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于觞，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送薛存义序》写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所，此时，他待罪荒蛮之地，身遭不白之冤，然而，匡世济民、许国用世的积极人生观并未稍减，反而在现实的压力下得到加强，儒家民本思想通过深刻观察社会及自身的遭遇，表现得更加鲜明。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在文章的论说部分，劈头一个问句，以凌厉之笔拈出“职”这个要旨。行文如星坠于天，轰然落地，其势之猛烈，足可震聋发聩。继而提纲挈领地断言：这个职，就是“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也就是说，官吏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并不是人民的主人，没有任何权力役使人民，欺压百姓。

中唐以后，吏治败坏，各级官吏贪脏枉法，荼毒生灵，“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田家·其二》)，柳宗元目睹这一封建统治阶级江河日下的腐败景象，深感忧虑，他擎起“人民是主人”这一鲜明旗帜，虽然是出于维护封建政权的目的，但在尊崇三纲五常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无疑是冲决罗网的翻天覆地之举。

柳宗元标明论点之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论据：人民“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即指拿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纳官府，这十分之一并不是官府应得的，而是老百姓出钱雇佣了官吏，令官吏去为老百姓做事。柳宗元将剥削阶级颠倒了的人民与统治者的仆主关系，再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个论据本身的精深独到，大足新人耳目。

下文，柳宗元倏尔笔锋一转，情怀愤懑，直刺现实：今天的官吏，拿了老百姓的钱财，却不好好为老百姓干事，完全违反人民“佣乎吏”的本意，天下都是这样的啊!“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柳宗元推进一层，愤怒地指出：贪官污吏不仅不为老百姓干事，反而敲榨勒索，明盗暗偷，不一而足。这对当时的吏治，揭露得尖锐深刻，入木三分。

推理至此，柳宗元犹觉胸中块垒未消，他插入一个比喻，既使文势曲折，又顺势再推进一层：如果某家雇佣了一个仆人，拿了报酬却不认真干事，进而还偷窃主人的东西，那么，主人一定会愤怒地惩处并驱逐他的。同样，官吏既怠且盗，揆诸常情，人民终究会“甚怒而黜罚之”的。但人民现在不敢这样做，何以至此呢? 柳宗元指出：“势不同也”。所谓“势”，从柳宗元在《贞符》、《封建论》中的论述看，当指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里还有势力、地位的意思。这个“势”是会变的。本该是仆人的官吏却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本该是主人的老百姓却被踩在脚下，任人宰割，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人民就会据理变势，“黜罚”这帮贪官污吏的。柳宗元的这一段精彩的议论，“等于暗示革命” (章士钊《柳文指要》)。当然，柳宗元基于其地主阶级立场，是不希望革命发生的，故在本段末句，向统治者敲起了警钟：“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应惊恐畏惧而知所戒惕。

柳宗元与薛存义是同乡友人、柳宗元在柳州任上尚处“贱且辱”的地位，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借赠别之际，将不平心事诉诸文字。

薛存义在永州治所零陵县代理过两年县令，办事公正而勤恳，深得柳宗元的赞许。薛存义官职调动，将要离开零陵，柳宗元对于同道惜别，自是一番感慨，将其心声发而为文，作为临别赠言。柳宗元在文章的第二段。肯定了薛存义是一位能为百姓做仆的正直官吏。“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 其知恐而畏也审矣!”这一段，柳宗元暗扣文题，照应上段，使文章前议后叙，前刺后美，于正反相形中，极其鲜明地表现了作者自己为官理民的精辟见解。

《送薛存义序》一文采取首尾呼应的表现手法，开篇盛好肉，斟满酒，“追而送之”，其中“追”字的使用，道尽作者欲向同道尽诉其辞的急迫心情。末段“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一个“重”字，则是对“追”字的交待，这样用“有话要说”将前后关合，以送别始，以送别终，使全文浑然一体。文章在语言上质朴自然，简捷明快; 行文迂回曲折，层层递进; 议论独到，推理严密，以其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改造并发展了儒学观念中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