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 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 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 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 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 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 《春秋公羊传》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 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是一篇奏议体散文。在古代文体中，奏议体渊源流长，门类繁多，而其内容庞杂。举凡朝臣对人君的上书、廷议、对答，或请求、或谢恩; 或陈述、或辩驳; 或按劾政事人事，或析分识见异同，无不自成一套固定的程式和辞令。奏议体的形式则由初时的多用口语，到后来的形诸文字。其文体门类的名称，更随着汉朝制订礼仪，由分“上书”为四品： 章、表、奏、议，逐渐衍化出“疏”、“书”、“封事”、“札子”、“弹事”、“对策”、“笺”、“状”等多种。由于君臣等级森严，此类上行文体又各有其行文的具体要求，或“彻以闲雅”(《文赋》)、或“辞令有斐”(《文心雕龙》)，指称无不明确严格。

就“议”而论，刘勰更指出“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同上)。因此所谓“议”体文就是评议朝政，审度对策，考察事体的宜或不宜。凡撰“议”文者，应直陈己见，贵在简洁明朗。而“驳议”则由“议”体派生，旨在表示不同的见解。对某事的庭议不一，遂有“驳”，即反驳。批驳他人论点，阐述自己的识见，可见“驳议”无疑是种驳论文字。陈懋仁《文章缘起注》有“汉兴，始立驳议，杂议不纯，故谓之驳”的注释。而蔡邕的《独断》则早已指明所谓“驳议”者，“若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憨议异”。陈，蔡二文或可诠证“驳议”文的由来与概貌。可见批驳的目标、靶矢明确无误，阐发已见的简洁明了、直达胸臆，正是此类文章最鲜明的特征。

就文题而论，此处的“复仇”二字，乃指为报父兄之仇而持刀杀行刑之吏的案件。古代经典中对这类“个人复仇”的案例多有记载。《孟子·滕文公下》称“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似证“复仇”一词由其初始即与宗族亲属相关联。至于有唐一代，此类个人复仇案件更时有发生。因其与国家法律和封建礼教或背离、或相符，以至朝政有司在处理时宽严不定，暴露出历代对个人复仇是否合“法”合“礼”的认识始终不能统一。致使唐朝庭议每有争执，各持己见。柳宗元的这篇《驳复仇议》便是专对前人陈子昂《复仇议状》的观点直发驳难。作者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对陈氏“建议”予以全面的剖析驳斥;揭示所谓“诛之而旌”观点的荒谬不堪;提出了对个人复仇一类案件应“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依照实际情况妥善处理的正确态度。柳文有感于徐元庆(陈文中案例之案犯)能够“服孝就义”，行文间肯定了徐氏的尊法明礼，见解不免偏颇。但柳宗元此文评文章、析人事、论朝政、辩礼法无不含蓄藏锋、“雄深雅健”，充分体现了柳文凌厉峭折，“内”、“外”兼善的特点。不愧为“驳议”文体的名篇。

全文可读作七节四段。一、七两节循议体文的程式，自成首尾，文势文意亦彼此照应。首节文字总领全篇，而以“谏臣陈子昂建议”一句，说明“驳议”的由来。作者笔法简练，开门见山。行文中先交待“议”案的三处要点。一是“复仇”者乃“同州下邽人徐元庆”，案情为手刃“县吏赵师韫”以报其父爽仇，只用一句话便言明三个人物;二指案犯徐元庆不避追捕，反而“束身归罪”，突出了案件的棘手;三揭示陈子昂“建议”恰在“诛之而旌其闾”，“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推出对方的论点及危害之大，树起了文章驳议的标靶。柳宗元行笔落墨有致，层次清楚，“伏见天后”四字，既符合作者的身份与口吻，又将“驳议”的具体事物推定以前朝的史实，使文字言而有据，令人信服。同时，更巧妙地为“臣窃独过之”的驳难之辞避涉讽谕当今之嫌。但作者的笔锋已直指陈氏“建议”及其“编令”、“为典”。行文中亦委婉而又坚决地表明了柳宗元对此案的态度。从结构与文势看“臣窃独过之”一句，具有承上启下，折转自然之功效。明显地给人以辞不尽意，不得不发的暗示。

二、三、四节文字组成了第二段的辩析宏论。作者先阐发“礼”、“刑”(即法)之微义，指出两者之“大本”皆在“防乱”。而朝廷君臣治理天下，须臾不能离开“礼”与“刑”这二个重要手段。“其本则合，其用则异”，两者乃互为补充，或不可缺。柳宗元针对陈子昂的“诛之而旌”，点明这种“建议”的自相矛盾，连“旌与诛莫得而并”的道理都不能把握，可见陈氏的或诛或旌皆超越了“礼”与“法”的尺度界限。虽诛而“兹谓滥”，虽旌而“兹谓僭”;不是“黩刑甚”，便是“坏礼甚”，对防乱求本只能无益而有害。作者在论证时由“礼”、“法”的“大本”、“防乱”为出发点，以“若曰”作假设推论; 凡“子者杀无赦”，“理者杀无赦”皆在“防乱”之内，则陈氏的“建议”又合乎“礼”或“法”的哪一条?作者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并用张本，写来胸有成竹。所以二节的末句揭示出若以陈氏的《复仇议状》为是，“诛之而旌”，那么“黩刑”、“坏礼”的情形必然会兹盛，“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寻求正义的人将“不知所以向”，抵制邪恶的人也将“不知所以立”。以使人“立”、“向”不明的“诛之而旌”作“建议”，且欲“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可乎”还是不可乎，已是不言自明。

柳宗元素怀济世用时之志，所谓“行乎其政”、“理天下”，以利安元元为务。他同韩愈一样主张“文以明道”，坚持“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杨评事文集后序》)。所以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在柳文中都能有及时而强烈的反应。柳宗元作此文在贞元二十一年 (805)，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正执政柄。作为核心人物的柳宗元擢升为礼部员外郎，能直接参与朝政谋议，且掌执上行的书议章奏，专责采听外事。因此，他有机会对庭议论辩直抒已见。在“永贞革新”的前后，留下了诸如《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和《断刑论》等一批理论专著。《驳复仇议》正是作者着眼于社会现实，借前朝廷议至今不明，遂发其端，出奇思，指事立意阐释“复仇”要旨独具只眼，终驳议出一番新义来。

作者继而辨析“礼法”，由总论而分述，作三层递进。其文思追缅“圣人之制”，慨叹刑礼相沿久远，直传至今之天子、有司、州牧、刑官、庶民; 而欲区别出“礼法”之功用，只能靠“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柳宗元指出古之“赏罚褒贬”，概以“穷理”、“本情”而“统于一”。行文引古证今，颇得理足气壮之势。三节四节文字就事论理，其构筑思路开阔，论辩大胆而奇特。柳宗元又以假设句“若元庆之父”、“或元庆之父”二次推论剖析，文意与句法都宕漾着新鲜与活脱。作者先辩“何诛焉?”又辩“何旌焉?”“向使”也好，“若”、“或”也好，表面上是退一步、退二步，实际上运文条分缕析，将“复仇”一类案件的诸多因素都予以辩析详明。文中将“复仇者”分为两类人：或“即死无憾”，“守礼而行义”;或“不愆于法”而“死于法”，终皆有其所归。作者笔含蕴藉，驳议荒谬，既揭示其外表，更析分其内里。行文正以这种假设递进的方式，评人评事、旁敲侧击，使陈子昂的“建议”被一步步剥出其荒诞不经，不堪一驳的本质。所以用“又何诛焉”、“又何旌焉”收束这一层文字，使“礼法”的求本防乱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文字简洁有力，奇思迭出。其中“法其乎可仇?”乃发人所未发，表明了作者对“复仇”之举终是坏法之行的谴责，果然显示了柳宗元为文以细密取胜的特点。

古人对“复仇”一案的辩议不清，重要的原因在于对“礼义”的认识狭隘、片面。所以五、六二节作者又专门剖析“礼”与“亲仇”的区别和联系。而“惑于礼”所达到的混乱，既有所谓“彼杀之，我乃杀之”的不议曲直，以身试法;亦有“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故作悬虚之辞。“且其议曰”一句又由陈子昂的“议状”引出，柳宗元对世俗“惑于礼也甚矣”感慨万千。于是信笔引经据典，凡《礼记》、《周礼》、《春秋公羊传》，笔墨泼处如同代圣人立言。其阐明是非;释解“复仇”、“礼义”;辩析杀、孝、死、仇，以正人心、正邦典，写来游刃自如。而文字论证精确，有根有据，颇多逻辑性，使驳议文更周详有力。针对陈子昂的“建议”，柳宗元强调了案犯徐元庆能“服孝死义”，认为徐是个“达理而闻道者”。字里行间有倾向于表彰徐氏的隐意。但与陈子昂的“诛之而旌”却是截然两种见解。结束时亦不忘陈氏当初“编令”“为典”的请求，再次指明“其不可以为典，明矣。”头尾呼应，恰到好处。

柳宗元作《驳复仇议》意在辩析一事一理，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其识见虽不免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一侧面。尤其是对吏治与刑赏的清明与公正;廷议与进谏的开廓和踊跃都有一定的推动。而作者在艺术上以“字字经思，句句著意，无一句懈怠”(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的论述、使全文精悍有力，自成面目，别具一格。文中论述“礼”与“法”的或合或分，如同《封建论》中“政”与“制”的时聚时散一样，颇见奇效。作者尤善于缘事理而发问，因推论而助结，凡运笔于委婉而精巧的设问、反问声里，既驳倒上文的“建议”，又揭明驳议文的主旨，虽文约辞显，已是事半功倍，堪称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