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茶花赋》赏析

2024-06-04 可可诗词网-散文赏析 https://www.kekeshici.com

 杨朔《茶花赋》原文

    文章贵曲。“曲”就是圆,而“圆美”是我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杨朔坚持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并在其创作中深入实践着这一艺术目标。散文的诗境,就是圆美的境界。他的散文开合自如,善于运用古典诗词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曲尽其妙,且语言凝炼、蕴藉深远。曾经得到老一辈散文家冰心的由衷赞许:“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茶花赋》是杨朔散文的名篇,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起承转合,布局精巧,层层铺垫,丝丝入扣。开篇破题,作者久居海外,曾想借一位丹青的妙手画出祖国的面貌,以解思念之苦。这倒是给画家出了一个难题,究竟应该怎样构思呢?于是作者也就搁下了这桩心思,但是这个心愿从此便在他心中扎下了根,这里实际上已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也为全文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杨朔散文往往在抒情中叙事,在叙事中抒情,两者密切融合,浑然一体,他的叙述语言也总是焕发着浓烈的诗意。文章在关于花事的叙写中,通过“脚步儿勤”、“来得快”、“催动”等拙中藏巧的词语,以及“像催生婆似的”又俗又拙的比喻,渲染了气氛,作者的喜悦之情溢于纸面。因为正逢花事季节,引逗着他踏春赏花的兴趣。由此,步步深入,笔笔记胜,直至结尾水到渠成,点明托物言志的题旨。

散文的中心是写茶花之艳,却从写梅花,写玉兰,写迎春花着笔,以诸花烘托茶花。先写华庭寺的梅花之盛,一睹春梅盛开的风采;进而从梅花之盛写到茶花之盛,指出茶花吐露着“春深似海”的诗情,它点染着这里“最深的春色”。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茶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然而写茶花并不是作者的目的,透过茶花的美,作者联想到凡是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如此笔锋一转,由写渲染春色的茶花写到创造春色的养花人普之仁。这一转自然而然,寥寥数笔,着重绘出他那双“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的手。这是一双普通劳动者的手,正是这双手构造着美的生活。作者又从哲理上拓深一笔,揭示亿万人民美化着新生活、美化着年轻祖国面貌的真谛,唯有普之仁这个人物的存在才使作者将“花”与“祖国”两者联系起来。因为他给“我”介绍了许多茶花的种类,诸如“大玛瑙”、“雪狮子”、“蝶翅”等等,尤其是“童子面”,开起来最好看,所以文章的最后部分,才会通过一群“红领巾”的出现的细节,引出作者关于以童子面茶花为题作画的奇思妙想,完成了一幅画的最终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以此作为点睛之笔,首尾遥相呼应。这篇作品就这样开始设置谜面,然后逐步揭开谜底,一步一个转折,一层一个跌宕,随着人、事、景、物的叙写,于是讴歌祖国和人民的哲理诗情,得到了浑然圆成、曲致含蓄的表现。

这篇散文的特色还在于,善于在看来极其平常的事物中提炼动人的诗意,在一片奇景中寄寓深邃情思,通过诗的意境,展现出时代的侧影。《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祖国的欣欣向荣。茶花的美丽姿态象征着祖国的青春健美;它生命力的旺盛象征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那些形似新一代的“童子面”则象征着祖国的未来。比喻贴切新颖,情与景融为一体。

中国画的意境创造,讲究以实见虚,以虚映实。杨朔散文意境的创造方面,借鉴绘画的构图,非常注意这种传统的虚实处理。本文以描写茶花及育花的能工巧匠的具体形象(实),抒唱社会主义祖国青春面貌(虚),虚实相生、象征附丽的意境构思便脱颖而出。茶花的娇美,含苞欲放的童子面茶花的艳丽和无限生机,启迪读者去联想日新月异、鹏程万里的祖国。祖国如何日新月异?是怎样一种鹏程万里的建设的气势,这些作品中没有具体写到,但作品以外、画面以外“虚”出的诗意,凭着童子面茶花的美,分明可以让读者得到美妙的联想与想像。

杨朔十分注意语言的锤炼,他那玲珑的风格,隽永的诗意,离不开艺术语言的创造,同他的文笔十分谐调。本文的语言洗炼、清新,在自然、朴实的遣词中淋漓着浓浓的诗意,归根结蒂得益于作者叙事状物的精确与清晰。对此,秦牧在《语林采英》一书中,以《茶花赋》两节描写花事的文字为例(“花事最盛的去处……”与“究其实这不是最深的春色……”),赞赏其语言状物写景的清晰度和表现力:“它使我们宛如亲临其境,看到了繁花压枝,蝶舞蜂喧的景象,还仿佛闻到花海传来的阵阵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