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鹅湖院佛殿记》原文、赏析和鉴赏

2019-06-06 可可诗词网-曾巩 https://www.kekeshici.com

曾巩

庆历某年某月日,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佛殿成。僧绍元来请记,遂为之记曰:

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与士大夫劳于议谋,材武之士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 而天子尝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唯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资其官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 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必百万也; 百万不已,必千万也; 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 而请予文者又绍元也,故云耳。

本文是作者应僧人之“约请”而作。变颂扬为痛斥,揭露佛教上层分子,兴土木,建佛殿、挥霍财物、愚弄百姓的劣行。

观曾巩诗文见涉及寺院佛道者颇多,世人常以此怪之。其实此类文字,或为游历时的记景叙事,或是旅途中的问路投宿; 或访高僧方丈而有感,或借殿院楼宇以抒怀。作者每每能发轫于纸砚者仍然是指评时尚,褒贬兴废,阐明利弊以寄托心志。其中不乏佳作名篇。以艺术手法而论,唯其构筑精巧、出语机警、笔墨诙谐,题旨深入浅出,而揶谕、劝讽之心常在,倒更能显示出曾巩行文的别一种情趣来。

《宋史·曾巩传》中甚至还专门录下了曾氏与寺院间的一段轶事: 子固知任福州,时“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赇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贴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徼求弊。”这一记载虽旨在表明曾巩的为政请廉,何尝不是隐寓着曾子固对佛道与僧侣的鄙视。

体现这种鄙视乃至于驳难的,莫过于曾氏的一组“寺院佛殿记”,即《分宁县云峰院记》、《兜率院记》、《菜园院佛殿记》、《金山寺水陆堂记》和《鹅湖院佛殿记》。作者或单抉出分宁土俗,以告诫佛徒不必沉溺于佛理;或感叹“兜率院”徒的“蒙病已甚”,“愚不能释”;或惊呼世儒“习圣人之道”久不如佛道的“勤行”、“自守”;或指证“水陆堂”的兴坏,惋惜“天下之材”的不足。唯《鹅湖院佛殿记》独出机杼,由佛院的大兴土木。挥霍财物落笔,揭露了僧侣不劳而获,愚弄百姓的丑恶嘴脸。然而,曾巩撰此文的主旨并不限于这种无情的鞭挞,恰恰以一句“资其官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的断语,深刻地揭示了北宋兰若林立,佛学惑众的根本原因。“天下”二字,作者运笔饱含沉痛与愤怒,何尝不是直指天子的沉缅与朝政的积弊,而这一短小的佛殿记也愈发显示出它的尖锐、蕴藉和隽永。同其余几篇一样,《鹅湖院佛殿记》是应绍元和尚建佛殿而作,但曾巩却将计就计,以机警智巧的言辞,幽默诙谐的文笔,变颂扬之语为讨伐檄文,迫使和尚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堪称一篇借题辟佛的绝妙佳构。不知和尚有无胆量刻在碑上,留下难以磨反之笔迹?

“鹅湖院”在信州铅山县(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院内兴师动众,修建佛殿正值北宋庆历年间。史家所谓北宋中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亦已日趋严重。更兼西夏国恃凶毁约,不断侵边,滋扰中原,一时间剑拔弩张,战事频仍。由庆历元年(1041)起,接连的三次大战役(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宋军竟连遭惨败,损兵折将,以致震骇朝野。西夏国亦因财力困乏,上下疲惫,而百姓怨声载道,唱“十不如”歌以吐诉悲愤。不久遂有庆历五年的两国议和之举。获胜者虽仍退回臣属国的地位,战败国却被迫每年应“赏赐”西夏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得到的仅仅是徒有虚名的大宋“天威”与“脸面”。不过北宋由此更是元气大伤,而迫在眉睫的国库空虚,财政匮乏,一时竟成为举国之虞。所以曾巩的“记”文由此入笔,正切中时弊。作者写道“自西方用兵”,君臣庶民或“劳于议谋”;或“劳于力”;或“劳于赋敛”,都在为国难当头而用力用心,唯有学佛之人“不以为然”。曾氏正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弊端,于是巧借为佛殿作记的机会,一浇胸中块垒。他将满腔愤怒倾泄于劳民伤财的滥建佛院,表现了对财政陷于严重危机的真诚关切。作者用行文的短小简明,幽烈风趣,播发出强烈的反佛、辟佛的战斗精神。曾巩又以鲜明的对比手法,在叙事说理之中流露出对朝政的揭露、劝讽的本意,使《鹅湖院佛殿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针对性。而这正是与另几篇寺院佛殿记文的最大区别。

文章虽以“记”体名篇,实际上是一篇以揭露、讽谕,驳难为主的杂论。短文以僧侣对国家的“不以为然”以及建“佛殿之费”的“广不可知”为靶子。运用由此及彼的托喻手法,使被斥者在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之中裸露出本质,现形于曾巩的笔下。《鹅湖院佛殿记》仅二百余字,但结构非常精巧,全文明比暗寓,三转九迭; 句式齐整且富于变化; 语辞浅显、自然、准确; 而行文明白如话,既形象生动又谈笑风生。更兼通篇文势贯通,一气呵成。曾巩用一枝生花妙笔击打出一片震聋发聩之声,在“记”体文苑的花卉丛中,确是枝小巧别致的奇芭。

全文仅分为二节。首节叙“佛殿记”仍为“应请”之作,而且作者题署撰于庆历的“某年某月日”,又详明佛殿原是“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之宝刹,都是实指实写,符合“记物叙事”一类文的格式。曾巩特地指出此“记”是由于“僧绍元来请”。绍元者今不可考,以曾氏记中单题其名,或为鹅湖院的高僧主持也未可知。按一般“记”寺院佛殿文体的通例: 叙述建殿经过,表彰主事者的功德,说明“记”文的始末。篇尾或归结于人事之颂扬褒奖,或旨在宣传佛学的普渡众生,待其文虽成只不过通篇是溢美之辞。曾巩偏别出心裁,单从“自西方用兵”落墨,将建造佛殿与国难当头联系起来。乍一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作者用的是烘托映衬的手法。由首节的“记”文之通则,骤然转人飞自天外而又是人人沉痛,无法逃避的现实。作者的笔锋折转入二节,又分作三层,而起势即一跌宕处,“用兵”二字,语出惊人,曾巩循“来龙结穴”的构思之妙,起笔并不将“记”文的主旨点明,而是着意于谋篇布局的巧妙引导,一心敛气蓄势。使行文释理精微,思路畅达而又显豁文意、章法多变。由一层折转顺势引出三迭。

第一层转折连用了三个“劳于”尤见作者之匠心;“劳于议谋”,“劳于力”、“劳于赋敛”。此处分述君、臣、庶民为国分忧的种种努力。明为褒辞,其实在讲史实之中溶进了曾巩的无比愤慨。一个“自”字,点明所“劳”之患由来已久。“西方用兵”只不过是个导火索。未“劳于”之前的北宋“三冗”积弊业已耗竭了国库的存储,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上三冗三费疏》); 养兵百万,却“谓之兵而不知战者”(《挥麈录余话》),以至号称“精锐京师”的禁军上阵,西夏人竟举手额庆,以喜禁军的不堪一击; 至于“冗费”者,有称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却“不留其有余”。糜费若此,国库的人不敷出,势在必然。可见“自西方用兵”虽指患来之于外,而“三冗”之积弊早已植祸根于内了。大宋朝的“积贫积弱”非一日之寒,黎民百姓的“劳于赋敛”亦非始于“西方用兵”之时。国家的病人膏肓久矣,而君臣此刻的“劳于议谋”无异于临阵磨枪的权宜之举。“议谋”“出力”均“劳于”用兵之后,而胜负与结局已裁定在未“劳”之前。这何尝不是国家与人民的悲哀。可见此文虽一转折处已暗起波澜。

曾巩行文长于委婉曲折,穷尽事理。三处“劳于”已给人以余味,但作者又轻灵地用了连接上下文的“而”字,顺势使文章顿然又有三迭。天子“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辞赐钱”;士大夫“暴露其身”、材武士“秉义而死”;庶民“失其业”。三迭的笔触极细腻,具体实在,要言不烦。而用词又极精确得体,显得形象生动。天子唯“尝减”;大臣“亦往往辞”;而士大夫、材武士,农、工、商之民只能以“或”指代各成其时尚。作者选辞颇斟酌,“减费”、“辞赐钱”对于天子和大臣几同蒙耻;而“暴露其身”、“秉义而死”、“失其业”无疑是一般士民的结局。曾巩名为佛殿作记,却一味写君臣士民的应急之患,真是指佛殿而言它,却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层的转折是全文所揭示题旨的关键。“唯学佛之人”使笔墨终于指向佛殿与僧侣,但作者高屋建瓴,所指并不限于此“鹅湖”一院。同时不专提佛殿死物,偏讲“学佛活人”,委婉迂回,步步逼近了题旨所在。以一组针对性鲜明的排比句揭露“学佛之人”的不以国难为患,“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只求“食与寝自如”的厚颜无耻。曾巩曾作“本朝政要策”《佛教》篇,深刻地指出:“东南之俗,游隋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的贻害非浅,所谓“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僧侣寺院的过于兴盛必将危及国泰民安。作者对“学佛之人”的卑视与驳难亦见于这一组排比句中。三个“不”字正对应于上文的三个“劳于”,而“食寝自如”四字仿佛勾勒出一幅“学佛之人”的漫画,既一针见血又入木三分。曾巩一生倡言辟佛。他作《梁书目录序》即批判佛家“独得于内”的观点,他视“神坛净土”的寺院如任人游览处,以“自笑粗官偷暇日,暂携妻子一开颜”(《大乘寺》)讥讽佛道。高僧绍之“来请记”,却不料曾子固的笔触一转二转,竟在佛殿记碑上雕出“学佛之人”的丑恶嘴脸来,真是神来之笔。

曾文不愧为大家风范,行文曲折自如,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二层的转折中亦有三迭波澜。以三“不”与“自如”为一迭,揭“学佛之人”的丑态本相;以“资其官之侈”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为二迭,痛斥“官侈”成习,而“天下皆以为然”,指出这就是学佛之人逞凶肆虐的根本。曾巩应允作《鹅湖院佛殿记》,正是看清了这一点。作者此时揭示题旨紧随斥指学佛之人的丑恶,正恰到好处。而“予不知其何以然”为三迭。感慨万千一起泄出。“不知何以”正是“知其所以”。话不说尽而以叹代语,其意无穷令人寻味。

行文至此,仍无一字一句记佛殿。而层层转折,处处迭起又都围绕着、照应着“鹅湖院佛殿”。作者的运文之妙也正在此。这种致力于新角度、新题旨的笔法堪为曾巩此文的风格。

作者的意犹未竟,短文的末层又作转折。直笔写“鹅湖院佛殿”之费:十万、百万、千万累之而“不可知”。一边是三“劳于”、“尝减”、“亦辞”、“暴露其身”、“秉义而死”、“或失其业”;一边是三“不”,“自如”,“官侈”,“皆以为当然”、“累之不可知”,果真是处处对比,褒贬分明。末层转折仍作三迭,累十百千万为一迭; 费广而“记其日时”为二迭以对应于“西方用兵”;而为绍元请记遂有“故云”作三迭,曾巩此文步步紧逼,又语出诙谐,寓笑骂愤怒于行文间,反而使短文收到奇效。修建佛殿。“其费如是广”,不记下这大兴土木,耗费财物,愚弄百姓的“日时”,便不能安宁,反唇相讥,曾巩此时已是出离了愤怒。所以三迭仍不忘那高僧绍元的“请记”,顺手捎带一笔,既使首尾呼应,又合乎记体文的要求,更不忘揭穿绍元的虚伪和无耻,真是“守着和尚骂贼秃”,一举三得。

《鹅湖院佛殿记》虽是篇短小简洁的杂论,但论述有力,观点鲜明。作者文思奇特,竟能从财政钱物的或糜费,或节用入笔,角度新颖,构思精妙,不仅显示了曾巩散文的高超自如,亦可证曾子固还是位善于理财的能手。难怪《宋史》本传对此犬加褒奖,所谓“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而赞语竟直接出自帝王之口,可见曾巩对国家财政的“节用经制”,“出入有度”确有独到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