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史学,在历代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进展。这时期的史学成就,表现在有许多代表著作。这些著作从内容分,有典制史、实录、前代史、当代史等;从著作的任务来源看,有官修和私撰之分。大体看来,明中叶前官修史书为主;明代后期私人撰述之风大兴。明代的典制史主要有经官府多次修纂的《明会典》和明神宗万历时王圻私撰的《续文献通考》、徐学聚私撰的《明朝典汇》等。《明会典》是从宋元时期的“会要”体发展而来的,是记载明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史,“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体例主要是以六部为纲,述其职掌及历代事例,有律令性质。内容比《明史》各志详备,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官方原始材料。《续文献通考》是辑辽、金、元及明代典故以续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的著作。《明朝典汇》采录明代典故,自明太祖洪武时迄明武宗隆庆时,分类编纂,上自《实录》,下迄稗乘,条分类萃,共二百门。保存较多的明朝史料。
        从唐朝中叶起,官府编纂“实录”、“国史”的修史制度日趋完备。“实录”是一代帝王的史料总汇。从中唐开始,当一个皇帝死后,下一朝的臣僚就根据前朝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按日记载朝政事务的“日历”、记载军国大事的“时政记”和各类档案、碑志行状等编纂“实录”。“实录”按时间先后记事,每一事都详记其来龙去脉,对诏诰敕制,都全文刊录。明代的《明实录》,详细记载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十五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中外交往等,是研究明代历史最基本的史籍。
        随着修史制度的日趋完备,为各朝修前代史提供的条件也日益充分。因此,明代续修前代史的成果很多。官修的主要有《元史》。《元史》是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和洪武三年(1370)二次开局修撰,用十一个月的时间修成的,监修李善长,总裁官宋濂和王祎,前后共三十人参加。由于时间短促,成书草率,所以错误和缺漏较多。但是它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元朝兴亡的历史和文物典章制度,仍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朱元璋一做皇帝,就急于修《元史》的目的,是想通过修史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并且以元朝的灭亡为鉴戒,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元史》也反映了明代理学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其中极力宣扬元朝皇帝“通达儒术”,称赞他们“修身治国,儒道为切”,甚至认为儒学、理学包容了全部思想文化,宣称“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儒学传序》)
        明代由于一些学者鉴于官修“正史”存在许多缺漏,如官修《明实录》因屡次窜改等,有许多曲笔、饰讳失实之处,所以想撰写信史;再如“正史”的体裁和内容有许多局限,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所以,明代(特别是明武宗正德以后),私家修史之风很盛,也较官修史书成就大。不仅有前代史,还有当代史、民族史、学术史等著作。体裁齐备,内容广泛,形成明代史学的突出特点。私家撰修的前代史书,著名的有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冯奇、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茅元仪的军事史《武备志》等。
        明代著名的当代史著作,也多为私家修撰的,有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和《弇州史料》,是王世贞撰写明史的草稿,这两部书材料珍贵,内容丰富,清代撰修的《明史》,不少取自此书。何乔远的《名山藏》,记载自明太祖洪武时至明穆宗隆庆时事。书中有许多为他书所不载的珍贵资料。平民史学家谈迁的《国榷》,是编年体明史中卷帙浩繁的一部史书。还有郑晓的《吾学编》(记述洪武到正德的史事)、张萱的《西园闻见录》(记述洪武到万历的史事)和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辑录洪武至嘉靖时著名人物的事迹)等。此外,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选辑的《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明代文集选编,目的在于总结明代统治经验,吸取鉴戒,以供统治阶级经世实用的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明代的史学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明代后期进步的思想家、历史家李贽和他的重要著作《藏书》、《续藏书》和《史纲评要》。李贽处在明代后期,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空前激烈,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纷复繁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使史学家大开眼界,思想活跃,因此对历史及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新理论。李贽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反对当时空谈义理、脱离社会实际的学风,提出“经史为一物”、“经史相为表里”的理论,并说“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焚书·经史相为表里》)这里的“经”是指治史的指导思想,史是指历史编纂的方法和内容,以经为表,以史为里,就是说治史要为现实服务,就是要“经世”。这一思想和理论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李贽的史学著作《藏书》、《续藏书》和《史纲评要》,就是这一史学思想的产物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