容”，是杂文的社会批判性和它的抗争、攻守的思想内容。他们的主张，“和生存不能两立”。

结末一段是对《且介亭杂文》、《花边文学》两个集子内容的说明，进一步肯定自己的杂文正是这种 “抗争”、“攻守”的产物，“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对于这些杂文的价值，鲁迅虽然谦虚地说：“当然不敢说是诗史”，“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表现了对于自己杂文价值的坚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