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 “选本” 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 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地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 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 “处片” 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析】 1933年秋天，在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它始起于《大晚报》的一次书目征集活动，其要求有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于是，有人向青年推荐了《庄子》与《文选》。在浩瀚的中华文史古籍中，为什么要读这两部书呢?在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东西方文化思潮在不断交汇之时，为何要将青年们的视野局限于此呢? 这样，争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写了 《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杂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鲁迅说： “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 ‘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很显然，鲁迅的这番话与他过去所说的“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思路一样，并非是反对青年们去读几部或者更多的中国书，正如鲁迅自己就读了很多中国书，并且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成分一样; 鲁迅所担忧和坚决反对的是倡导读《庄子》《文选》所代表的复古主义的倾向和读中国书时良莠不分，以致耳濡目染中了八股毒，陷入封建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世袭子弟。

稍后，鲁迅觉得言犹未尽，继续撰文对此发表看法，于是写了 《选本》。在这篇杂文中，鲁迅所谈论的话题已不再拘泥于原来的那些了，而是把讨论引向了深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选本》所蕴含的谨严而缜密的逻辑力量，这就是分析问题，环环相扣，层层推进，逐步深入，以理服人。首先，鲁迅从《庄子》与 《文选》各自的体例辨析入手，而提出了 “选本”的问题。从体例上看，前者为作家个人的文集; 而后者则是所谓 “选本”。鲁迅认为，两者的特点是不尽相同的。选本“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加之“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成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因而“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名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鲁迅还推出影响较大的《世说新语》和《文选》加以具体说明，指出个人的文集不及选本被后人所看重，例如“《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 《文选》 却在的。读 《古文辞类纂》 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就属这类情况。接下来，鲁迅还对选家与选本的关系作了具体解剖。鲁迅认为，“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这样“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对此，鲁迅仍以《文选》 为例进行分析，例如《文选》“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 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 《子夜歌》 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可见，如果局限于某个选本，那么就很可能不能全面地认识一个作家及其创作;选本的偏颇是不能忽视的。这样鲁迅就在分析“选本”的过程中回答了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古人著作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更进一步，鲁迅又对选本的标准问题作了分析。既然选本可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寓自己的意见”，那么它必然和选家的政治和文学观点有联系，受到选家所处的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的政治和文学条件的制约，如《文选》重“华丽”，《唐人万首绝句选》取“神韵”一样，它涉及到了选家所持有的标准问题。鲁迅认为，标准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任何一个选家都要触及到，就连 《儒林外史》 中的 “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这样“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读者“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予的糟或醨”，“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因此，后人在读古书尤其是读 “选本” 式的古书时，就应该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克服“选本” 之局限，做到合理的吸收和扬弃。鲁迅通过《选本》而提耳面命的也正在于此。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关于“选本”的论述是深刻的。它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