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变当然亦与时势有关。
        《抱朴子·钧势》篇:“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这理,于《文心·时世》篇说得尤为详细,以为文学随时世而改变。西晋以来,大家都一致承认这点。明袁中道《宋元诗序》:“气运所限,不能强同。”“气”,就是指时代之习俗,“运”就是变迁。这理念大概是基于“穷则变”的意念的。
        清初叶燮《原诗》讲诗之正变,其理论与传统不合,而与今合。他是明白文学之流变的。他说:“递衰递盛。”文学不是古盛今衰的。就诗论之:诗之发展是不断的,说起来该不能分期。不过,为了方便,可分期。就整个历史说,不能说前盛后衰,却是“盛而复衰,衰而复盛”。不但诗如此,人事亦然。递衰递盛也不完全是循环。汉魏诗,有如整个房子架格好,而窗户未安好。六朝时,窗户也好。而唐诗是加上家具;宋诗则连小摆设都放置好。这可见他是承认文学是进步的。这意见自民国后始被人注意。
        《文心·通变》篇认为文学“宋(刘宋)初讹而新”,当时风气都“师范宋集”,即以当时人作品为模仿对象,不以古人的作品为对象。这就未免范围太狭了,故他主张模仿古人之作品。这主张当时不生效,至唐韩愈古文运动才得到大变化。
        关于通变,《文心·通变》篇说,要“矫讹翻浅”,参考古人加以改变,虽复古亦是为了有新的变化。
        另一种通变,就是要创新。如杜甫,把当时的生活、社会、政治问题都放进诗里去,而不光是原则上的人生问题,不是所谓永恒的问题(其实,杜诗的题材亦与永恒有关系)。杜甫没有理论,而只有创作。后来批评家都照传统意思,以为创新不能太过,得要有古。所以,他们推崇韦(应物,似陶)、柳(宗元,似谢)。
        六朝与元人诗大多数都太浅,千篇一律。
        唐宋多创新。近代(清末起)诗(同光体)文(新文体)都是创新。今之白话诗文就更不用说是创新了。但仍有许多人以为要存古,故反对白话诗。
        这里就说到优劣问题了。人们以为古优今劣。王充《论衡》就说到,一般人认为古书难懂,才大。葛洪亦说到这一点。但是王充、葛洪都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六朝人写文章往往模仿当时人,可见不承认古胜于今,至少觉得今古各有其优劣。葛洪的意见,认为今胜于古的,接受的人不多。
        唐以来复古,主古胜今者多。明朝尤甚。
        但也有人认为文有优劣而无古今,作者不可有古今之成见。
        认为古胜于今者,大抵是因为古代传下来之作品是受过时代淘汰的,优者存而劣者已佚。
        明陶望龄《与友人论文书》说,“文有优劣而无古今”,故作者不可存古今。从人方面说,古今人都是才能相去不远的,有具才智者,亦有笨拙者。
        清袁枚《与沈德潜书》说,各人性情遭际不同,他主张诗有“我”。他说,既然性情,特别是遭际,不同,则诗自异。不能因其不同于古人而说它价值低。他们都是反对模仿的。
        清末,人们以为各代有各代的好处。焦循《易余籥录》:“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各有其特别之体裁)。”比方说,周之四言诗,楚之骚体,汉之赋,唐之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之八股,都是。这就是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创作。从鉴赏方面说,每个时代有其特长。从模仿方面说,要模仿各时代之所长。这是还各时代文学之价值。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四言衰而有五言,五言衰而有七言,古诗衰而有律绝,因为“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这自然是一个原因。此外,仍有时代背景(如唐以诗策士,诗乃特盛)。他说,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以此(宋词盛,因时人喜音乐,且同时皇帝又喜词。后来词与音乐离,又因作多成习套,腻,乃衰)。他下结论说:“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他的话未免简单一点。这当中有表现方式之问题。我们今日所以用白话,是因为文言不足以表现今日之思想感情与生活。词衰,与时代有关。词不能表现元世之复杂局面。其他各体衰而他体代之起,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