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 “雷声大，雨点小”。

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 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这是纵使生于民国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有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曰： ‘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 ‘越劗发’，(晋灼曰： ‘劗，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书》中，后经更定，改名《检论》时，也被删掉了。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析】 这是一篇未竟稿。写于作者逝世前二日，也是鲁迅最后的一篇文章。这篇与十余日前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可作为姊妹篇来读。在那篇文章中，鲁迅表达了对于作为革命者的太炎先生的深切怀念，也对他后来“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的作法表示了批评态度。文章不以太炎先生的“白圭之玷”而掩其德，对太炎先生的一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表现了作者深刻的革命思想和知人论世的史家风范。

本文从“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的到来，“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说起，说摩顶“这手势”所表示的内容 “犹言 ‘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且进一步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以后细说辫子之所以种在汉人头上的历史，以嘲讽的口吻写出辫子的式样与作用;再写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对于辫子的认识和争取剪去辫子的斗争。就把文章逐渐引向了吴稚晖与章太炎的论战;及太炎先生手定《章氏丛书》时不收攻战文章，删《解辫发》等等，在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中表现了对太炎先生当时坚定的革命态度，锐利的战斗风格的赞赏，也有对于后来太炎先生“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手定 《章氏丛书》时，“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的不满和批评。鲁迅指出： “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该褒则褒，该贬则贬，态度明确，不循私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人格精神在鲁迅的文章中表现得极为鲜明。

作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姊妹篇，本文的内容与前篇有其联贯之处，都涉及对于章太炎先生的评价和怀念。但也各有侧重，前篇虽也叙事，而重在议论评说，带有明显的论说辩驳的特点，而后文则重在叙事，抒发感慨，论说的特点并未鲜明地表现出来。写法上，两篇文章也有较大差异，前文正面入题，在摆出当时“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的事实后，观点明确地加以评论，并直接写出自己对于太炎先生的评价和看法。全文感情色彩鲜明，论说有力，结构谨严，对太炎先生或褒扬其革命家的过去，或不满于作为“宁静的学者”的后来，均有理有据，读之使人动容。而后文从远处落笔，徐徐叙事;重点在于对因太炎先生而忆及的往事的追思与记叙，虽有议论，却重在抒发由此生发的感触。文章显示出明显的回忆性叙事散文的某些特点。风格上的差异更著：前文谨严，为政论风格，后文则较为洒脱，随意挥洒，著随笔风貌。当然，这些特点的形成，都取决于文章内容表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