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形象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出现得很早。夏后氏(建立了夏王朝的部落)的先人以龙为图腾(即禹)。《说文解字》云:“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显然,虫、犬、豸、羊,是蛮、狄、貉、羌各部族远祖氏族的图腾。全球范围的图腾研究证明,人类的各个群体在采集与狩猎阶段都有过对动植物的崇拜痕迹。但龙并非实有的动物。它头上长角,嘴上有须,身上盖鳞,蛇不蛇,兽不兽,鱼不鱼,是一种想象的动物。据人们推测,在龙这种四不像的图腾形象身上应该反映的是多个氏族结合、同化的过程。(参阅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也就是说,龙图腾标示着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杂多群体,即杂多文化的融合体。
        当代中国音乐史论界人士已再三强调要扬弃“单一的、狭隘的血族概念”而“阐发符合历史真实的、共同文化的群体意义”,“不同意简单地把中国传统音乐视作‘汉族文化圈’的产物”,认为“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在同一个文化群体中既有历史上形成的共性;又有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特点遗留给具体乐种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个性”。(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
        自古华夏就是大国,在历史的风尘里,这块版图时有变更。内地汉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剪不断”的。无论是祥和互惠的商贾往来,上层公主的睦邻和亲,还是刀枪剑戟的频仍战事,它们之间文化的交流始终未断。音乐文化更是还多一个统治者有意输入的环节——历次公主的和亲都有乐师与乐器作为陪嫁。现今我国版图上的五十六个民族,从音乐文化的大范围来看,可分属世界三大乐系,即华夏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欧洲乐系。(参阅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但是哪个民族的文化血液都不纯粹,有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自己的传统音乐里竟囊括世界三大乐系类型的东西。“至今,维吾尔族的音乐家仍可清楚地辨别出《且比亚特木卡姆》中的汉族音调;而汉族音乐家也可从陕西省的民间音乐中找到西北边境兄弟民族的音调成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因为这种融合就怀疑它是否本民族的传统音乐。甚至,我们今天重新探讨历史上明确被宣称为‘华夏正声’的汉族‘清商乐’时,也可发现:无论从它的起源或从它流传发展的重大阶段说,甚至追踪到明代犹存的遗迹来说,其中也都包含着多民族的共同创造。史书公认为汉族音乐之‘纯种’的这个标本,真相也就如此。”(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

        

《昭君出塞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有着一份独特的宽容。站在史学的高度来看,中国的疆土虽曾有过数次分裂,但几千年中仍以统一为主。这个事实,是集权力量的显示,同时也是文化宽容的必然。试想,如若强求宗教的一致和文化习俗的一致,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其实,无论宗法文化与巫史文化的交融,儒道哲学的互补,异地宗教的移入,还是数十个现有民族的并存,都表明了中华主流文化的宽容性。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音乐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里,特征鲜明,一枝独秀,又表明它具有人文内涵深刻而耐人探索的整合性。不可否认,是长久的大一统政治,给予时间老人一个施展魔术的机会。世界上一些历史较短的大国,其文化往往缺少内在的关联,缺少一种整合效果。中国在这方面却得天独厚,充足悠远的历史流程使中华疆域内的所有文化,都向着某种统一精神悄悄地进行着适应性变异,相互融会以至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一种内在的相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根粗壮的枝蔓,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充分体现了它既统一又丰富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