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编年史的发展

        隋唐时编年体难与纪传体相比,在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后,此体复兴。(1)出现了高质量的编年体通史,以前有许多编年史时间通,地域却不通,或地域通而时间是断代,《资治通鉴》则通时间通地域通内容。(2)出现了内容丰富的编年体断代史,超过了纪传体的断代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编年皆简略于纪传,此时则出现了编年详于纪传的情况。
         (一)司马光(1019—1086)著《资治通鉴》
        1.司马光生平
        司马光在北宋时期政治上、学术上都有重要地位。成就最高的是史学。从宋仁宗时开始做官,宋仁宗时所做最高官为开封府的推官,宋英宗时最高做到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做到翰林学士,哲宗时做宰相。从英宗时开始写《资治通鉴》,前后写了十九年。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反对新法,宋神宗仍很器重他,让他继续编《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之成与宋神宗的全力支持分不开。宋神宗是不可多得的封建皇帝,他全力支持王安石,但对反对变法的人亦不迫害,而是让他们发挥其他方面的长处。宋神宗给了司马光优厚的待遇、充裕的时间、尽可能的方便,让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在哲学、文学、史学上皆有造诣,除史学外,在哲学史上亦有很高地位,在文学史上亦占一席之地。他的著作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了三十六种,包括史学、文学、哲学等。清修四库全书时收了司马光著作十六部。在史学史上人称前后两司马,代表纪传、编年二体之史的最高成就。
        2.《资治通鉴》的著作情况及编纂方法
        司马光认为纪传史太多,繁杂无序太不方便,编年史则都是断代,故立志写通史编年史。《资治通鉴》开始写于英宗时期,初名“通志”,后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共写了十九年,前四年在开封京城写,受政事干扰,后十五年在洛阳写,环境安定了,在十五年中司马光付出异常辛勤的劳动,自称“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他写史时认真细心,“抉择幽隐,校计毫厘”。自称精力尽于此书。在洛阳的《资治通鉴》草稿就有满满的两间房子。他采用的书籍多达三百余种(其他零碎的材料不算)。他有三个助手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其中刘恕最得力,是全局的副手。还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掌校对文字。司马光说二刘和范氏是天下史学之豪杰。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有三个步骤:(1)编写丛目,按年月日的顺序编出历史事件的目录并注明资料的来源(这是确定此书要写的内容和所要参考的资料)。(2)写长编,即初稿。三人分工写,司马光定下的原则之一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分工考虑到了每个人的专长。(3)定稿,完全是司马光的工作,此步最难,工作量最大,唐朝部分范祖禹写了六百卷,司马光删之为八十一卷,用五年才定下这部分稿。
        编年方法:克服了以前编年史的缺点,年月日不明的事件也尽可能编进去:日子不明的而知在某月,即在该月最末写“是月”,月不明的而知在某季某时的,即在某季末写“是春”、“是夏”等。日月季不明而知年的在年末写“是年”。日、月、季、年皆不明的采用两种办法:一是追叙法:“初”、“先是”。一是附叙法:“后”、“其后”、“终”、“竟”。如此周密的编纂方法是前人没有的。
        3.《资治通鉴》的内容及特点
        《资治通鉴》记事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63年)至五代最末(5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分三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考异以“明其去取之故”,由于此考异很重要,后来就将之分散附于正文之下了。所记内容不从上古开始而从三家分晋开始,有三方面的原因:(1)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史料无法编年。(2)战国以前的历史《左传》已写了,再写也难逾《左传》的范围。(3)受旧经学的思想影响,不可代替孔子的《春秋》。从战国开始到五代共十六个朝代,分十六个纪,一代一纪。内容以政治事件为主,因为是资治之书。有关自然和经济的内容也有,文化方面极少。所记的前人议论以低二格并加“××曰”以与叙述事实的文字相区别,自己的议论加上“臣光曰”。
        《资治通鉴》的写作有三大优点:(1)叙事确实。所记之事皆经悉心考证,比过去所有的史书都可信。南宋学者高似孙曰:“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其史料价值高,所以现今仍有价值。司马光忠于事实,叙述中不掺杂自己的议论,不以自己的好恶选择史料,所恶之事也照实写,对农民起义纪律严明之事实亦照实记载。《资治通鉴》中不记迷信神怪之事。(2)条理清楚。在分裂割据时期,事件十分复杂,但《资治通鉴》都能有条理地叙述。如十六国、五代时期,看《晋书》、看《新旧五代史》都难以弄清的,一读《资治通鉴》便可知了。(3)文笔高明。“无一语不用旧文,无一语同于旧文”。《资治通鉴》既可作历史读,亦可作为文学作品读,叙事生动。这三个特点使《资治通鉴》足以与《史记》比肩。
        《资治通鉴》也有三方面的缺点:(1)有一些错误遗漏的地方,如有的年代搞错了。另外有的是因材料的局限,后来新的材料证明其记载错了。明末史学家严衍一生研究《资治通鉴》,以三十年时间作《〈资治通鉴〉补》(亦称《补证》),对整个《资治通鉴》复查了一遍。其学生谈允厚协助其著此书,并总结出史家之失有七,虽《资治通鉴》亦不能免:“漏、复、紊、杂、误、执、诬。”(2)纪年拘于定法,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此原则不科学,如“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五月隋亡唐建立,自五月起开始唐高祖武德元年。按上述原则则把隋朝的事记在唐的年号下了。(3)文化史太少。他认为无关政治就不记,屈原不见记载,杜甫也只因别人读杜甫诗,才在《资治通鉴》中见到。
        4.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1)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资治通鉴》撰写内容的标准,“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办法来为当时和后来的政治服务。当时北宋名为一统,实际并未统一,且很衰弱。内政上也问题重重,时有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不赞成变法,主张逐渐改革,从历史事迹中找出改革的途径,以资借鉴。(2)叙事和评论相区别。在叙述事实时不加评论,“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他本人的评论都在“臣光曰”中。在评论古代史实时常常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他的《才德论》意在说明参加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是无德之辈。(3)对正统的看法。只有在统一的时代才算正统,分裂割据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正统。分裂时代以方便的年号纪年,故三国时用曹魏,南北朝时用南朝,五代十国时用五代,自此以后,直到现在还沿用他的纪年方法。
        5.《资治通鉴》的影响
        自此书出,沉默已久的编年史复兴了,掀起了编年史的高潮,从南宋起写编年史都称“通鉴”了。如清毕沅写《续资治通鉴》,清夏燮写《明通鉴》。《资治通鉴》形成了专门学问,如张煦侯有《通鉴学》。
        (二)李焘(1115年—1184年)著《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是北宋末南宋初人,继司马光之后对编年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焘中央官和地方官都做过,官至侍郎,但主要兴趣在研究历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续司马光之书,写北宋至五代之史。李焘从二十岁以后开始写,到六十多岁才写成,自称一生主要精力写此书,用力四十年。北宋至五代一百六十七年,此书竟写了九百八十卷,此书是内容最丰富的编年史,李焘自谦难以与司马光相比,所以称《长编》。从此书详细情况看,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称长编亦正合适。李焘作此书创新方法,即做十个木橱,每橱二十个抽屉,每个抽屉放一年的资料。抽屉中的资料以月日排列,内容多但不杂乱。此书分量大、流行少,至清已不传,清人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出五百二十卷,缺少了宋神宗以后的三十三年的事迹,卷数是清学者重编的,未见得是原来所编的卷数。此书是研究北宋的第一部材料,比《宋史》价值高。
        (三)李心传(1166年—1243年)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是南宋人。李心传年轻时未中科举,晚年做官至工部侍郎,一生主要研究史学。此书专记宋高宗(建炎四年,绍兴三十二年)在位三十六年的历史,写了二百卷,所以比李焘写得更详细,包括了南宋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此书内容丰富,而叙述井井有条。有人说李焘学司马光或有不及之处,而李心传学李焘则无有不及之处。
        李心传还写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辅,专记难以编年的典章制度的史实等。
        从司马光到南宋二李,编年史既有通史又有断代,自此编年史地位大为提高,其质量也超过了正史,价值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