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并非北京土产,然而却充满了京味。人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胡同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浓郁的北京风情和历史变迁。谁也说不清,在那些幽幽深深的胡同、灰灰的墙和方方的四合院里,演出过多少人间悲喜剧。
        胡同的出现比“北京”早了整整一个世纪:胡同出现在元大都的格局里,而“北京”的名称却是明永乐元年正月辛卯日(1403年2月4日)才由明成祖朱棣封的。
        大都城的街道,按《周礼》的原则,每个城门内都有一条笔直的干道,以城门命名。并在两座城门之间,加辟一条干道,这样,大都城就共有东西和南北各九条干道。这些干道把都城变成一个大棋盘,其间五十块地盘,就是被称作“坊”的居民区。坊里又排列着小街,即为胡同。
        关于“胡同”这个词的含义,说法不一。有说是比村稍大的部落,有说是有水井的地方,有说是防火用的火巷。蒙古本是游牧民族,胡同本义作为他们的方言,也许与这几种说法贴近,但在元大都城市中的胡同,词义明显地有了变化,它已是院落、房屋连接而成的一排排宅第的间隔带,可用于通风采光,用作防火地带,更可作出入的通道。
        胡同名谈趣
        北京胡同的名称,简直就是一本百科辞典。
        千家万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北京便能找到以它们命名的胡同:柴棒胡同(安定门一带)、米市胡同(陶然亭一带)、油坊胡同(西绒线胡同西口)、盐店胡同(海淀清河)、酱坊胡同(德外大街)、醋章胡同(宣武牛街)、茶儿胡同(宣武大栅栏)。中国有阴阳五行的思想,也就有金木水火土胡同:金果胡同(福绥境地区)、木厂胡同(崇文门外)、水井胡同(西长安街地区)、火药局胡同(景山地区)、土儿胡同(交道口地区)。天地有东南西北中五方,于是有东明胡同(新街口地区)、西大胡同(牛街地区)、南板桥胡同(东四地区)、北吉祥胡同(交道口地区),中国强胡同(花市地区)。物有红、黄、蓝、白、黑五彩,因而有红线胡同(椿树地区)、黄图岗胡同(东华门地区)、蓝靛厂(四季青乡)、白纸坊胡同(白纸坊地区)、黑塔胡同(新街口地区)。人间有金银铜铁锡五金,北京便亦有金丝胡同(福绥境)、银丝胡同(崇文门)、铜铁厂胡同(厂桥地区)、铁门胡同(宣外大街)、锡拉胡同(东华门)。……
        胡同还反映着城市的特点、时代的变迁和政治风云。1949年以后,许多胡同都改了名,一些不雅的,甚至侮辱性的胡同名都改好了。如西直门内屎壳郎胡同,改名为“时刻亮胡同”,宣武门的打劫巷改成了大吉巷。前门至和平门之间原妓女集中的皮条营等“八大胡同”也都一改旧名。其中“皮条营”改称东、西壁营,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后称棕树斜街。在十年动乱中,许多胡同名被染上了政治色彩,打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如崇文门地区的戴家胡同改成“红哨兵胡同”,东城交道口地区的豆角胡同改成了“红到底胡同”,地安门内、外大街被称为“总路线路”,东城交道口地区南下洼子胡同成了“学毛著胡同”,东城建国门地区八宝楼胡同成了“灭资胡同”,北新桥地区东扬威胡同成了“反修胡同”,东交民巷称“反帝路”,景山东街称“代代红路”,等等。
        有些胡同名还指示着行业分工。如一听“海运仓胡同”、“禄米仓胡同”等就知道这里曾有大的仓库,而“裱褙胡同”、“驴市胡同”也明白地告诉人们这里做什么行当。
        胡同与官衙
        北京从元大都起,就在丽正门向北通皇城南门棂星门的道旁修起了千步廊,两侧就是衙门。内府二十四衙门,都在胡同里留下了名字,如户部街、鸿胪寺街、太常寺胡同、兵马司胡同等。到了明朝,皇城前天街广场西墙外的五军都督府的府地变成了民居,于是就有了大中府胡同、小中府胡同、左府胡同、后府胡同、前府胡同、内宫监胡同(今恭俭胡同)、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火药局胡同、司礼监胡同等。朱棣有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东厂,因此也就有个东厂胡同。这条胡同后被大学士瑞麟购为私产,建成一私人园林“漪园”,后称“余园”。民国初,黎元洪在此住过,袁世凯倒台后,黎继任大总统的受任仪式就在此举行。后来胡适、范文澜曾先后在此居住,郭沫若曾在此办过公。
        西城府右街路西有太仆寺街,是给皇上掌管舆马及畜牧的太仆寺衙署所在地。类似的还有太常寺街、光禄寺街等。太常寺是掌管宗教礼仪的衙署,光禄寺是皇上的大厨房。在海淀还有一条军机处胡同,这条胡同住过陪皇上游三大皇家园林的军机大臣,因而得名。另外,宣武的校尉营胡同,东城的校尉胡同,都是锦衣卫的校尉营地。
        胡同与名人
        北京有许多以人名命名的胡同。
        其中,有以有爵位的人命名的,如定府大街、武定侯胡同、永康侯胡同、泰宁伯胡同、武安侯胡同、丰城侯胡同、建平伯胡同、遂安伯胡同、肃宁伯胡同等。据说,明开朝将军徐达封定国公后居定府大街,他生前封定国公,死后加封中山王,人们叫惯了,仍称该胡同为定府大街,后改称定阜大街。武定侯是明开国元勋郭英封爵,后代世袭,其府第所在就成了武定侯胡同,现称武定胡同。徐忠封永康侯,陈珪封泰宁侯、郑亨封武安侯,他们都是明朝功臣。丰盛胡同乃丰城侯胡同转名,原胡同因明丰城侯李彬而得名。建平伯是高士文封爵,遂安伯是陈志封爵,广宁伯是刘荣封爵,肃宁府胡同是因明权阉魏忠贤从子魏良卿曾在此胡同内有宅第而名。有以一些皇亲国戚命名的胡同,如张皇亲胡同、石驸马胡同、林驸马胡同、王驸马胡同等。另有状元及第后命名的马状元胡同等。尚书、侍郎,又称大人,于是,又有班大人胡同、马大人胡同、蒋大人胡同、王大人胡同、石大人胡同等。石大人乃明天顺年间大将军石亨,他原本因有战功被于谦举荐封侯,后又因惯于献媚而被于谦斥责。石亨怀恨,怂恿英宗杀害了于谦。自己不久也被英宗下狱,死于狱中。这条胡同现在叫外交部街。
        交道口南大街附近有条文丞相胡同,是以文天祥名命名的。文天祥被元军俘虏,押解到大都,就囚禁在此。文天祥誓死不投降,写下了浩浩然的《正气歌》。忽必烈看他铮铮铁骨,亲到狱中劝降,文天祥仍不为所动。最后被杀害于附近的府学胡同西口柴市。明朝在此建文丞相祠,胡同也成了文丞相胡同。
        北京还有几条富有纪念意义的胡同。一条是抗战胜利后,由铁狮子胡同改名的张自忠路。张自忠将军为冯玉祥部下,在“台儿庄”大战中立下大功,1940年5月16日在襄樊战役中壮烈殉国。佟麟阁路纪念的是在“七七”事变中二十九军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抗日将领佟麟阁。他坚决抗战,最后以身殉国。赵登禹也是冯玉祥部下,“七七”事变时在南苑驻地他挥舞大刀手刃敌军六十多人,最后英勇牺牲。抗战胜利后,将金水河故道北沟沿命名为赵登禹路。
        北京也有以能工巧匠名字命名的胡同。元朝有个叫刘元的塑像大师,太液池西“元都胜境”寺正殿供奉的玉皇大帝、旁殿供奉的三元帝君皆出自他手。此寺到清代成了天庆宫,刘元也被传成了刘兰,人们将天庆宫前的小胡同命名为刘兰塑胡同。
        胡同与历史风云
        胡同虽小,却曾吞吐历史风云。
        现在的张自忠路原有私家园林增旧园,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锡曾以该园一部分为私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并将他囚禁于此。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来京讨论国事,也寓于此园。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就在此辞世。也就在这条胡同的原北洋政府海军部(清政府的和亲王府)门前,发生了“三·一八”事件。
        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是蔡锷故居。这是一座中四合院,蔡锷将军从1913年11月至1915年11月就生活和工作在这所庭院里。蔡锷是近代护国运动首领,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911年在云南任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立“大汉云南都督府”,任都督。袁世凯窃取辛亥果实,孙中山、黄兴等于1913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蔡锷以“武力调停”国民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使袁大为不满又疑虑重重,于是按杨度“感之以恩,必为我用”之计,以恩准其养病为名,于9月25日亲下命令调其来京。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准备了一份蔡锷将军自号“大汉王”的假材料,如蔡抗命不到京,即宣他“叛国”之罪。蔡锷被迫来京后,即被袁软禁于此宅。当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丧心病狂地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蔡锷对袁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遂下定返滇讨袁的决心。并借杨度让他利用师生之谊劝说梁启超不要反对帝制的机会,与梁启超、陈国祥和汤觉顿商量了讨袁的具体方略,最后在京都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按周密的计划转道日本经上海,南下香港,会同夫人转河内秘密直奔云南,1915年12月15日在昆明宣告云南独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战争。
        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原叫鞑子桥胡同)路南12号的松筠庵,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在这里,爆发了康有为发动的震惊朝野、载入中国近代史册的公车上书事件。松筠庵原为明忠臣杨继盛故居。杨继盛号椒山,曾弹劾仇鸾误国,为此入狱。后又弹劾严嵩,上《请诛贼臣疏》,被严嵩害死,夫人自缢殉夫。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清政府与日本订《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救亡呼声日高。这一年,正逢会试,各省应考举人云集北京,广东省举人康有为也在其列。康有为对《马关条约》即将签订极为愤慨,率先带领弟子梁启超、麦孟华及江孔殷、赖际熙等日夕奔走,发动各省举人上书清廷,要求拒签。4月22 日,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一百多名联名上书。4月30日,一千二百多举人在松筠庵谏草堂集会,康有为慷慨演说,各省举人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康在谏草堂奋笔疾书,一天两夜拟成一万四千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由梁启超、麦孟华“并日缮写”,到会应试举人都签了名。5月2日(四月初八),各省举人从松筠庵出发,奔向都察院,呈请代奏,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但只授他工部主事。康不想上任,又把“公车上书”变法图强部分加工后送都察院呈请代奏(第三次上书),竟获得意外成功。光绪对其奏文非常欣赏,一时朝野上下很有些革新图强气象。“公车上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之壮举,成为戊戌变法的先声。
        胡同之最
        北京城颇多堪称“之最”的胡同。
        最长的胡同,是东西交民巷。它与长安街平行,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北新华街。最短的胡同在琉璃厂东街东口,叫一尺大街。这条大街,长不过10来米,却号称“大街”,这或许正是北京人的幽默之处。最窄的胡同当推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它口宽80厘米,胡同中最窄处竟只有40厘米。弯最多的是前门外的九湾胡同,它实际有十三道弯。最长的一条斜街是原北京的重要水路大明沟,现在它的上面由北向南是西直门内大街、阜成门内的赵登禹路、复兴门内的太平桥大街和宣武门西的佟麟阁路,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斜街。北京有些很古老的胡同,如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金代就有,广内大街的北线阁、南线阁,宣外下斜街东口老墙根街,都存在于元大都之前。而最古老的街巷,却是宣武区长椿街国华商场后的三庙街一带,辽代时叫檀州街,已有九百多年历史。
        胡同交响曲
        胡同是生活区,也是商业区,北京城的格局是前朝后市,市场、集市集中在北城,但小商小贩却要走街串胡同,寻找自己的买主,小手艺人也要到胡同去找活儿干,他们或有一套生动风趣的吆喝声,或者有一套响器,在胡同里形成了一种特殊格调的交响曲。
        买卖人的吆喝分东西南北城,九腔十八调,按季给人带来喜兴。
        正月初一卖活鲤鱼,初二人们用它祭财神,应“鲤鱼跳龙门”的景。吆喝声似一首曲子:

        二月初一是“太阳生日”,卖太阳糕。太阳糕上捏一小红公鸡,吆喝起来就像唱:

        进了伏天儿,大家都愿买现成儿的吃,有卖馒头的,有卖豆汁的,生豆汁吆喝:

        熟豆汁又一样:

        还有卖小金鱼儿的、卖元宵的、卖黄花鱼的、卖豌豆黄的、卖鲜花的、卖清水杏的、卖桑椹儿的、卖老玉米的、卖豆腐脑的、卖西瓜的、卖冰核儿的、卖臭豆腐的、卖螃蟹的、卖葡萄的、卖各种鲜果的……各色买卖人没有不吆喝的,吆喝起来又都有腔有调有滋有味儿。于是一年四季里胡同中吆喝声不断,叫得老北京心痒痒的,现在许多老人回忆起来还感到格外亲切。
        但有些行当却不吆喝,他们用响器招徕顾客。
        卖油的敲一种约8寸长的木梆子,用木棍敲打,声音粗犷。卖烧饼、油炸鬼、麻花等食品的,用一根短小的梆子,中下方装有短木柄,撞击起来声音短脆。卖杂货的摇拨浪鼓。磨刀师傅用约半寸宽、长5、6寸的厚铁板六、七块,用绳连结,一摇就发出脆响。有时也吆喝:“磨剪子唻,镪菜刀!”剃头师傅用一把上窄下宽的“报君知”,用铁棍一拨,就发出颤颤巍巍的金属声。另外,打小鼓的是收购细软的,打皮鼓的收家常旧物,郎中用串铃,使大铜锣者是耍猴戏的……老北京的胡同里就这样从早到晚都在演奏着三百六十个行当的奏鸣曲,有一种天子脚下大都市的独特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