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 《中华民国解》 (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相对于鲁迅其他偏重议论的杂文而言，本文是一篇侧重记事的杂文。在记事方面，它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是简洁概括，详略得当。这篇文章的叙事显然不同于人物传记的记事，并未去罗列人的一生，也不同于叙事散文的记事，未详加铺陈和描写，本文的记事主要是用来说明作者的论点，作者用精练扼要的文字只记述了二十世纪初年，1906年前后及辛亥革命之后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章太炎的几件事情，其中对他的革命活动写得较详，学术上的成就则一笔带过。在革命活动中，又突出章太炎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与保皇复辟势力斗争中 “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锋芒。这样更有利于说明全文的中心思想。二是多用正反对照的方法。譬如鲁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说他的知道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为《革命军》作序以至被监禁;爱看 《民报》，并非因为章太炎的 “文笔古奥，索解为难”，而是因为他与保皇派等进行斗争，“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文中所否定的一面正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及文侩们欣赏、歪曲的一面，从而加强了文章的针对性。三是叙事中加入议论。如针对章太炎死后的哀荣远不如高尔基而有人发出慨叹的驳斥和申述; 对章太炎一生“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的精辟论断;对章太炎同梁启超等保皇复辟势力斗争。“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的褒赞; 用两个“并世无第二人”对其一生革命业绩的称颂;对他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粹然成为儒宗”的分析;以及对章太炎一生功过的衡重量轻等。这些议论，文字精当，言简意赅，与叙事结合，既饱含着记事升华的情感，又将事理表达得更为深刻，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