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㪍鞮以畀赵衰。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从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 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

呜乎!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议。

《晋文公问守原议》是柳宗元深感世事日非、政在宦人而抒写的一篇议辩文。对于这种议政、对策的文章，刘勰《文心雕龙》说：“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归结这类文章的特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乃为深达议体者尔。”然而，柳宗元这篇文章翻空出奇，发前人所未发，文中采用借讽手法，举事类义，援古喻今，抉明旨归，一体而兼议辩二任，写得迥异凡俗，正如清人过珙在《古文评注》中所云：“有山岳不动之慨。”

文章的题目取自《左传》。但是，为文标靶却在针砭中唐以来权柄下移、宦官干政这一败迹已彰的时弊。试看其文：“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文章以晋文公得原犯难为发轫，简洁明了，入笔即言正事，不枝不蔓。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阳樊不服，围之，出其民。冬，晋侯围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其先，晋公子重耳罹骊姬之难，出走流亡十九年，得秦之助，重归故国，夺取了王位，是为文公。他于鲁僖公二十五年 (前635)朝周，襄王封予他南阳地区的樊、温、原、攒茅等以示恩宠。鉴于原人难于控驭，由此引起委任能员守原之事。《春秋左传集解》：“晋侯问原守于寺人教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对于遴选守原之人这样的“择大任”的国之大政，晋文公“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文中用了四句工稳切恰的排比，对照显明，道出了晋文公不廷议于将相公卿，反而就谋于内宫寺人的事实，对于这种远文武大臣、近狎呢小人的不智之举，柳宗元认为是有辱王命的，此为肇开败政之端。尽管寺人勃鞮举荐的是“贤足以守”的赵衰，而且“国之政不为败”，但是，“贼贤失败之端，由是滋矣”。更何况，斯时尚有辅弼文公多年的忠荩老臣狐偃、先轸健在。笔势至此一转，晋文公竟然“疏而不咨，外而不求”，“卒定于内竖”，这里用了一个“卒”字，把文公对军国大事率意而行，不慎思而断的做法表现得十分准确传神，极见炼字功力。又紧承上文，用了一句反诘“其可以为法乎?”语调铿锵，答案尽在不言中，启人深味。以身份地位而言，晋文公“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值此“获原启疆”之际，承袭齐桓霸业，正是大展宏图、树威诸侯、领袖群伦的绝好良机，但是，他听取寺人之言，令人不能心悦诚服。文中引证“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佐证举贤荐能是关乎国脉盛衰兴废和谋及媟近的危怠。对此，苏洵在《管仲论》中有所阐发，他以为，管仲临死前未向齐桓公“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因而导致肖小乱国。前车之鉴，斑斑昭昭，不可以不引以为戒。文章至此专论晋文，言及古事，下文则意涉时弊。先以两件宦者举荐人才的事例引发，其一，“景监得以相卫鞅”; 其二，“弘、石得以杀望之”。景监为秦孝公之宠臣，荐商鞅于孝公，厉行变法，秦国遂强。弘恭、石显为汉宣帝时宦者，久典枢密，萧望之以为不可，二人遂谮望之，令其自戕。前者是近于失问而并非失举，因为商鞅确是人才。后者则是问举俱失。文章从晋文失问而宦者并非失举发端，继之以问举皆失，进而论古讽今。由失问引出失举，意在君主嬖信宦者是败政之由。这种层层推进，翻跌腾挪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笔法，堪称柳氏匠心独运之处。正因为“误之者晋文公也”，做为始作俑者，罪有咎归，所以，文末作者感喟良深，慷慨陈辞，援《春秋》义例，对于晋文公开宦官弄权干政的恶例，应从重论罪，与许世子止、赵盾同属一类。据《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 (赵盾) 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春秋》记载“晋赵盾弑其君克皋。”《左传》引董狐记载，以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所以应负弑君之罪。《左传·昭公十九年》：“许悼公薨。五月，饮太子之药而卒。太子奔晋。书曰：‘弑其君。’”许悼公身患疟疾，世子止献药，服后其父死。因此，《春秋》上记载：“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春秋左传注疏》对此解释为：“药物有毒，当由医，非凡人所知，讥止不舍药物，所以加弑君之名。”所以，柳宗元把晋文公与许世子止、赵盾相提并论，加以切责。其本意则在抨击宦官专政的时弊。对此，清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中评说：“柳州论失政之端，明斥晋文，实隐讥德宗之迁政于阉人，畅论流弊所及，于是景监、弘、石之祸，谓皆晋文兆之。”宋韩醇在《柳宗元文集音释》中也明确指出：“此议虽曰论晋文之失，其意实悯当时宦者之祸”。可谓深得柳公心旨。对此，可参看柳氏另一篇《梁丘据赞》，文中激赏齐国一个不毁晏子之贤，“终不挠厥政，不嫉反已”的“嬖大夫”梁丘据，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反对宦官专权、藩镇跋扈的一贯立场。

《晋文公问守原议》行文峻洁，笔锋犀利，针对时弊，奋而为文，以春秋笔法，巧用借讽，类比引申，言此意彼，意在炯戒。清邱维屏在《文章轨范》中评骘此文：“只一口气直下，作段段转煞转紧，精力万倍”，并非过当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