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禹贡》和《洪范》是最早记典章制度的著作。《禹贡》主要记贡赋和地理,《洪范》(译成现代文曰大法)主要记政治经济制度,也有天文、历法、五行,从《史记》后成为纪传体的一部分“志”,记载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因以记政治制度为主,故称典章制度史。但唐以前都无独立之书。
唐朝刘秩《政典》三十五卷,专记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如官制、兵制、刑志等,但仅限于政治制度,不合理。唐朝杜佑《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对学术界影响很大,与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形成三通。北宋王溥写《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写《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北宋南宋官修《宋会要》等,都是断代的典章制度史。
典章制度史的发展在于独立成书,重大成就在于三通。自典制体通史出现,对典章的沿革方明了。修史最困难的是修典章制度史。江淹有言,修史难在修志。
(一)杜佑(735年—812年)著《通典》
杜佑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七年。主要活动事迹在安史之乱以后,自三十四岁至六十九岁经三十六年,写成《通典》,杜佑一生有两个特点:1.勤奋好学,自幼开始读书以来至“位极将相手不释卷”。他在军事方面做到节度使,政治上做到宰相,一生七十八岁,读书不下于七十年。《通典》之大之广,若无长期功力是写不出的。2.政治经验丰富,无此则《通典》之质量不会如此之高。政治经验丰富使他对典制理解深。他从低级官吏到中级官到高级官,九品到一品都做过,地方官到中央官都做过。所掌有财经、刑法、运输、军事等各方面工作。不到二十岁就做官,做到七十多岁,实际经验丰富。他的政治生活与《通典》有关,《通典》除记史外,还有古人的议论和自己的见解,这也是富有经验才能做得到的。
《通典》的内容:从黄帝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天宝末年有变化的作为附注写成。共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其内容有两方面特点:1.将食货列于首位,以前的多把天文志或礼志放首位,他继承管仲的经济为重的思想。而在食货中又首列田制,重视农业。他说:“农者有国之本也,谷者国之司命也。”2.没有天文、历法、五行、艺文等志,他认为这些内容与他写“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著述目的无关,所以不载。3.各部分的编排先后次序有其特定的用意,体现其对政治的观点,所以不是一般的书生单纯记史。
《通典》的价值:1.全面掌握资料,从经史子集所有著作中广泛收集,还把唐政府的档案公文都作为资料,把经史子集以外零散的文章也收集起来,所以资料丰富。2.杜佑对每个制度沿革发展都有研究,所以叙述有条理,对各项制度的利弊谈得深刻。3.把过去人物对典制的议论也收在书中。所以此书不仅资料丰富,还有研究成果。与其同时的人李翰为之作序说:“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后人对此书的评价是很高的。后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出来后,此书也未被废,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研究唐以前的典章制度,当首看《通典》次看《通考》。《通典》的价值比其以前的正史中的志的价值也高。梁启超列杜佑为中国古代六大史家之一。
(二)郑樵(1103年—1162年)著《通志》
郑樵生于宋徽宗时,死于南宋高宗时。北宋灭亡时他二十四岁。郑樵一生的特点是刻苦治学,小的时候与其兄在夹漈山草堂读书。北宋灭亡之后更是专心读书,二十岁以后一直不问外事,专门研究学问达三十年时间,自称“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郑樵是小地主家庭,不读书尚可过生活,如要读书就必然要贫穷了。郑樵还到处游历,借住在藏书之家,读尽方去。游历的另一目的是实地调查。在历史家中他的学识是非常广的,对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地理都有研究,特别是对生物(虫、鱼、草、木)之学有精到的研究。至晚年在学术界就有了名声,有人推荐他到京城,宋高宗很重视他的学问,但给他的官是右迪功郎,是最低级从九品的管理官府文书的官,一度做过枢密院的编修,旋即辞职。所以他一生完全是个学者,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生涯。
郑樵的著作据现在统计共八十四种,流传到今的很少了,其中《通志》二百卷最著名。
《通志》是纪传体,有帝纪、列传、年谱(表)、略(志),属于通史。虽是纪传体通史,但前三部分都是抄撮而成,无什么价值,而“略”部分则非常突出,因而往往把《通志》与《通典》、《通考》并提,列为典章制度史。
《通志·二十略》的价值:1.比断代史的志的类别多,断代史的志一般只有七八类,最多不过十类。而《通志·二十略》有二十类,类多了,内容就丰富了。2.《通志·二十略》中有八略是过去的志中所没有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这些都超出了过去的典章制度的范围。所增加的都邑、氏族、昆虫草木是受刘知几的影响。有人专门研究郑樵的校雠学、音韵学、生物学等。所以,不但门类多,而且学术价值高。3.《通志·二十略》的内容不管前人有没有记过,都是“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所以价值很高,都是自己的研究成果。《通志·二十略》共五十二卷,使得整个《通志》与《通典》、《通考》齐誉。
郑樵之有名除有《通志》外,还在于他的史学思想是精到的。1.会通的思想。分两方面:一为纵的通,就是主张通史反对断代史,扬马抑班,认为断代史割断历史,并指出许多断代史的缺点:不能叙述沿革;后朝为前朝修史都有成见,不能客观地叙述前代的历史;重复太多,许多人在两三部历史书中均有传。二为横的通,是讲各种学术之间要通,研究历史不能只研究历史,还要研究地理、哲学、文学等。所以他的学术目光很远大,他曾有宏伟的抱负,“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此会通的思想在史学史上是很重要的,梁启超称其为史学界的一颗彗星。2.反对作者议论褒贬,史家写史应如实记载历史事实不必妄加评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王莽、董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3.研究学术必须进行实际考察。郑樵为研究天文常常夜里不睡觉,为研究昆虫草木到山上、农村与田夫、野老相处。郑樵的史学思想很重要,在这方面又与刘知几、章学诚并称。
郑樵在史学上的两方面都有很高地位,在典章制度史方面可与杜佑、马端临并称,在史学理论方面可与刘知几、章学诚等观。这也正是梁启超称郑樵为史学界之彗星的原因。
(三)马端临(1254年—1323年以后)著《文献通考》
马氏生年最近有人确定为1254年,死年尚不定,为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的人。其父马廷鸾做南宋宰相,罢相四年后南宋亡,在元朝隐居不仕。马端临自幼随父念书,南宋亡时二十三岁,元朝时曾一度做过教育工作,为柯山书院院长(浙江衢县)。一生事迹不详,《宋史》、《元史》皆无其传,《新元史》虽有其传,但很简单。现大体可知,他三十岁以后写《文献通考》,经二十多年写成。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记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的典章制度史,所记比《通典》多四百七十年。“文”是自己解释史料事实,“献”是议论,“考”是他本人的考证和议论。此书比《通典》内容丰富,其门类增加了,分二十四门,其十九门为《通典》所有。有五门是《通典》所没有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其中帝系(记帝王的家世皇族)、封建(指分封)二种是以前的典章制度所没有的,是由他创立的。象纬就相当于以前的天文志,物异相当于过去的五行志加上郑樵的昆虫草木略的内容。该书把《通典》的有些门类析分为几类,如把《通典》的食货析之为八门,继承了《通典》的思想,首列食货八门。如礼在《通典》是一门而马端临析之为三门。有些门类的名称与《通典》有异,如州郡改为舆地,边防改为四裔。
从内容看此书吸收了杜佑、郑樵二著的长处。在三通中此书资料最丰富,特别是尽可能记载过去学者的评论,对后人研究典章制度有很大方便,许多学者的议论由于《文献通考》征引,才传到如今。马端临对典章制度下了很大功夫,有许多考证。《文献通考》记载宋的典章制度最详细,与《宋史》的志相比较,此书完备得多,所以有人说此书是南宋以前典章制度史的宝库。《文献通考》是研究历史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亦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赞成郑樵的会通思想,但对通的看法与郑樵不大相同,他认为政治事件理乱兴衰不必求其通,并没有什么沿革,“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典章制度则必须写通史,典章制度有沿革不可割断。他在发挥此理论时口气比郑樵平和得多,不像郑樵那样过激。
总之,“三通”都是史学名著,杜佑、郑樵、马端临都用了长期的工夫研究和著述。郑、马是专业做了一辈子 ,杜是业余做了一辈子。杜佑写了三十六年,郑樵写了三十年以上,马端临从研究到撰写也在三十年以上。他们都深入地研究典章制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都有传世的价值。“三通”的总序都是史学上的大文章,每个小序也都是一种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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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刘秩《政典》三十五卷,专记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如官制、兵制、刑志等,但仅限于政治制度,不合理。唐朝杜佑《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对学术界影响很大,与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形成三通。北宋王溥写《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写《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北宋南宋官修《宋会要》等,都是断代的典章制度史。
典章制度史的发展在于独立成书,重大成就在于三通。自典制体通史出现,对典章的沿革方明了。修史最困难的是修典章制度史。江淹有言,修史难在修志。
(一)杜佑(735年—812年)著《通典》
杜佑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七年。主要活动事迹在安史之乱以后,自三十四岁至六十九岁经三十六年,写成《通典》,杜佑一生有两个特点:1.勤奋好学,自幼开始读书以来至“位极将相手不释卷”。他在军事方面做到节度使,政治上做到宰相,一生七十八岁,读书不下于七十年。《通典》之大之广,若无长期功力是写不出的。2.政治经验丰富,无此则《通典》之质量不会如此之高。政治经验丰富使他对典制理解深。他从低级官吏到中级官到高级官,九品到一品都做过,地方官到中央官都做过。所掌有财经、刑法、运输、军事等各方面工作。不到二十岁就做官,做到七十多岁,实际经验丰富。他的政治生活与《通典》有关,《通典》除记史外,还有古人的议论和自己的见解,这也是富有经验才能做得到的。
《通典》的内容:从黄帝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天宝末年有变化的作为附注写成。共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其内容有两方面特点:1.将食货列于首位,以前的多把天文志或礼志放首位,他继承管仲的经济为重的思想。而在食货中又首列田制,重视农业。他说:“农者有国之本也,谷者国之司命也。”2.没有天文、历法、五行、艺文等志,他认为这些内容与他写“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著述目的无关,所以不载。3.各部分的编排先后次序有其特定的用意,体现其对政治的观点,所以不是一般的书生单纯记史。
《通典》的价值:1.全面掌握资料,从经史子集所有著作中广泛收集,还把唐政府的档案公文都作为资料,把经史子集以外零散的文章也收集起来,所以资料丰富。2.杜佑对每个制度沿革发展都有研究,所以叙述有条理,对各项制度的利弊谈得深刻。3.把过去人物对典制的议论也收在书中。所以此书不仅资料丰富,还有研究成果。与其同时的人李翰为之作序说:“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后人对此书的评价是很高的。后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出来后,此书也未被废,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研究唐以前的典章制度,当首看《通典》次看《通考》。《通典》的价值比其以前的正史中的志的价值也高。梁启超列杜佑为中国古代六大史家之一。
(二)郑樵(1103年—1162年)著《通志》
郑樵生于宋徽宗时,死于南宋高宗时。北宋灭亡时他二十四岁。郑樵一生的特点是刻苦治学,小的时候与其兄在夹漈山草堂读书。北宋灭亡之后更是专心读书,二十岁以后一直不问外事,专门研究学问达三十年时间,自称“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郑樵是小地主家庭,不读书尚可过生活,如要读书就必然要贫穷了。郑樵还到处游历,借住在藏书之家,读尽方去。游历的另一目的是实地调查。在历史家中他的学识是非常广的,对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地理都有研究,特别是对生物(虫、鱼、草、木)之学有精到的研究。至晚年在学术界就有了名声,有人推荐他到京城,宋高宗很重视他的学问,但给他的官是右迪功郎,是最低级从九品的管理官府文书的官,一度做过枢密院的编修,旋即辞职。所以他一生完全是个学者,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生涯。
郑樵的著作据现在统计共八十四种,流传到今的很少了,其中《通志》二百卷最著名。
《通志》是纪传体,有帝纪、列传、年谱(表)、略(志),属于通史。虽是纪传体通史,但前三部分都是抄撮而成,无什么价值,而“略”部分则非常突出,因而往往把《通志》与《通典》、《通考》并提,列为典章制度史。
《通志·二十略》的价值:1.比断代史的志的类别多,断代史的志一般只有七八类,最多不过十类。而《通志·二十略》有二十类,类多了,内容就丰富了。2.《通志·二十略》中有八略是过去的志中所没有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这些都超出了过去的典章制度的范围。所增加的都邑、氏族、昆虫草木是受刘知几的影响。有人专门研究郑樵的校雠学、音韵学、生物学等。所以,不但门类多,而且学术价值高。3.《通志·二十略》的内容不管前人有没有记过,都是“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所以价值很高,都是自己的研究成果。《通志·二十略》共五十二卷,使得整个《通志》与《通典》、《通考》齐誉。
郑樵之有名除有《通志》外,还在于他的史学思想是精到的。1.会通的思想。分两方面:一为纵的通,就是主张通史反对断代史,扬马抑班,认为断代史割断历史,并指出许多断代史的缺点:不能叙述沿革;后朝为前朝修史都有成见,不能客观地叙述前代的历史;重复太多,许多人在两三部历史书中均有传。二为横的通,是讲各种学术之间要通,研究历史不能只研究历史,还要研究地理、哲学、文学等。所以他的学术目光很远大,他曾有宏伟的抱负,“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此会通的思想在史学史上是很重要的,梁启超称其为史学界的一颗彗星。2.反对作者议论褒贬,史家写史应如实记载历史事实不必妄加评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王莽、董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3.研究学术必须进行实际考察。郑樵为研究天文常常夜里不睡觉,为研究昆虫草木到山上、农村与田夫、野老相处。郑樵的史学思想很重要,在这方面又与刘知几、章学诚并称。
郑樵在史学上的两方面都有很高地位,在典章制度史方面可与杜佑、马端临并称,在史学理论方面可与刘知几、章学诚等观。这也正是梁启超称郑樵为史学界之彗星的原因。
(三)马端临(1254年—1323年以后)著《文献通考》
马氏生年最近有人确定为1254年,死年尚不定,为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的人。其父马廷鸾做南宋宰相,罢相四年后南宋亡,在元朝隐居不仕。马端临自幼随父念书,南宋亡时二十三岁,元朝时曾一度做过教育工作,为柯山书院院长(浙江衢县)。一生事迹不详,《宋史》、《元史》皆无其传,《新元史》虽有其传,但很简单。现大体可知,他三十岁以后写《文献通考》,经二十多年写成。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记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的典章制度史,所记比《通典》多四百七十年。“文”是自己解释史料事实,“献”是议论,“考”是他本人的考证和议论。此书比《通典》内容丰富,其门类增加了,分二十四门,其十九门为《通典》所有。有五门是《通典》所没有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其中帝系(记帝王的家世皇族)、封建(指分封)二种是以前的典章制度所没有的,是由他创立的。象纬就相当于以前的天文志,物异相当于过去的五行志加上郑樵的昆虫草木略的内容。该书把《通典》的有些门类析分为几类,如把《通典》的食货析之为八门,继承了《通典》的思想,首列食货八门。如礼在《通典》是一门而马端临析之为三门。有些门类的名称与《通典》有异,如州郡改为舆地,边防改为四裔。
从内容看此书吸收了杜佑、郑樵二著的长处。在三通中此书资料最丰富,特别是尽可能记载过去学者的评论,对后人研究典章制度有很大方便,许多学者的议论由于《文献通考》征引,才传到如今。马端临对典章制度下了很大功夫,有许多考证。《文献通考》记载宋的典章制度最详细,与《宋史》的志相比较,此书完备得多,所以有人说此书是南宋以前典章制度史的宝库。《文献通考》是研究历史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亦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赞成郑樵的会通思想,但对通的看法与郑樵不大相同,他认为政治事件理乱兴衰不必求其通,并没有什么沿革,“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典章制度则必须写通史,典章制度有沿革不可割断。他在发挥此理论时口气比郑樵平和得多,不像郑樵那样过激。
总之,“三通”都是史学名著,杜佑、郑樵、马端临都用了长期的工夫研究和著述。郑、马是专业做了一辈子 ,杜是业余做了一辈子。杜佑写了三十六年,郑樵写了三十年以上,马端临从研究到撰写也在三十年以上。他们都深入地研究典章制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都有传世的价值。“三通”的总序都是史学上的大文章,每个小序也都是一种学术见解。
发布时间：2019-06-28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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