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13日,苏联优秀的作家法捷耶夫开枪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临终是否曾有遗言或遗书?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权威机构不予回答,最权威人士说,没有留下遗书。然而1990年9月,《真理报》却赫然刊出《法捷耶夫最后的自白——公布作家临终遗书》。另一家社会性周报《公开性》也全文披露了这一封神秘的致苏共中央的信。
        时间已过去了34年。
        在这封绝命书里,法捷耶夫这样写道:“我认为不能再活下去了。因为我为之贡献出整个生命的艺术,已经被党的狂妄自信,不学无术的领导毁掉了,而且再也不能起死回生。由于掌权者们罪恶的恣意妄为,许多优秀的文学干部,不是肉体上被消灭了,就是牺牲了。其数目之大甚至连沙皇的酷吏作梦都想象不到;优秀的文学人才过早地逝去了,其余的尚能创造真正珍品的人,也都不到四、五十岁就死去了。
        “文学这一神圣的事业,被官僚主义者和人民中最落后的分子任意宰割,而且还从那些最高的讲坛——如莫斯科代表会议,或者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出这样的口号:‘追捕文学!’为了‘纠正’现状准备采用的这种方法令人愤恨;聚在一起的是一伙不学无术的人(只有少数为人正直的人例外,但这些人同样深受迫害,所以也不可能讲真话),他们的结论严重违背列宁主义,因为这些结论是从官僚主义的积习出发的,同样带有‘打棍子’的威胁。
        “…… ……
        “我生来是为共产主义而进行巨大创造的人,从16岁起就同党,同工人和农民联系在一起了。上天赋予了我非凡的才智,我心中充满了最崇高的思想和情感,只有同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生活,才能激发出这种崇高的思想和情感。
        “然而,我却被变成了一匹拉重载车的马,我一生处在庸庸碌碌的、任何人都可以干的、不可胜数的官僚主义事务的重压之下,蹒跚而行,甚至现在当我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一回忆起倾加在我身上的全部数量的吆喝、斥责、训诫和各种思想性的恶行,我仍然感到难以忍受——而我们优秀的人民本来可以由于我内在的深刻共产党人才华的真实和谦虚而引为骄傲。文学——这一新制度的高级成果——受到了屈辱、迫害、残杀,利用伟大列宁学说而成的暴发户趾高气扬,甚至在以列宁学说起誓时也是如此,使我对他们完全丧失信任,因为从他们那里可能得到的要比从暴戾的斯大林那里得到的还要坏,至少他有文化教养,而这些人不学无术。
        “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我怀着巨大的快乐,从这种把卑鄙谎言、诽谤都倾倒在你头上的令人憎恶的存在中解脱出来,离开这个生活而去。
        “最后我曾经指望,哪怕能将这一切讲给管理国家的人们也是好的,但是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尽管我不断请求,却始终得不到接见。
        “请将我葬在我母亲墓旁。”
        这封尘封了34年的绝命书不啻于一颗轰向官僚主义、不学无术等陋习的炮弹。曾以《毁灭》、《青年近卫军》轰动世界的法捷耶夫临终前又以自己的笔为时代、为自己光辉的人格、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坐标。
        充溢于这封绝命书中的那种披肝沥胆的精神,那种对党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无不为后人所敬仰。然而它却沉睡了那么久,因为当时掌权的某些人不愿、不敢听到有人讲真话。他们无法掩盖住法捷耶夫用血写就的事实,却可以遮蔽住墨写就的呐喊。于是,今天,当我们面对34年的时空和这封绝命书时,深深感受到的便绝不仅仅是惋惜,遗憾,强烈的愿望是要记住惨痛的教训,防止悲剧在任何地方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