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以总体战,实施高压政策,企图巩固其统治区域。但恐怖政策历来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假民主,没有为它争得群众,也没有能够扩大统治基础,反而弄得其内部更离心离德,而国民党的恐怖政策,更只能使它丧尽人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据中统局情报:“据报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向驻京苏联大使馆报告,关于中国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后,北方青年之反响,谓:‘平津一带青年原希望和平迅速到来,能有安定生活可过,不料国民党竟准备长期战争下去,且关闭和平之门,直置华北人民死活于不顾,青年学生激于义愤,纷纷准备向中共区投效,以打击国民党之坏政府’等语。”[1]
“五二○”运动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大批学生被开除出校,总动员令颁布后,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法令出台。但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总动员令的实施,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依然此伏彼起。白崇禧在南昌号召组训民众、人人皆兵时,七十八岁高龄之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力行日报》为此也发表评论,呼吁:“不要造匪,更不要因剿匪而造匪。”[2]
1947年10月25日深夜,浙江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陈建新、黄世民从上海来杭州,与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郦伯瑾四人,在大同旅社秘密商议展开学生运动、反对总动员令,被保安司令部破获逮捕。26日,浙大学生得到消息后,即要求学校当局转请治安机关于24小时内移送法院办理。经竺可桢校长奔走于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之间,历90小时未有结果。29日夜,于子三在狱中被折磨惨死,但当局并未搜到证据。消息传出,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于31日起罢课三天,并发布告同胞书,抗议当局非法拘捕四同学、惨杀无辜,要求保障人权。告同胞书说:“政府说什么要保障人权,而摆在眼前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执法的在毁法,做贼的喊捉贼,这就是宪政,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这就是保障人权。”[3]浙大教授会也为此作出决定于11月3日罢教一天。
11月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继续罢课,为于子三治丧,并酝酿游行,呼吁人权保障。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忧心忡忡地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业与校方洽商制止,劝令复课。但自治会操诸共匪民盟之手,能否生效,实无把握。” [4]
同时,上海、南京、北平、厦门等地学校,纷纷响应浙大学生的呼吁,罢课抗议,反对国民党各地当局逮捕屠杀学生,要求保障人权。
这次学生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当局利用学校内的国民党党团学生和军警配合,破坏学生运动,一批学生被校方开除学籍。至月底,学潮进入尾声。
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之后,又激起学生的广泛抗议。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发布告全国同学书,指出:“那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他治’而非‘自治’、‘他主’而非‘自主’的‘御用’规则,这是政府有计划的摧残教育、奴役学生的毒计,也是更进一步剥夺全国学生自由权利的信号。这样产生的自治会是不可能代表同学的自由意志,也不可能为同学谋取福利的,因此我们坚决表示反对。”[5]不久,同济大学即为反对这一规则发生了更大的风潮。
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组织濒临崩溃,各地屡屡发生抢米风潮。12月间寒潮袭击上海,一夜之间,冻饿而死的人即达四五百人[6]。国民党政府已如此不得人心,高压政策也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了群众风潮。1948年1月底到2月初,在短短的五天内,上海即发生了同济大学的学潮,舞女捣毁社会局的舞潮,申新九厂工人罢工的工潮。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8年1月13日,同济大学学生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扰,选举成立了新一届、即第三届学生自治会。为此,校长丁文渊于14日开除了二名学生骨干。学生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承认学生自治会,遭到校长的拒绝。校方继续开除左派学生,并宣布禁止自治会一切活动。中共地下党认为:“这一切表明敌人决心镇压,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坚决反击敌人,并提出‘反迫害,争民主’的口号,在斗争中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教师的同情。”[7]19日,同济大学学生举行系科代表大会,作出了三项决议:无限期罢课,如无结果,去南京请愿,要校长丁文渊引咎辞职。同济大学学生的斗争,得到上海各校同学的广泛支援。而同济大学校方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决心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政策。
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集合,准备前往南京请愿,上海各校同学前来送行,在同济工学院所在的其美路(今四平路)上,会合的各校学生有四千多人。国民党当局出动了近万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如临大敌,以武力阻止学生前往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到达第一线指挥,各校中共党员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都到现场解决学潮问题。吴国桢要求学生退回学校,坐下来谈判,学生们则要求:“立即撤退军警”,“反对开除学生”,“保障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吴国桢指出:“游行请愿是非法的。”学生当即打出标语:“宪法第十条:人民有游行请愿之自由。”僵持到下午,学生请愿大队决定出发,遭到军警的阻拦,骑警向学生队伍冲击,学生们即以石块还击。吴国桢在学生队伍面前被冲倒,在吴周围的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为避免事态扩大,即将吴保护起来,吴也举手呼叫军警:“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从而避免了更大伤亡的发生。这一天,学生有69人受伤,4人重伤,33人失踪,是为“一二九同济血案”。
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学生,但始终未能破获中共地下组织,抓不到证据,经过三次审判后,被迫将所有被捕学生释放[8]。
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政府为集中财力,用于“戡乱”,制订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一条是“禁止营业性之跳舞场”[9]。上海是舞业集中的地区,影响到几万人的生计,因而这一决定受到舞业上下的广泛反对。个别舞厅索性改成了妓院。上海市政府方面一时也不敢执行。但行政院方面坚持禁舞的命令,上海市政府方面于是决定各舞厅抽签后分批停业。1月31日下午,舞女和舞业工作人员在新仙林舞厅开会,反对抽签停业。会后舞业群众万余人前往上海市社会局,向局长吴开先请愿。吴与潘公展等正在开会,拒绝接见。愤怒的群众即冲进社会局,捣毁门窗杂物。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这批弱女子和舞厅工作人员逮捕了797名之多[10]。事后,吴开先发表谈话:“今日该暴徒等,并未经由正当之请愿方式,陈诉理由,而出以聚众暴动,公然捣毁行政机构,且敢殴辱警卫,目无法纪,显系匪党有组织之行动。”宣铁吾表示“必须严办这次事件的首领,否则不能维持地方政府的威信”[11]。区区受屈辱的舞女,为了生存进行的微弱的反抗,国民党当局也要给戴一顶红帽子。在群众性的反抗面前,国民党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只有在这些谋生乏术的可怜的舞女们面前逞威的能力了。
当时物价飞涨,政府方面虽然采取了规定生活指数、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配给实物等措施(参第六章),但工人生活仍难以得到保障。1月30日,在申新九厂中共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申新九厂7500多工人举行罢工,组织纠察队,提出了七项要求:“(一)旧历年底每个工人暂借薪两个月。(二)十一月、十二月份所扣所得税,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还。(三)年赏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给。(四)女工因生产请假不得限期,也不能扣薪。(五)政府配给物品,未发的要补发。(六)工厂管理的条规,要劳资双方同意。(七)去年所有被开除的工人应准复工。”[12]31日,厂方和工人谈判没有结果。
2月2日上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介入调解,也未得结果。于是,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总工会、社会局、工人福利会、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都派人到申新九厂,解决工潮。但被工人阻挡在申新九厂的第四道铁门之外。下午1时,社会局发出命令,限即日复工,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社会局长吴开先在1947年11月间即得到情报,中共地下党将发动年赏斗争,最近又发动年底借薪斗争,因此,他认为局势严重,非警局帮助不可。近下午5时,警察开始冲门,遭到罢工工人的反击,发生冲突,军警开枪射击。6时多,军警以装甲车冲开大门,迫使工人停止抵抗,列队举手走出大门。工人被打死3人,打伤36人,被捕300多人。罢工工人十分之九为女工,男工仅十分之一。这就是“申九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竟然就今后上海市军政当局处理群众激烈行动的紧急措施声明说:“群众如果再有像申新九厂的工潮情形和同济的学潮情形,一定命令军警当场开枪,必要的时候,并请示中央临时戒严。我们宣布在先,以后有同样事情发生,军警开枪,政府不负责任。”[13]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委组织全市工人对被捕的申新九厂工人进行声援,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工人[14]。
2月3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统治区崩溃的局势,感慨地记述道:“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其对剿匪戡乱信心,以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其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共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15]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已经穷于应付。
在北平方面,北平警备总司令部于3月27日接到行辕转中央电令,以学生联合会为中共所策动的组织,各地都已查禁,而“北平学联尚在公开活动,应立即依法严禁”,即通知各学校查禁。[16]而北平无北平学联,当局误称华北学联为北平学联。3月28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万余学生,包括天津学生五百余人,举行营火晚会,华北院校自治会保卫自治权利联合会宣布成立。29日,就在行宪国民大会开幕、所谓“还政于民”的那一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北大沙滩区,查禁华北学联。北大等七校代表认为“政府查禁学联之措施,直接违反宪法”,决议4月3日起总罢课三天,表示抗议,并组成保卫学联联合会。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员工的工薪难以维持生活,原来配售的两袋面粉又被停售,生活难以为继。自6日起,清华、北大讲师、讲员、助教、职员工警及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开始罢教、罢研、罢工斗争,要求配售实物、以生活指数调整工资和研究经费,形成了北平地区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高潮[17]。
4月7日凌晨,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和北平市长何思源,以“华北学联首要分子,鼓动罢课罢工”的罪名,限北大学校当局于7日12时前交出柯在铄、田余庆等十二名同学。但这十二位同学被同学们保护了起来,校方则要求当局循法院传讯手续。当局被迫放弃了逮捕的计划。但8日深夜,几十名特务暴力袭击了北平师范学院,击伤多人,逮捕了八名同学。师院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几百人的队伍,到北平行辕请愿。各校同学也纷纷赶来支援,新华门外集结学生达五千多人。北大教务长郑华炽、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荪等约同师院训导长温广汉等与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市长何思源等交涉,要求释放学生。至9日晚9时半,温广汉终于接回了被捕学生,并送医院治疗。
本来事态正在平息,但11日国民党方面组织反游行,冲击北大,捣毁吴恩裕教授住宅。12日,北大教授决议罢教七天,以示抗议,并发表宣言:“教育需要安定与自由,学府之地位必须尊重。师生既无保障,校舍时受袭击,同人自难安心教学。宪警无故包围学校,武装暴徒于深夜戒严时间,捣毁学校、制造血案,地方治安当局纵非主使,亦难辞纵容之咎。”“罢教决非同人所愿,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暂时忍痛出此,以维护学府之尊严,并争取安全之保障与讲学之自由。”[18]
李宗仁于南京得到北平学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电北平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说:“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当兹生活困难、社会不安之极,学生由于苦闷之情绪,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发生轨外行动,授奸人以挑拨煽惑之机会。务望兄等与院校当局协同一致,妥慎处理,使学生了然于政府之困难与爱护青年之意,自可觅取解决之途径。至伤人滋事各节,应即依法处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陈继承、何思源则于15日向师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仄。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于是,事态逐渐平息。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中叙述他对学潮的方针说:“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忿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20]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美国心目中的价值日益低落。美国为了和苏联抗衡,越来越倾向于扶植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倾向于扶植日本。对日本战犯的审讯,越来越流于形式。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而向中国方面引渡的战争罪犯,寥寥无几。5月19日,美国陆军部次长德莱勃(William H.Draper,Jr)领导的对日本的调查团,于19日公布报告,此报告称德莱勃报告,又称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报告,主张削减日本的战争赔偿数额,促使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饱尝日本侵略的痛苦,美国的扶日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安。于是,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10万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签名运动。平、津、唐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上海各大学教授338人于5月底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Harty S.Truman)、国务卿马歇尔,要求美国政府放弃扶植日本的计划,集中力量,以更多的物资加速援华,使中国早日步入建设之途。[21]工商教育界人士281人联名于6月4日发表《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列举了大量充分的事实,指出“美国援助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22]。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四五月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J.M.Cabot)先后三次发表讲话,对中国人民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情绪横加指责。他甚至说:“不幸,中国学生却被另一暴戾政治歪曲宣传之诱惑,而在参加反美运动。他们的首领是从一个由美国捐款而支持之大学中出来的……很多人力斥此辈中国学生,不应如此侮辱及反对美国。良以此等学生之教养费用,皆出于美国农民汗血所得,及纳税人慷慨贡献,故他们有一种感情冲动,要求停止美国的援华计划。”[23]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为美国对日政策辩护,对中国学生团体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表示遗憾,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行威胁:“余所确知者,即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司徒无视中国人民的尊严,竟以美援为口实,指责中国人民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批评:“尤令人遗憾者,乃此种举动竟于美国现正着手于广泛而郑重之计划,以协助陷于悲惨环境中之中国时发生,亦即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复兴全球被毁区域之际。且本人有可申述者,即此举亦美国人民之所乐为者,而彼等对于此项努力,竟报以无理及不负责之攻击美国政策,殊属不解。”[24]葛宝德的谈话和司徒的声明更激起了广泛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浪潮,各方面人士纷纷联名对司徒声明表示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表现软弱,不敢公开抗议。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表示:“美国并未扶植日本。”[25]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至于美国政府对于斯揣克报告及德莱勃(或称约翰斯敦)报告之态度,吾人迄今尚未接获美国政府之任何官方表示……本人深信中美两国政府均决无纵容日本重整军备之意念。”[26]这样的软弱态度,连国民党内的人士也普遍表示不满。
6月5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准备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校同学准备前往集合地点时,遭到军警的阻截,多数学生不能出校。到下午2点,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及各中学生零星到达外滩的有四千多人,但被军警马队层层包围,未能移动游行,到下午7时多分批解散,54人被军警逮捕。
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司徒曾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等12院校为反对美国扶日政策、抗议司徒雷登声明、声援上海学生,决定9日起总罢课两天。9日,各校学生离校,中途受到军警阻拦,后分别在西四牌楼、东华门集合。部分院校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后,召开反扶日示威大会,楼邦彦教授出席演讲,针对军警阻扰指出:“政治学上从没有说人民不能公然反对政府的。”[27]对国民党当局阻扰游行示威表示抗议。
由于美国使领馆人员以美国救济物资为词,责备中国人民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天津北洋大学于6月中旬拒绝接受美国的营养品。北平方面起而响应。6月17日,燕京大学230人发表宣言,拒绝接受美国救济团的营养救济品。清华大学张奚若、金岳霖、朱自清等110位教授也声明表示拒绝:“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即葛宝德——引者)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28]当时,朱自清教授正身患重病,急需援助,出于民族的自尊,断然拒绝美援。所以毛泽东评论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29]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浩然正气。
在这场反美扶日运动中,昆明学生于6月17日罢课一天,并举行游行示威。但游行结束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警察和宪兵竟逮捕了一千多名师生,直到1949年4月15日才全部出狱。
北平的学生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解放军在东北已占有优势地位,解放了大批城市。一大批对解放军感到疑虑的东北学生,纷纷盲目流落到关内。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开设临时大学和临时中学来收容他们,但规模太小,许多学生无法上学,生活困苦。然而,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决议,要电请中央,将东北学生交傅作义予以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要查考他们的背景、身份、学历,成绩不合格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同时要求中央将东北各校一律停办,将经费交给傅作义,再贴补给东北在平学生和临大[30]。东北学生原希望当局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学问题,对这一荒谬决议,感到十分气愤。
7月5日上午,东北学生四千多人高呼反迫害、反饥饿、打倒参议会等口号,到市参议会请愿。但久久无人接见。愤怒的学生冲进门里,将市参议会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同楼的北平市戡乱建国委员会北平市民众清共委员会的门窗玻璃、家具什物捣毁,将市参议会门额改为“土豪劣绅会”、“三老四少会”。中午时分,学生队伍到李宗仁官邸请愿。李因结束行辕事务,正好在北平。李宗仁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他们的一些要求,但学生要求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到李的官邸门前向学生道歉,李表示副总统没有权力要求民意机关来道歉。学生对李的回答感到不满意,就又赶到东交民巷1号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公馆,要求接见。但许避而不见。下午2时半,军警局部戒严。傅作义虽然反对学生游行请愿,但“指示治安机关,对学生行动始终采取容忍劝导方针。警备总司令部曾命令警宪人员,凡与学生接近者,一律徒手。从早8时直至下午7时,整整十一个钟头,饿着肚子,徒手劝导,维持秩序……警宪人员始终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容忍态度,希望学生接受劝导,避免发生意外”[31]。
尽管有此指令,但属于中央系统的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认为局势严重,以电话请傅作义派部队警备,傅指示“士兵不准带枪,更不许打学生,士兵伤亡重赏重恤”[32]。陈继承即调中央系的青年军第二○八师搜索营及装甲车四辆于下午5时半先后到达现场。这时,现场还有宪兵十九团、警察和保警队,十分庞杂,而仅以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为最高指挥。搜索营到达后,将学生分隔成东西两部分,竟荷枪实弹以战斗状态配备,机枪手伏地扣机待发。下午7时多,白世维走向西边的学生劝导回去,学生正准备整队返回,突然东边发出一声枪响,然后搜索营的机枪扫射,白呼叫不要打枪,已无法阻止。东边学生中弹数十人,血染遍地。事后调查死亡学生八人、商人一人,受伤十多人。[33]
血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这些学生本不是左翼学生,政府方面是把他们归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不仅学生对当局感到愤怒,即各方面的东北籍人士,也认为北平方面歧视东北,予以强烈谴责。东北朝野都声援东北学生。北平中共地下党学委事先不知道东北学生游行,事件发生后,决定秘密发动,于7月9日游行请愿,抗议“七五血案”,支援东北同学。当天,北平和东北在平二十五个单位的同学一万多人,到北大民主广场集合,举行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惨案”哀悼控诉大会。大会举行之前,一万多学生举着“反剿民,要活命,大请愿”的大旗,先到副总统李宗仁官邸请愿。学生代表连续三次请愿,李都予以接见,他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只能尽量帮忙,向地方及中央转达。”最后,同意学生要求,撤退开到官邸附近的战车。于是,游行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途中高呼“严惩七五惨案凶手傅作义”、“枪毙傅作义”、“枪毙陈继承”。当天,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遵照命令,“均系徒手,对学生自早到晚抱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之态度,纪律甚为良好”[34]。学生方面也比较克制。有记者问白世维:“今天游行会出事吗?”白回答:“有北大领先,清华断后,今天不会出事,他们都是游行的油子了。”[35]
国民党当局对“七五惨案”相当重视,蒋介石先后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来北平调查,东北方面、监察院方面都进行了调查。最后将陈继承和青年军第二○八师调离了北平。
8月14日,秦德纯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事件作出判断说:“‘七五’当天,学生之行动,相信其单纯,‘七九’之游行,证之其表现之方式与所呼口号等,已变质而复杂者。”[36]当时,教育部行政机关统计资料称:共产党“职业学生一年半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十八重要都市”[37]。17日,行政院发布命令,为“安定秩序,肃清匪谍”,严禁罢工罢课游行,决心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日,北平方面公布传讯和拘传学生名单250人,南京方面发出传票147份。于是,中共地下党即部署黑名单上的学生在广大同学掩护下撤退。中共中央于8月22日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防止冒险倾向,并指示说:“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
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38]此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即转入配合解放军的进军,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并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工作了。
国民党政府也强化了新闻封锁。黄炎培主办的《国讯》,于1948年1月17日出版的第446期上,以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公开刊布了中共的《土地法大纲》,进行讨论。4月9日出版的第457期发表了本社的评论《土地改革决定一切》,认为:“从军事方面看,国共两党在进行着全国性如火如荼的国内战争,双方的胜负,主要并不是决定于武器、配备和兵数,而决定于谁能实行土地改革。”但就在出版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勒令停刊。在此之前,《时与文》曾遭停刊一个月的处分,《观察》杂志遭到警告。7月间,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新民报》、《观察》杂志及真理社(通讯社)。7月7日,南京《新民报》被处永久停刊,《观察》一时幸免。甚至言论谨慎的《大公报》(上海),也屡被警告。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在野党的特权》,指责《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君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8月7日晚,在汉口景明大楼,美国空军人员举行的舞会上,突然熄灭电灯,将陪舞的中国妇女二十多人集体强奸。各大报刊都被禁止刊登这一消息,企图以此避免激起群众反美浪潮。《时与文》杂志对此事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9月间,内政部行文上海市政府,勒令《时与文》永久停刊:“查上海发行之《时与文》杂志,屡作歪曲事实为匪宣传之言论,前经予以停刊一个月处分在案。兹查该刊不改前非,仍屡作歪曲事实言论,为匪宣传,动摇人心,意图破坏公共秩序,尤以最近数期言论更趋偏激,兹依据出版法第卅二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39]但仍允许于9月24日出版停刊号。12月间,《观察》上刊载了揭露国民党军失败的军事消息,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下令交与顾祝同,饬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追查“泄密”者。《观察》杂志于12月24日被查封,编辑部同人全部被捕,主编储安平正在北平,得以幸免。直到南京解放,《观察》杂志被捕人员才得以全部出狱[40]。
“五二○”运动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大批学生被开除出校,总动员令颁布后,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法令出台。但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总动员令的实施,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依然此伏彼起。白崇禧在南昌号召组训民众、人人皆兵时,七十八岁高龄之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力行日报》为此也发表评论,呼吁:“不要造匪,更不要因剿匪而造匪。”[2]
1947年10月25日深夜,浙江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陈建新、黄世民从上海来杭州,与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郦伯瑾四人,在大同旅社秘密商议展开学生运动、反对总动员令,被保安司令部破获逮捕。26日,浙大学生得到消息后,即要求学校当局转请治安机关于24小时内移送法院办理。经竺可桢校长奔走于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之间,历90小时未有结果。29日夜,于子三在狱中被折磨惨死,但当局并未搜到证据。消息传出,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于31日起罢课三天,并发布告同胞书,抗议当局非法拘捕四同学、惨杀无辜,要求保障人权。告同胞书说:“政府说什么要保障人权,而摆在眼前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执法的在毁法,做贼的喊捉贼,这就是宪政,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这就是保障人权。”[3]浙大教授会也为此作出决定于11月3日罢教一天。
11月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继续罢课,为于子三治丧,并酝酿游行,呼吁人权保障。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忧心忡忡地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业与校方洽商制止,劝令复课。但自治会操诸共匪民盟之手,能否生效,实无把握。” [4]
同时,上海、南京、北平、厦门等地学校,纷纷响应浙大学生的呼吁,罢课抗议,反对国民党各地当局逮捕屠杀学生,要求保障人权。
这次学生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当局利用学校内的国民党党团学生和军警配合,破坏学生运动,一批学生被校方开除学籍。至月底,学潮进入尾声。
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之后,又激起学生的广泛抗议。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发布告全国同学书,指出:“那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他治’而非‘自治’、‘他主’而非‘自主’的‘御用’规则,这是政府有计划的摧残教育、奴役学生的毒计,也是更进一步剥夺全国学生自由权利的信号。这样产生的自治会是不可能代表同学的自由意志,也不可能为同学谋取福利的,因此我们坚决表示反对。”[5]不久,同济大学即为反对这一规则发生了更大的风潮。
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组织濒临崩溃,各地屡屡发生抢米风潮。12月间寒潮袭击上海,一夜之间,冻饿而死的人即达四五百人[6]。国民党政府已如此不得人心,高压政策也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了群众风潮。1948年1月底到2月初,在短短的五天内,上海即发生了同济大学的学潮,舞女捣毁社会局的舞潮,申新九厂工人罢工的工潮。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8年1月13日,同济大学学生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扰,选举成立了新一届、即第三届学生自治会。为此,校长丁文渊于14日开除了二名学生骨干。学生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承认学生自治会,遭到校长的拒绝。校方继续开除左派学生,并宣布禁止自治会一切活动。中共地下党认为:“这一切表明敌人决心镇压,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坚决反击敌人,并提出‘反迫害,争民主’的口号,在斗争中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教师的同情。”[7]19日,同济大学学生举行系科代表大会,作出了三项决议:无限期罢课,如无结果,去南京请愿,要校长丁文渊引咎辞职。同济大学学生的斗争,得到上海各校同学的广泛支援。而同济大学校方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决心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政策。
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集合,准备前往南京请愿,上海各校同学前来送行,在同济工学院所在的其美路(今四平路)上,会合的各校学生有四千多人。国民党当局出动了近万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如临大敌,以武力阻止学生前往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到达第一线指挥,各校中共党员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都到现场解决学潮问题。吴国桢要求学生退回学校,坐下来谈判,学生们则要求:“立即撤退军警”,“反对开除学生”,“保障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吴国桢指出:“游行请愿是非法的。”学生当即打出标语:“宪法第十条:人民有游行请愿之自由。”僵持到下午,学生请愿大队决定出发,遭到军警的阻拦,骑警向学生队伍冲击,学生们即以石块还击。吴国桢在学生队伍面前被冲倒,在吴周围的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为避免事态扩大,即将吴保护起来,吴也举手呼叫军警:“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从而避免了更大伤亡的发生。这一天,学生有69人受伤,4人重伤,33人失踪,是为“一二九同济血案”。
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学生,但始终未能破获中共地下组织,抓不到证据,经过三次审判后,被迫将所有被捕学生释放[8]。
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政府为集中财力,用于“戡乱”,制订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一条是“禁止营业性之跳舞场”[9]。上海是舞业集中的地区,影响到几万人的生计,因而这一决定受到舞业上下的广泛反对。个别舞厅索性改成了妓院。上海市政府方面一时也不敢执行。但行政院方面坚持禁舞的命令,上海市政府方面于是决定各舞厅抽签后分批停业。1月31日下午,舞女和舞业工作人员在新仙林舞厅开会,反对抽签停业。会后舞业群众万余人前往上海市社会局,向局长吴开先请愿。吴与潘公展等正在开会,拒绝接见。愤怒的群众即冲进社会局,捣毁门窗杂物。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这批弱女子和舞厅工作人员逮捕了797名之多[10]。事后,吴开先发表谈话:“今日该暴徒等,并未经由正当之请愿方式,陈诉理由,而出以聚众暴动,公然捣毁行政机构,且敢殴辱警卫,目无法纪,显系匪党有组织之行动。”宣铁吾表示“必须严办这次事件的首领,否则不能维持地方政府的威信”[11]。区区受屈辱的舞女,为了生存进行的微弱的反抗,国民党当局也要给戴一顶红帽子。在群众性的反抗面前,国民党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只有在这些谋生乏术的可怜的舞女们面前逞威的能力了。
当时物价飞涨,政府方面虽然采取了规定生活指数、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配给实物等措施(参第六章),但工人生活仍难以得到保障。1月30日,在申新九厂中共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申新九厂7500多工人举行罢工,组织纠察队,提出了七项要求:“(一)旧历年底每个工人暂借薪两个月。(二)十一月、十二月份所扣所得税,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还。(三)年赏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给。(四)女工因生产请假不得限期,也不能扣薪。(五)政府配给物品,未发的要补发。(六)工厂管理的条规,要劳资双方同意。(七)去年所有被开除的工人应准复工。”[12]31日,厂方和工人谈判没有结果。
2月2日上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介入调解,也未得结果。于是,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总工会、社会局、工人福利会、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都派人到申新九厂,解决工潮。但被工人阻挡在申新九厂的第四道铁门之外。下午1时,社会局发出命令,限即日复工,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社会局长吴开先在1947年11月间即得到情报,中共地下党将发动年赏斗争,最近又发动年底借薪斗争,因此,他认为局势严重,非警局帮助不可。近下午5时,警察开始冲门,遭到罢工工人的反击,发生冲突,军警开枪射击。6时多,军警以装甲车冲开大门,迫使工人停止抵抗,列队举手走出大门。工人被打死3人,打伤36人,被捕300多人。罢工工人十分之九为女工,男工仅十分之一。这就是“申九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竟然就今后上海市军政当局处理群众激烈行动的紧急措施声明说:“群众如果再有像申新九厂的工潮情形和同济的学潮情形,一定命令军警当场开枪,必要的时候,并请示中央临时戒严。我们宣布在先,以后有同样事情发生,军警开枪,政府不负责任。”[13]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委组织全市工人对被捕的申新九厂工人进行声援,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工人[14]。
2月3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统治区崩溃的局势,感慨地记述道:“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其对剿匪戡乱信心,以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其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共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15]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已经穷于应付。
在北平方面,北平警备总司令部于3月27日接到行辕转中央电令,以学生联合会为中共所策动的组织,各地都已查禁,而“北平学联尚在公开活动,应立即依法严禁”,即通知各学校查禁。[16]而北平无北平学联,当局误称华北学联为北平学联。3月28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万余学生,包括天津学生五百余人,举行营火晚会,华北院校自治会保卫自治权利联合会宣布成立。29日,就在行宪国民大会开幕、所谓“还政于民”的那一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北大沙滩区,查禁华北学联。北大等七校代表认为“政府查禁学联之措施,直接违反宪法”,决议4月3日起总罢课三天,表示抗议,并组成保卫学联联合会。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员工的工薪难以维持生活,原来配售的两袋面粉又被停售,生活难以为继。自6日起,清华、北大讲师、讲员、助教、职员工警及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开始罢教、罢研、罢工斗争,要求配售实物、以生活指数调整工资和研究经费,形成了北平地区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高潮[17]。
4月7日凌晨,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和北平市长何思源,以“华北学联首要分子,鼓动罢课罢工”的罪名,限北大学校当局于7日12时前交出柯在铄、田余庆等十二名同学。但这十二位同学被同学们保护了起来,校方则要求当局循法院传讯手续。当局被迫放弃了逮捕的计划。但8日深夜,几十名特务暴力袭击了北平师范学院,击伤多人,逮捕了八名同学。师院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几百人的队伍,到北平行辕请愿。各校同学也纷纷赶来支援,新华门外集结学生达五千多人。北大教务长郑华炽、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荪等约同师院训导长温广汉等与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市长何思源等交涉,要求释放学生。至9日晚9时半,温广汉终于接回了被捕学生,并送医院治疗。
本来事态正在平息,但11日国民党方面组织反游行,冲击北大,捣毁吴恩裕教授住宅。12日,北大教授决议罢教七天,以示抗议,并发表宣言:“教育需要安定与自由,学府之地位必须尊重。师生既无保障,校舍时受袭击,同人自难安心教学。宪警无故包围学校,武装暴徒于深夜戒严时间,捣毁学校、制造血案,地方治安当局纵非主使,亦难辞纵容之咎。”“罢教决非同人所愿,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暂时忍痛出此,以维护学府之尊严,并争取安全之保障与讲学之自由。”[18]
李宗仁于南京得到北平学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电北平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说:“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当兹生活困难、社会不安之极,学生由于苦闷之情绪,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发生轨外行动,授奸人以挑拨煽惑之机会。务望兄等与院校当局协同一致,妥慎处理,使学生了然于政府之困难与爱护青年之意,自可觅取解决之途径。至伤人滋事各节,应即依法处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陈继承、何思源则于15日向师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仄。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于是,事态逐渐平息。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中叙述他对学潮的方针说:“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忿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20]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美国心目中的价值日益低落。美国为了和苏联抗衡,越来越倾向于扶植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倾向于扶植日本。对日本战犯的审讯,越来越流于形式。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而向中国方面引渡的战争罪犯,寥寥无几。5月19日,美国陆军部次长德莱勃(William H.Draper,Jr)领导的对日本的调查团,于19日公布报告,此报告称德莱勃报告,又称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报告,主张削减日本的战争赔偿数额,促使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饱尝日本侵略的痛苦,美国的扶日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安。于是,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10万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签名运动。平、津、唐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上海各大学教授338人于5月底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Harty S.Truman)、国务卿马歇尔,要求美国政府放弃扶植日本的计划,集中力量,以更多的物资加速援华,使中国早日步入建设之途。[21]工商教育界人士281人联名于6月4日发表《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列举了大量充分的事实,指出“美国援助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22]。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四五月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J.M.Cabot)先后三次发表讲话,对中国人民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情绪横加指责。他甚至说:“不幸,中国学生却被另一暴戾政治歪曲宣传之诱惑,而在参加反美运动。他们的首领是从一个由美国捐款而支持之大学中出来的……很多人力斥此辈中国学生,不应如此侮辱及反对美国。良以此等学生之教养费用,皆出于美国农民汗血所得,及纳税人慷慨贡献,故他们有一种感情冲动,要求停止美国的援华计划。”[23]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为美国对日政策辩护,对中国学生团体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表示遗憾,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行威胁:“余所确知者,即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司徒无视中国人民的尊严,竟以美援为口实,指责中国人民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批评:“尤令人遗憾者,乃此种举动竟于美国现正着手于广泛而郑重之计划,以协助陷于悲惨环境中之中国时发生,亦即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复兴全球被毁区域之际。且本人有可申述者,即此举亦美国人民之所乐为者,而彼等对于此项努力,竟报以无理及不负责之攻击美国政策,殊属不解。”[24]葛宝德的谈话和司徒的声明更激起了广泛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浪潮,各方面人士纷纷联名对司徒声明表示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表现软弱,不敢公开抗议。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表示:“美国并未扶植日本。”[25]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至于美国政府对于斯揣克报告及德莱勃(或称约翰斯敦)报告之态度,吾人迄今尚未接获美国政府之任何官方表示……本人深信中美两国政府均决无纵容日本重整军备之意念。”[26]这样的软弱态度,连国民党内的人士也普遍表示不满。
6月5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准备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校同学准备前往集合地点时,遭到军警的阻截,多数学生不能出校。到下午2点,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及各中学生零星到达外滩的有四千多人,但被军警马队层层包围,未能移动游行,到下午7时多分批解散,54人被军警逮捕。
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司徒曾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等12院校为反对美国扶日政策、抗议司徒雷登声明、声援上海学生,决定9日起总罢课两天。9日,各校学生离校,中途受到军警阻拦,后分别在西四牌楼、东华门集合。部分院校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后,召开反扶日示威大会,楼邦彦教授出席演讲,针对军警阻扰指出:“政治学上从没有说人民不能公然反对政府的。”[27]对国民党当局阻扰游行示威表示抗议。
由于美国使领馆人员以美国救济物资为词,责备中国人民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天津北洋大学于6月中旬拒绝接受美国的营养品。北平方面起而响应。6月17日,燕京大学230人发表宣言,拒绝接受美国救济团的营养救济品。清华大学张奚若、金岳霖、朱自清等110位教授也声明表示拒绝:“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即葛宝德——引者)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28]当时,朱自清教授正身患重病,急需援助,出于民族的自尊,断然拒绝美援。所以毛泽东评论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29]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浩然正气。
在这场反美扶日运动中,昆明学生于6月17日罢课一天,并举行游行示威。但游行结束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警察和宪兵竟逮捕了一千多名师生,直到1949年4月15日才全部出狱。
北平的学生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解放军在东北已占有优势地位,解放了大批城市。一大批对解放军感到疑虑的东北学生,纷纷盲目流落到关内。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开设临时大学和临时中学来收容他们,但规模太小,许多学生无法上学,生活困苦。然而,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决议,要电请中央,将东北学生交傅作义予以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要查考他们的背景、身份、学历,成绩不合格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同时要求中央将东北各校一律停办,将经费交给傅作义,再贴补给东北在平学生和临大[30]。东北学生原希望当局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学问题,对这一荒谬决议,感到十分气愤。
7月5日上午,东北学生四千多人高呼反迫害、反饥饿、打倒参议会等口号,到市参议会请愿。但久久无人接见。愤怒的学生冲进门里,将市参议会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同楼的北平市戡乱建国委员会北平市民众清共委员会的门窗玻璃、家具什物捣毁,将市参议会门额改为“土豪劣绅会”、“三老四少会”。中午时分,学生队伍到李宗仁官邸请愿。李因结束行辕事务,正好在北平。李宗仁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他们的一些要求,但学生要求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到李的官邸门前向学生道歉,李表示副总统没有权力要求民意机关来道歉。学生对李的回答感到不满意,就又赶到东交民巷1号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公馆,要求接见。但许避而不见。下午2时半,军警局部戒严。傅作义虽然反对学生游行请愿,但“指示治安机关,对学生行动始终采取容忍劝导方针。警备总司令部曾命令警宪人员,凡与学生接近者,一律徒手。从早8时直至下午7时,整整十一个钟头,饿着肚子,徒手劝导,维持秩序……警宪人员始终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容忍态度,希望学生接受劝导,避免发生意外”[31]。
尽管有此指令,但属于中央系统的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认为局势严重,以电话请傅作义派部队警备,傅指示“士兵不准带枪,更不许打学生,士兵伤亡重赏重恤”[32]。陈继承即调中央系的青年军第二○八师搜索营及装甲车四辆于下午5时半先后到达现场。这时,现场还有宪兵十九团、警察和保警队,十分庞杂,而仅以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为最高指挥。搜索营到达后,将学生分隔成东西两部分,竟荷枪实弹以战斗状态配备,机枪手伏地扣机待发。下午7时多,白世维走向西边的学生劝导回去,学生正准备整队返回,突然东边发出一声枪响,然后搜索营的机枪扫射,白呼叫不要打枪,已无法阻止。东边学生中弹数十人,血染遍地。事后调查死亡学生八人、商人一人,受伤十多人。[33]
血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这些学生本不是左翼学生,政府方面是把他们归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不仅学生对当局感到愤怒,即各方面的东北籍人士,也认为北平方面歧视东北,予以强烈谴责。东北朝野都声援东北学生。北平中共地下党学委事先不知道东北学生游行,事件发生后,决定秘密发动,于7月9日游行请愿,抗议“七五血案”,支援东北同学。当天,北平和东北在平二十五个单位的同学一万多人,到北大民主广场集合,举行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惨案”哀悼控诉大会。大会举行之前,一万多学生举着“反剿民,要活命,大请愿”的大旗,先到副总统李宗仁官邸请愿。学生代表连续三次请愿,李都予以接见,他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只能尽量帮忙,向地方及中央转达。”最后,同意学生要求,撤退开到官邸附近的战车。于是,游行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途中高呼“严惩七五惨案凶手傅作义”、“枪毙傅作义”、“枪毙陈继承”。当天,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遵照命令,“均系徒手,对学生自早到晚抱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之态度,纪律甚为良好”[34]。学生方面也比较克制。有记者问白世维:“今天游行会出事吗?”白回答:“有北大领先,清华断后,今天不会出事,他们都是游行的油子了。”[35]
国民党当局对“七五惨案”相当重视,蒋介石先后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来北平调查,东北方面、监察院方面都进行了调查。最后将陈继承和青年军第二○八师调离了北平。
8月14日,秦德纯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事件作出判断说:“‘七五’当天,学生之行动,相信其单纯,‘七九’之游行,证之其表现之方式与所呼口号等,已变质而复杂者。”[36]当时,教育部行政机关统计资料称:共产党“职业学生一年半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十八重要都市”[37]。17日,行政院发布命令,为“安定秩序,肃清匪谍”,严禁罢工罢课游行,决心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日,北平方面公布传讯和拘传学生名单250人,南京方面发出传票147份。于是,中共地下党即部署黑名单上的学生在广大同学掩护下撤退。中共中央于8月22日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防止冒险倾向,并指示说:“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
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38]此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即转入配合解放军的进军,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并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工作了。
国民党政府也强化了新闻封锁。黄炎培主办的《国讯》,于1948年1月17日出版的第446期上,以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公开刊布了中共的《土地法大纲》,进行讨论。4月9日出版的第457期发表了本社的评论《土地改革决定一切》,认为:“从军事方面看,国共两党在进行着全国性如火如荼的国内战争,双方的胜负,主要并不是决定于武器、配备和兵数,而决定于谁能实行土地改革。”但就在出版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勒令停刊。在此之前,《时与文》曾遭停刊一个月的处分,《观察》杂志遭到警告。7月间,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新民报》、《观察》杂志及真理社(通讯社)。7月7日,南京《新民报》被处永久停刊,《观察》一时幸免。甚至言论谨慎的《大公报》(上海),也屡被警告。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在野党的特权》,指责《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君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8月7日晚,在汉口景明大楼,美国空军人员举行的舞会上,突然熄灭电灯,将陪舞的中国妇女二十多人集体强奸。各大报刊都被禁止刊登这一消息,企图以此避免激起群众反美浪潮。《时与文》杂志对此事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9月间,内政部行文上海市政府,勒令《时与文》永久停刊:“查上海发行之《时与文》杂志,屡作歪曲事实为匪宣传之言论,前经予以停刊一个月处分在案。兹查该刊不改前非,仍屡作歪曲事实言论,为匪宣传,动摇人心,意图破坏公共秩序,尤以最近数期言论更趋偏激,兹依据出版法第卅二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39]但仍允许于9月24日出版停刊号。12月间,《观察》上刊载了揭露国民党军失败的军事消息,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下令交与顾祝同,饬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追查“泄密”者。《观察》杂志于12月24日被查封,编辑部同人全部被捕,主编储安平正在北平,得以幸免。直到南京解放,《观察》杂志被捕人员才得以全部出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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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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