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在诗坛上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长安城为中心,彼此唱和,声名远扬,文学史上称之为“大历十才子”(钱起、韩翃、卢纶、李端、耿沫、崔峒、吉中孚、苗发、司空曙、夏侯审)。十子的诗作当时颇有名气,今天看来确也不乏佳句名篇,但历来对他们评价不高,以为有形式主义倾向。
        翻开十子各种题材的诗歌,最有形式主义之嫌的当是那些赠酬送别之作。“十才子”大都是些出身寒微而又喜欢作官的人,为了得到引荐,常周旋于王公贵主门下,陪侍燕饮,赋诗唱和,借以施展才华,博得主子赏识。据记载当时郭暖(郭子仪子)和昇平公主(代宗之女)夫妇附庸风雅,常和文人集宴赛诗,而“多在暖之门下”帮闲的“十才子”;每次赛诗出尽风头,或“李端擅场”,或“钱起擅场”,各自使出平生的作诗本领,去争夺主人“金帛名马”的赏赐。试想,这种场合作的诗,怎能有充实的内容和真实的情感呢?王国维说:“诗至中唐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人间词话》),这话正点破了十子赠酬诗的特征——投权贵之所好,邀功取宠,置现实的动乱与生民的疾苦不顾,一味歌颂升平,粉饰太平,象“不愁欢乐尽,积庆在和羹”之类,简直无聊空虚之极。
        朋友远行,分别在即,这本是人的情感最丰富复杂的时刻,此时作诗,也最能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然而,对“大历十才子”来说,送人作诗似乎成了一种例行公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说:“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钱起、郎士元)无诗祖饯,时论鄙之。”可见当时送别集宴,请文人作诗赠送竟是一种装点门面的时髦举动。以此考察十子的送别诗,有真情实意者少,谀谄敷衍者多,除个别赠送亲友之作感情真挚,有现实感和生活感之外,大部分属内容平庸的应酬之作,且堆满溢美之词。钱起《送元中丞江淮转运》云:“薄税为天府,轻徭赖使臣。欢沾赐帛老,恩及卷绡人。”而实际上元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在江淮转运使任上敲榨勒索,坏事作尽。象这些违背情理,借机讨好达官的送别诗,十子作了不少。
        总览“十才子”的诗集,赠酬送别诗几乎占一半左右。由于他们作诗极喜欢在格律、字句上下功夫,而工巧的结构、优美的词藻、和谐的声律,恰好掩盖了情感、内容的空乏和思想境界的庸俗卑下。“大历十才子”的形式主义倾向正表现在此。令人叹惋的是,他们这类诗的不良倾向,不仅影响了自身的文坛地位,还对中唐诗坛产生了消极作用,后人多将“稍趋浮响”的中唐诗风归罪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