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律历融通”的观念在思想界根深蔓长。持律历融通说的先哲们认为,音乐发音的规律与自然界时序流转的节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音乐一个八度(一个音域)有十二律,时序一年有十二个月,二者均遵循十二这个数字循环运作。早在战国时期《礼记· 礼运》载:“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其他典籍,如《吕氏春秋》、《十二纪》、《史记·律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宋史》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标扬“律历融通”观念,《汉书· 律历志》索性把“律”与“历”装载于同一志里,肯定其融通性。明代创制十二平均律的律学大家朱载堉专文阐述其观点:
        《周髀》曰:“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知寒暑之极,明代序之化。”是知律者历之本也;历者,律之宗也,其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故曰“律历融通”此之谓也。
        人类各种民族精神的重心,往往与其早期生存依托相关。远古时期,人类处于生产力极低的状态下,各地域人们的生存依托是千差万别的。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某些群体,不得不经常东征西讨,劫掠其它族群的资源;群岛上的居民,不得不发展水上航运;内陆的居民,自然依托稼穑……在这些不同的生存依托中,不同的民族精神便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依托征战的往往尚武;依托交换的往往重商;而依托耕耘的往往看重土地。中国是全世界最典型的农业国家,春播,夏耪,秋收获,风调雨顺就是丰年,水旱两灾就得遭殃,即所谓靠天吃饭。因此,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心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对大自然的依赖。以至于在对“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孟子)的静观默察中,能够触摸到音律的脉动——也是宇宙的脉动。有学者发现,中国古代音律与历的制定,竟与观察、辨别“风”的起止去来的规律相关。《吕氏春秋》的“音律”篇确有关于十二律的制定是依据十二个月的风之记载:
        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因此,中国古代典籍中屡见以“风”指称音乐的说法,如“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左传·襄公十八年);“风,歌也”(王充《论衡·明雩篇》);“匹夫庶妇,讴吟土风”(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诗经》所分风雅颂之“风”,也是民间音乐(包括舞蹈诗歌)之谓。
        我国位处北温带,西接欧亚大陆而东临大洋大海,一年四季的气候受季风的影响相当明显。每当温润潮湿的季风从东海频频吹向中原大地时,气温逐渐上升,此时意味着夏季的来临;每当干燥寒冷的季风由亚洲腹地阵阵刮向中原大地时,气温骤降,此时意味着冬季的到来。自古至今,以农耕为主的华夏先民,普遍知道“风”与“历”(季节与月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民间流传着数量相当可观的由“风”以知“历”(季节和月份)的农谚,便是明证。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不同节候的风吹动丝竹管弦发出的声响呈现出微妙的差别。具有音乐耳朵的瞽师(如《国语·周语上》所载“瞽告有协风至”之“瞽”)和伶人(如《吕氏春秋》所载“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之“伶伦”),通过风吹丝竹管弦发出声响的有规律变化,是可能把握“律”与“风”的内在联系的。(参阅韩林德《境生象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无论东方或西方,音乐,这种时间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其他艺术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因为它的状态无比玄阔——能够充塞宇宙,而又渺无踪影;它的“袭击”力令人无法抗拒,能够深达人心,而留下牵魂摄魄的隽永意味。因此,崇尚天地自然的中国人把音乐看成是宇宙的精魂,认为音乐的律动与宇宙的脉搏相一致;音乐的运行流转与“天地之气”相谐相伴,即“乐者天地之和”,“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