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
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 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 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 不能奋飞。
《柏舟》诗有两个问题,关系着诗的背景和内容,应先交代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为何人何事而作? 汉代四家《诗》有两说: 《毛诗》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 在侧。” (见《毛诗序》) 这是认为此诗是男子之诗。东汉焦延寿《易 林·屯之乾》也说:“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 逢时,复隐穷居。”《齐诗》之说,与《毛诗》同。但是刘向《列女传》 却说《柏舟》是“卫宣夫人”之诗,也就是说这是女子所作。刘向习《鲁 诗》,这大概是根据《鲁诗》说了。可见汉四家《诗》除《韩诗》无闻 外,《毛》、《齐》主男,《鲁诗》主女,已相歧异。
从《郑笺》以来,学者多信《毛诗》说。到了宋朝,朱熹反对《毛 序》,作《诗序辨说》斥为“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又说:“且如《柏 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而夫以为不遇于君, 此则失矣。”又作《诗集传》,在此诗下注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 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 (指《绿衣》) 相 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
由于元、明以后朱熹《诗集传》列为科举功令,于是学者又多信朱 说。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如诗中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之语,明何 楷《诗经世本古义》就说:“饮酒遨游,岂妇人之事?”诗中有“愠于群小” 之句,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就说:“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尤无典 据。呼妾为‘小’,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至如清姚际恒《诗经通论》、 方玉润《诗经原始》,也皆有驳议。这样,有清一代在这个问题上形成 了一大论争。
直到近年,出版的《诗经》选本、译本不少,大都依违于男、女二 说之间,没有统一的看法。举其常见者,如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 《诗经直解》,皆以为男子作,而袁愈嫈等《诗经全译》、袁梅《诗经译 注》又皆以为女子作。更有持调和论者,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选 注》说是男子“借女子诉说家庭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以寄托诗人自己政 治上失意的幽愤情绪。”
今按,主女子之诗者理由并不充分。此说出于刘向,刘向《列女 传》固然以之属卫宣夫人,但他上封事论群小害贤时引此诗,仍用 《毛》义 (见《汉书·刘向传》),已经自相矛盾; 朱熹据刘说,又弃 “宣夫人”而疑其为“庄姜”,也自矛盾,而且并无根据。
我以为还是陈子展说得对:“《柏舟》盖卫同姓之臣、仁人不遇之 诗。诗义自明,《序》不为误。”观于诗中“无酒”、“敖游”、“威仪”、“群小” 等语,也足以看出诗人的身份绝非平常男子。至于有人说此诗是闾巷民 歌,当然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这首诗是《邶风》,为什么咏歌的是卫国的事?
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原来,周武王灭纣,封纣子武庚禄父于商故都 朝歌 (今河南淇县); 其北国邶国,其南为鄘国,不知始封为谁。武王 崩,武庚叛周。周公东征,杀武庚。成王复封卫康叔于朝歌,号为卫。 邶、鄘两国大概就在这时并入于卫。卫国所在是故商腹地,地位重要, 为东方大国。其境北至漳河,南抵今开封,西至太行山,东与曹、宋交 界。邶、鄘即在其中 (王国维说邶在燕,即今北京,非是),所以邶、 鄘实为卫地。至于邶、鄘既并入卫,为什么仍称《邶风》、《鄘风》? 则 不可晓。有人说,诗歌得于卫者为《卫风》,得于邶、鄘者为《邶 风》、《鄘风》,也只是推测之词、总之,《邶风》、《鄘风》实即《卫 风》,春秋时代北宫文子引《大雅》称“周诗”,引《邶风》本篇称“卫 诗” (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是卫人,已经把《邶风》认 为是《卫风》了。故邶诗咏卫事,并不足怪。
这首诗共分五章: 第一章,诗人自言怀有深忧,夜不成眠,无法排 遣。第二章说,我的心不是镜子、不分美丑全照进来,但“兄弟”不了解 我,向他倾诉,反而惹他大怒。第三章说我的心决不动摇,我的威仪无 一不善。第四章说被一群小人侵侮,孤独无助,捶胸自伤。第五章说无 人同情,以致忍辱含垢,无所容身,欲奋飞而不能。
这是一首抒情诗,其主导思想显然是痛恨主上昏庸,小人当权,政 治黑暗,诗人陷入困境,故抱有不可解脱的深忧。
那么此诗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据《毛诗序》,此诗作于卫顷公 时。卫顷公事,史籍记载不多,《史记·卫世家》记有一事: 卫顷公重 贿周夷王,夷王提升了他的爵位。再看《周本纪》,周夷王的老子懿王 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夷王的儿子厉王又暴虐好利,不听邵公劝 谏,终于被国人赶出国都,放逐于彘 (亦见《国语·周语上》)。厉王 被放这年正是卫顷公卒的一年 (约公元前855年)。卫顷公即位于夷王 三年,卒于厉王四年 (公元前866年——公元前855年)。顷公在位的这 十二年,是卫国政治极为混乱的十二年。陈子展说诗人是卫同姓之臣, 此说有理。《孔疏》即言“与君同姓,当相据依”。君指卫君,与诗人为 兄弟,故私言耳。“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是诗人进谏不听,反被加 怒。厉王重用佞臣荣夷公,纳财贿,弭谤议,邵公谏而不听; 邵公与周 天子同姓,诗人谏卫国公正与邵公谏周厉王情况相类。彼为天子,此则 诸侯,透露了那个时代自天子至于诸侯的腐化堕落及同姓臣下对社稷的 关心。由此可见这首诗从正义的立场上抒发幽愤,暴露黑暗,反映了当 时统治阶级内部正义与邪恶的消长,表现了周朝奴隶社会走向崩溃的趋 势,诗的内容是极富有政治社会意义的。如朱熹所说,只不过是妇人不 得于夫,岂不是大大缩小了这一意义吗?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屈原。屈原,楚之同姓也,热爱楚国而作 《离骚》。而此诗之作者,卫之同姓,亦作《柏舟》表其关心国家之 情。将《诗》 比《骚》,其内容情感又何其酷似也!
《诗经》中有言“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而《离骚》说“惟党人之偷 乐兮,路幽味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写的也是这 种隐忧。《诗经》中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乃谓饮酒遨游也不足以 排忧,而《离骚》则真写上下周游。《诗经》言“亦有兄弟,不可以 据”,而《离骚》亦有“初既与余成程言兮”,“伤灵修之数化”等语,正是 “不可以据”的意思。《诗经》言“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而《离骚》也 说“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怒”。 《诗经》中有“我心匪石, 不可 转也”云云,而《离骚》也说“虽体解吾犹末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 经》中有“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而《离骚》也写自我修饰,“又重之以 修能 (态)”。《诗经》言“愠于群小”,而《离骚》以女子为比,说“众女 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诗经》云“寤辟有摽”,以状孤立无 助、无所容身的痛苦,而《离骚》则直述“忳郁邑余侘侘傺兮,吾独穷 困乎此时也”。《诗经》言“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而《离骚》亦直写 “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涉江》亦云:“吾方高驰而不 顾。”) 但终于“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凡《诗经》所言,《离骚》皆具。这并非寻章摘句,强彼就此。试 读两作全文,其思想感情,如出一辙,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两者之间有 一定关系。
也许有人问: 屈原读过《诗经》吗?答曰: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皆 以《诗》、《书》为课本,贵族子弟束发就学,无不读《诗》,楚国亦不 例外。《左传》、《国语》所记,自楚成王至楚昭王百五十年间,楚王及 大夫时时引《诗》 (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成公十六年、 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元年、昭公二十四年、定公四年,《国语·晋语 四》、《楚语上》四引)。战国史料缺乏,虽无可考,但诸子百家亦多引 《诗》,故知作为“博闻强记”的大文学家屈原读过《诗经》,是不成问题 的。而且楚、卫曾经联姻,卫诗传入楚国,本甚自然,《离骚》之似 《柏舟》,应该不是偶然的。
屈原《离骚》是一篇伟大爱国主义诗篇,《柏舟》同样是一篇爱国 主义作品,这么说,不为过分。当然,《柏舟》产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卫 顷公时代,而《离骚》作于公元前三世纪楚怀王时代,二者前后相去五 百年,由于时代和政治背景不同,两篇作品各有自己的特点。
从创作方法上讲,《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作品,自不待言; 本篇 则直陈感受,却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诗以“隐忧”为主眼,逐渐铺开 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一开始便提出“忧”字,接着写深忧在胸,无法排 遣,又不得“兄弟”的同情。为何而忧呢? 为的是自己坚持正义、坚持高 尚情操而不随人卷舒,为的是受群小陷害而主上不明。最后是走投无 路,只有捶胸顿足,欲飞不能。诗中并没有“爱国”字样,但我们知道古 所谓君子小人是非之分是以道德政治为标准的,又古所谓国家是以君主 为代表的。主上不明、臣无威仪、群小弄权,必然害及国家和人民; 诗 人关心国家人民,就必然恨那昏君与奸佞。这种感情就是爱国感情,尽 管因阶级和时代的关系,有一定局限性。
本诗写作方法固然不如《离骚》之铺张扬厉,但其风格朴质,有其 自己的本色。《诗经》本多“比兴”,而此诗六用比喻各不相同:“泛彼柏 舟,亦泛其流”,喻忧心沉重而飘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喻君主为 群小所谗蔽; 皆隐喻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则明喻忧不可去。“我 心匪鉴”、“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三者皆为反喻。此皆见其喻法多 样。姚际恒谓未三“匪”字“前后错综”,盖指“匪鉴”句为单语,“匪石”、 “匪席”四句为排句。此又见其句法之变化。
总之,《诗经》的遣词炼句,都很讲究,至于屈原,则发展了这些 优点,而独辟蹊径,但从中仍可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故王逸《离骚章 句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确是不无见地的。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 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 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 不能奋飞。
《柏舟》诗有两个问题,关系着诗的背景和内容,应先交代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为何人何事而作? 汉代四家《诗》有两说: 《毛诗》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 在侧。” (见《毛诗序》) 这是认为此诗是男子之诗。东汉焦延寿《易 林·屯之乾》也说:“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 逢时,复隐穷居。”《齐诗》之说,与《毛诗》同。但是刘向《列女传》 却说《柏舟》是“卫宣夫人”之诗,也就是说这是女子所作。刘向习《鲁 诗》,这大概是根据《鲁诗》说了。可见汉四家《诗》除《韩诗》无闻 外,《毛》、《齐》主男,《鲁诗》主女,已相歧异。
从《郑笺》以来,学者多信《毛诗》说。到了宋朝,朱熹反对《毛 序》,作《诗序辨说》斥为“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又说:“且如《柏 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而夫以为不遇于君, 此则失矣。”又作《诗集传》,在此诗下注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 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 (指《绿衣》) 相 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
由于元、明以后朱熹《诗集传》列为科举功令,于是学者又多信朱 说。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如诗中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之语,明何 楷《诗经世本古义》就说:“饮酒遨游,岂妇人之事?”诗中有“愠于群小” 之句,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就说:“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尤无典 据。呼妾为‘小’,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至如清姚际恒《诗经通论》、 方玉润《诗经原始》,也皆有驳议。这样,有清一代在这个问题上形成 了一大论争。
直到近年,出版的《诗经》选本、译本不少,大都依违于男、女二 说之间,没有统一的看法。举其常见者,如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 《诗经直解》,皆以为男子作,而袁愈嫈等《诗经全译》、袁梅《诗经译 注》又皆以为女子作。更有持调和论者,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选 注》说是男子“借女子诉说家庭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以寄托诗人自己政 治上失意的幽愤情绪。”
今按,主女子之诗者理由并不充分。此说出于刘向,刘向《列女 传》固然以之属卫宣夫人,但他上封事论群小害贤时引此诗,仍用 《毛》义 (见《汉书·刘向传》),已经自相矛盾; 朱熹据刘说,又弃 “宣夫人”而疑其为“庄姜”,也自矛盾,而且并无根据。
我以为还是陈子展说得对:“《柏舟》盖卫同姓之臣、仁人不遇之 诗。诗义自明,《序》不为误。”观于诗中“无酒”、“敖游”、“威仪”、“群小” 等语,也足以看出诗人的身份绝非平常男子。至于有人说此诗是闾巷民 歌,当然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这首诗是《邶风》,为什么咏歌的是卫国的事?
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原来,周武王灭纣,封纣子武庚禄父于商故都 朝歌 (今河南淇县); 其北国邶国,其南为鄘国,不知始封为谁。武王 崩,武庚叛周。周公东征,杀武庚。成王复封卫康叔于朝歌,号为卫。 邶、鄘两国大概就在这时并入于卫。卫国所在是故商腹地,地位重要, 为东方大国。其境北至漳河,南抵今开封,西至太行山,东与曹、宋交 界。邶、鄘即在其中 (王国维说邶在燕,即今北京,非是),所以邶、 鄘实为卫地。至于邶、鄘既并入卫,为什么仍称《邶风》、《鄘风》? 则 不可晓。有人说,诗歌得于卫者为《卫风》,得于邶、鄘者为《邶 风》、《鄘风》,也只是推测之词、总之,《邶风》、《鄘风》实即《卫 风》,春秋时代北宫文子引《大雅》称“周诗”,引《邶风》本篇称“卫 诗” (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是卫人,已经把《邶风》认 为是《卫风》了。故邶诗咏卫事,并不足怪。
这首诗共分五章: 第一章,诗人自言怀有深忧,夜不成眠,无法排 遣。第二章说,我的心不是镜子、不分美丑全照进来,但“兄弟”不了解 我,向他倾诉,反而惹他大怒。第三章说我的心决不动摇,我的威仪无 一不善。第四章说被一群小人侵侮,孤独无助,捶胸自伤。第五章说无 人同情,以致忍辱含垢,无所容身,欲奋飞而不能。
这是一首抒情诗,其主导思想显然是痛恨主上昏庸,小人当权,政 治黑暗,诗人陷入困境,故抱有不可解脱的深忧。
那么此诗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据《毛诗序》,此诗作于卫顷公 时。卫顷公事,史籍记载不多,《史记·卫世家》记有一事: 卫顷公重 贿周夷王,夷王提升了他的爵位。再看《周本纪》,周夷王的老子懿王 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夷王的儿子厉王又暴虐好利,不听邵公劝 谏,终于被国人赶出国都,放逐于彘 (亦见《国语·周语上》)。厉王 被放这年正是卫顷公卒的一年 (约公元前855年)。卫顷公即位于夷王 三年,卒于厉王四年 (公元前866年——公元前855年)。顷公在位的这 十二年,是卫国政治极为混乱的十二年。陈子展说诗人是卫同姓之臣, 此说有理。《孔疏》即言“与君同姓,当相据依”。君指卫君,与诗人为 兄弟,故私言耳。“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是诗人进谏不听,反被加 怒。厉王重用佞臣荣夷公,纳财贿,弭谤议,邵公谏而不听; 邵公与周 天子同姓,诗人谏卫国公正与邵公谏周厉王情况相类。彼为天子,此则 诸侯,透露了那个时代自天子至于诸侯的腐化堕落及同姓臣下对社稷的 关心。由此可见这首诗从正义的立场上抒发幽愤,暴露黑暗,反映了当 时统治阶级内部正义与邪恶的消长,表现了周朝奴隶社会走向崩溃的趋 势,诗的内容是极富有政治社会意义的。如朱熹所说,只不过是妇人不 得于夫,岂不是大大缩小了这一意义吗?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屈原。屈原,楚之同姓也,热爱楚国而作 《离骚》。而此诗之作者,卫之同姓,亦作《柏舟》表其关心国家之 情。将《诗》 比《骚》,其内容情感又何其酷似也!
《诗经》中有言“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而《离骚》说“惟党人之偷 乐兮,路幽味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写的也是这 种隐忧。《诗经》中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乃谓饮酒遨游也不足以 排忧,而《离骚》则真写上下周游。《诗经》言“亦有兄弟,不可以 据”,而《离骚》亦有“初既与余成程言兮”,“伤灵修之数化”等语,正是 “不可以据”的意思。《诗经》言“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而《离骚》也 说“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怒”。 《诗经》中有“我心匪石, 不可 转也”云云,而《离骚》也说“虽体解吾犹末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 经》中有“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而《离骚》也写自我修饰,“又重之以 修能 (态)”。《诗经》言“愠于群小”,而《离骚》以女子为比,说“众女 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诗经》云“寤辟有摽”,以状孤立无 助、无所容身的痛苦,而《离骚》则直述“忳郁邑余侘侘傺兮,吾独穷 困乎此时也”。《诗经》言“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而《离骚》亦直写 “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涉江》亦云:“吾方高驰而不 顾。”) 但终于“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凡《诗经》所言,《离骚》皆具。这并非寻章摘句,强彼就此。试 读两作全文,其思想感情,如出一辙,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两者之间有 一定关系。
也许有人问: 屈原读过《诗经》吗?答曰: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皆 以《诗》、《书》为课本,贵族子弟束发就学,无不读《诗》,楚国亦不 例外。《左传》、《国语》所记,自楚成王至楚昭王百五十年间,楚王及 大夫时时引《诗》 (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成公十六年、 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元年、昭公二十四年、定公四年,《国语·晋语 四》、《楚语上》四引)。战国史料缺乏,虽无可考,但诸子百家亦多引 《诗》,故知作为“博闻强记”的大文学家屈原读过《诗经》,是不成问题 的。而且楚、卫曾经联姻,卫诗传入楚国,本甚自然,《离骚》之似 《柏舟》,应该不是偶然的。
屈原《离骚》是一篇伟大爱国主义诗篇,《柏舟》同样是一篇爱国 主义作品,这么说,不为过分。当然,《柏舟》产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卫 顷公时代,而《离骚》作于公元前三世纪楚怀王时代,二者前后相去五 百年,由于时代和政治背景不同,两篇作品各有自己的特点。
从创作方法上讲,《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作品,自不待言; 本篇 则直陈感受,却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诗以“隐忧”为主眼,逐渐铺开 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一开始便提出“忧”字,接着写深忧在胸,无法排 遣,又不得“兄弟”的同情。为何而忧呢? 为的是自己坚持正义、坚持高 尚情操而不随人卷舒,为的是受群小陷害而主上不明。最后是走投无 路,只有捶胸顿足,欲飞不能。诗中并没有“爱国”字样,但我们知道古 所谓君子小人是非之分是以道德政治为标准的,又古所谓国家是以君主 为代表的。主上不明、臣无威仪、群小弄权,必然害及国家和人民; 诗 人关心国家人民,就必然恨那昏君与奸佞。这种感情就是爱国感情,尽 管因阶级和时代的关系,有一定局限性。
本诗写作方法固然不如《离骚》之铺张扬厉,但其风格朴质,有其 自己的本色。《诗经》本多“比兴”,而此诗六用比喻各不相同:“泛彼柏 舟,亦泛其流”,喻忧心沉重而飘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喻君主为 群小所谗蔽; 皆隐喻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则明喻忧不可去。“我 心匪鉴”、“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三者皆为反喻。此皆见其喻法多 样。姚际恒谓未三“匪”字“前后错综”,盖指“匪鉴”句为单语,“匪石”、 “匪席”四句为排句。此又见其句法之变化。
总之,《诗经》的遣词炼句,都很讲究,至于屈原,则发展了这些 优点,而独辟蹊径,但从中仍可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故王逸《离骚章 句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确是不无见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