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门在宋代说话人中是最为活跃的。当时小说门的话本必定很多,因为一天两天讲一个故事,如果连续讲一年半载需要大量的话本,而况小说业中在一地方说书的人数也不止一个。(有时讲一篇故事不止一天两天。例如《西山一窟鬼》有云,“变作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似乎可以讲十数回。但照此篇话本内容看,似乎难以讲十几天。)可惜流传至今的不多,现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雨窗欹枕集》三书中,共有三十余篇。此外“三言”“二拍”中尚有些宋元旧本。总数不过四五十篇。(“三言”“二拍”中需赖考证。)
        此三书,一为影元抄本（？）清人刊,二为明中叶刊本。今前两种皆有重印本。
        《京本通俗小说》现存卷第十至第十六。全书原有多少卷,作者何人,今都不可考。现存《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七卷为缪荃孙(江东老蟫)《烟画东堂小品》所影刊。尚有《海陵王荒淫》、《定州三怪》(过于破碎)未刊。《海陵王荒淫》另有铅印本,而亚东所排《宋人话本八种》中亦印入。但此回或谓抽自《醒世恒言》者。《定州三怪》见《警世通言》。
        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文云:“就平话丛刊的进化史迹看来,元代而会产生那末篇幅至少合有十余卷以上的内容纯粹且又编次井然的《京本通俗小说》,实是不可能的事。”“而集合了许多小说杂著成为一部丛书的,也到了嘉靖时候,方才风气大开。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集尚是各种自为起讫,没有分卷的。”“缪氏的‘影元抄本’云云,不过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想,决不是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从内容上考察,这几篇确乎是南宋说话人的底本,看不出搀入元以后人的手笔。这也是很奇怪的。
        《碾玉观音》属烟粉灵怪类,是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的第一篇,独分上下两部分,比较地长,乃是上下两回书,预备在两天内说完的。这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文章优美,已经是加工制作过,不是粗糙的底本了。
        这是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入话”,引用许多名人诗词,互相关联钩串而出,极有情致。凡小说开始都有入话。《京本通俗小说》中,以此篇与《西山一窟鬼》最好,都用诗词作入话,是有机的、剥茧抽丝式的,不堆砌,不肤泛。而此篇为宋人小说中入话最讲究、美丽的一个。这是引子,未讲本文以前,先唱诗词,伴以乐奏。词在宋代是唱的,七言诗入乐歌唱也非难事,所以小说有“词话”的别名。
        三首春词〔鹧鸪天〕,前两首未提作者姓名,无考。小说所引诗词,往往无考,乃是当时流行传唱的俗词,未入文人选本。黄夫人亦不知何人,未必是有名作者。王荆公诗,未必可信,待查。其余诸人诗也都靠不大住,乃是搬了些名人出来。曾两府是曾布(?)。苏小妹词乃是相传的苏小小词,见《钱塘佳梦》小说,也见《阳春白雪》前的大曲苏小小词。是宋人词。〔黄金缕〕就是〔蝶恋花〕的别名,因欧阳修一首词而得名。王岩叟是宋哲宗时人。集了这些春词,组织关联,极尽艺术上的巧妙。正所谓最畏小说人,能顷刻间捏合,顷刻间提破。可以想见当时弹唱此入话作为本文开篇之引人入胜。因此入话,连接到咸安郡王的游春,于是进入故事本身。
        本篇用“碾玉观音”作题目也很好。用诗句作回目,最初开始于说书人的招牌,而古本尚不用诗句作回目。这一题目,只是俗称,并非作者自拟的标题。题目不说明白故事内容(明人改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则点明故事内容),使人不可琢摸。实则玉观音并非主要情节关键所在,全篇小说属于当时所谓“灵怪”类。讲个鬼故事,出神入化;其艺术特点,在于非讲完此故事不知秀秀与其父母在后半部实是鬼而非人。这种Suspension(留下悬念的宕笔法)为吸引人、动人的艺术。(即卖弄关目,直到最后方始揭露。)
        这篇的主角是秀秀养娘和崔宁,属于虚构,可是中间有三个南宋初年的历史人物。咸安郡王指韩蕲王韩世忠,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钅奇,杨和王是杨沂中,皆抗金名将,而当时被闲废着的。小说家讲故事,要使其逼真,配合历史上人物似更为有据,这是所谓“顷刻间捏合”。当时有说《中兴名将传》的,所以他们三人的名字,尤为听众所熟悉。这故事背景在南宋初绍兴年间,说书的时代,应该也在南宋,不会迟至元代,否则咸安郡王、刘两府等官员称谓不易习知。
        说书人尽管讲着一个鬼故事,中间渗透着当时社会的生活气息。它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阶级矛盾。秀秀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中,是裱褙铺璩大夫(待诏)之女。而璩大夫不能不把他心爱的女儿卖给王府去做养娘(女婢),他说:“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府。”这一半是惧势,不能不如此说;一半是实情,可见其生活穷困。当时朝廷南迁,大批贵族官僚需要婢女,竟可以指定购买良家女为婢。
        秀秀被卖入王府,便开始其不幸的、不自由的生活。秀秀与崔待诏是很好的一对,都青春美少,都属于手工艺阶层,爱好自由生活,而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当初郡王有过一句话,引起了他们天真的情爱(精神上的)。于是在一个失火的晚上,偶然遇到,秀秀便决定跟着崔宁跑,很大胆地提出了做夫妻的要求。这里,秀秀所以决定要走这条路,为了爱着崔宁,为了找寻自己自由幸福的道路,厌恶自己在王府的生活(她愿出身于一个手工艺的家庭),为了郡王虽然有过那句话,将来也未必认真实行,说不定要有变故,或者留在府中不嫁,或者随便给别人。
        他们的私奔是情有可原的,是博得我们同情的,然而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悲剧。已经远走高飞,还是不能逃过封建统治者的魔爪,为多嘴的郭排军所发现,报告给郡王。秀秀被郡王打死,埋在后花园中。此后秀秀的鬼魂,仍旧跟着崔宁,并且报复了郭排军。
        这篇作品写出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强暴,手工业者的被压迫,下层人民无论男女,生活都不自由(包括婚姻的不自由在内),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性,更遭受着残酷的压迫。作者的爱憎倾向始终在同情秀秀与崔宁方面。这个悲剧具有必然性、典型性。因为封建力量之强大,手工艺者还依附封建地主而生存着,不足与之抗衡。
        人物性格的描写,也相当地成功。秀秀坦率,善良,有勇气,敢于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变鬼也跟着崔宁,可见她爱情的热烈,死后还要团圆。她变鬼又报复了破坏她自由幸福的郭排军,具有坚强反抗与复仇的精神。她的形象是鲜明可爱的,值得同情的。崔宁,善良、老实而怯懦怕事。郡王,脾气暴躁。郭排军,朴实而多嘴,不识利害。
        璩公璩婆听见了女儿被打死,非但不伸冤,反而投河死了,可见一般小民害怕郡王到如何地步。小说家只是暴露社会现实,他所说的是真的,可信的。甚至“鬼”,那听众也不是完全不相信的。作者说鬼是一形式,主题是爱情婚姻问题,并非迷信恐怖的鬼魂。说话人没有借以劝世教训人的地方,似乎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在今天看来是应该批判的,在当时是指单为了民间的娱乐,有进步性,因为并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如果他有教训,只教训了像郭排军那样搬弄是非,口不谨慎的人。至于作者为什么不使秀秀报复咸安郡王呢?一则作者受时代限制没有看出主要矛盾;二则韩世忠在南宋人民心目中是抗战英雄,不过是性如烈火脾气不好,大家也还崇拜他,所以不多加贬辞。
        说鬼故事,最为灵奇,大众爱听。这篇的技巧在乎隐藏了主角已经死去变成了鬼的事实,最后方才暴露。中间说:“秀秀道:‘自从解你去临安府断罪,把我捉入后花园,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赶我出来。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赶将来同你去。’崔宁道:‘恁地却好。’讨了船,直到建康府。押发人自回。若是押发人是个学舌的,就有一场是非出来。因晓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轻易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这闲事怎地?况且崔宁一路买酒买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时,就隐恶而扬善了。”这一段很巧妙地使读者不疑秀秀是鬼,故事才能进展。到最后暴露,不但秀秀是鬼,连璩公璩婆也都是鬼。情节曲折,布局留有悬念。
        在《京本通俗小说》中,同样属于灵怪类的尚有《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两篇,都很好。《西山一窟鬼》入话优美,引用名人词,互相关联,艺术手腕亦高。作品叙述一位吴教授同一个朋友(王七三官人)在(杭州)西湖西山游玩,遇着一阵大雨,天晚不能回家,在山路上避雨,遇见许多鬼。连吴教授的妻子、婢女都在那里,也都是鬼。此篇写得令人毛骨悚然,鬼气森森,酣畅淋漓,生动灵活。也运用了起初不知是鬼,后来方知道是鬼的艺术手法,是鬼故事的上乘。是浪漫主义作品。不过就思想性而论,意义不多,没有清楚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归结到看破红尘,离尘办道,吴教授舍俗出家,云游天下。如果说有现实的成分,则是写出吴秀才的贫穷落魄,反映当时贫儒生活之苦和人生苦闷的情绪。但这个矛盾,作者并没有好好解决。
        《志诚张主管》描写市民生活与道德观念,很真实。开线铺的张士廉,六旬年纪娶了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妾。此小夫人嫁一老人,在爱情上不能满足,对年轻的张主管暗中示好,死后鬼魂还苦苦追求他。张主管为人老实,不受诱惑,同时却也尽礼以待,终于不受其祸。足见商人伙计的道德准则。小夫人也有值得人同情之处。应该谴责的是那个年过六旬而娶年轻老婆的张员外。作品暴露封建社会的矛盾,颇有现实意义。也是烟粉灵怪类的代表作,同样结构极佳。
        《西湖三塔记》见于《清平山堂话本》,亦属灵怪类。虽为《白蛇传》的一个祖本,但思想性不高。白蛇、乌鸡、獭三精是作为迷惑奚宣赞而终于被龙虎山奚真人所降服的妖怪来处理的,并无后来《白蛇传》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
        《郑意娘传》,现存《古今小说》第二十四卷,题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实为宋人小说。也是鬼故事,而结构特佳,思想性艺术性都高,很有唐人传奇风味。开篇入话用元宵词,说宋徽宗时汴京元宵节风俗,转入北宋亡国汴京破后,杨思温在燕山(即北京)看元宵,不免凄凉感叹,有故国之思:
        “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寓人!”
        整篇小说等于一首抒情诗,凄凉哀怨。诉说乱离中夫妇相失、男女思慕,至于一生一死、阴阳相接而泣诉平生。此后男女相誓,幽明相随,而男的终于不能坚守而背盟的故事。女的遂施以报复。这也是悲剧。小说主要是写爱情的,然而有情人的失散系因战乱之故。而男子负心在当时社会也是很普遍的问题。
        这类小说一出现即质量如此之高,是十分可贵的。
        传奇类小说以《冯玉梅团圆》为代表。开始用吴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引起两个夫妇离散而复圆的故事,是喜剧。短故事作为入话,长的故事是正故事。故事背景是南宋初年福建建州范汝为起义,范侄希周救了冯忠翊失散的女儿冯玉梅,遂为夫妇。以鸳鸯宝镜为聘礼,夫妻和顺。此后范汝为军被韩世忠镇压下去,乱军之中夫妇分离。冯玉梅自尽未死,为冯忠翊所救,父女重逢,玉梅矢志不再嫁。冯公升官至都统制,遇广州守将差指使贺承信送公文,玉梅窥见,疑即建州范郎君。冯公私问之,始吐真实,知已投岳飞部下。出鸳鸯宝镜为证,夫妇重复团圆。此篇写悲欢离合,属传奇小说类。在反映现实深度上不如《碾玉观音》、《郑意娘》,但其中写范汝为起义并未歪曲,称范为“草头天子”,说他“仗义执言,救民水火”,也写了起义军中的人物范鳅儿(希周)的真诚性格。
        《菩萨蛮》有说佛成分,但其中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
        《拗相公》把王安石作为题材,写他罢相判江宁府,从汴京到江宁一路旅途所见。有人认为这是失败的作品,歪曲了历史人物。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小说中的王安石性格是执拗的。在隐姓潜名赶路途中,他亲自遇到许多困难,皆其新法所致,亲自听到人民痛骂新法,痛骂王安石。这一话本,不是演史,乃是小说,是政治性的讽刺作品。主题思想是反映宰相施政,不亲民,施虐政,受人民唾骂。有强烈的反抗性。所写有北宋丞相卢多逊事、王安石事,创造典型,亦写出王安石的高傲性格。当然将此全加之于历史人物王安石是不对的。这主要是因为南宋时代人们痛恨蔡京一辈绍述派人物,连带恨及王安石。此应是南宋末年的作品,小说中有佛教思想,但也非说佛话本。
        《快嘴李翠莲记》是一篇风格质朴的作品,见于《清平山堂话本》,难入门类。小说绍介婚姻风俗,描写一个女子有口才,说话出口成章(像快板)而为封建社会所不容。她有强烈的反抗性,而只能逃入空门,这正是作者找不到出路的结果。其中快板式的语言近于韵文,应以唱说为主,突出表现了词话的特点。
        公案类话本以《错斩崔宁》为代表。此篇在《醒世恒言》中则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此回书亦有入话,用一短故事说戏言之祸,引起正故事。作者垂戒勿戏言,书末又有“劝君出语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似在强调出言谨慎,以故事作为鉴戒,作为处世之道的教训。可是作者在开首一首诗中,又提出人心叵测、世路艰难的主题,不免纠缠牵扯,不够清楚。其实这都是次要的,并非本书的主题。本篇的主题是描写一个糊涂公案(公案,即刑事案件),一个冤狱,故以“错斩崔宁”为主题,作者明白地插入了一段文章: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居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阴骘,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须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这使人联想到窦娥的唱词“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段说书人的评论道出小说主题。这一主题具有现实性,因为封建社会冤狱多,清官少。此类公案小说不仅因故事吸引听众,而且也因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而受到欢迎。
        此篇揭露出当时社会的实况、社会矛盾。
        刘官人的没落,临安附近即多盗贼、剪径的人,小娘子得知被典卖而信以为真,大娘子被抢……都反映了南宋时代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穷苦。大娘子、邻居、糊涂官促成了冤狱,而冤狱的得伸,却是偶然的事。在现实中,冤狱的昭雪毕竟也是少数。
        小说无性格描写,也无主角。贯穿小说的是情节,真是无巧不成书,但是情节太巧了。小说不是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是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是作者着意安排的,小说的吸引人正在这里,而其缺点也在这里。
        此故事原系话本,但此回书已用“看官”字样,可知是为了读者而改写的了。
        小说在清初经朱素臣改写为戏剧《双熊梦》,今天又改编成《十五贯》,主题为反官僚主义。可见此话本影响之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山亭儿》,此故事托于唐代襄阳府之事,实亦宋人话本。后入《警世通言》,题为《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醉翁谈录》以此入朴刀类。由此可见说公案与朴刀赶棒的关系: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杆棒一作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篇末说,此话本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此回书情节曲折,也暴露了社会现实。至于孝义尹宗,襄阳尚有他的庙宇,可见系民间传说已久的。小说的生活气息很浓,人物性格较鲜明,比《错斩崔宁》为优。
        《沈鸟儿画眉记》,现存《古今小说》,题为《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情节更为曲折离奇,但也是当时社会中可能有的。其中二子杀父一段尤惨。暴露社会现实,人的生命一无保障。《错斩崔宁》与本篇皆有两道结论不同的圣旨,这是对于朝廷的嘲讽。且破案者皆出于百姓而非清官,可见宋元时代的官吏的糊涂了事、官僚主义。
        《杨温拦路虎传》是赶棒的代表作,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杨三官人)是杨令公之后代,同《水浒传》里的杨志。笔墨也有仿佛《水浒传》处,例如他和马都头使棒,在岳庙里和山东夜叉李贵比棒,赢了利物等,写得生动。后世小说《水浒传》正是此类小说的汇集。但全篇结构不严谨,脉络不甚清楚,有的人和事未得到交代。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风格看,也系宋人话本。主题不够明确。
        《雨窗欹枕集》中有《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与《董永遇仙传》,均宣扬佛教思想,缺乏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