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阮瑀与陈琳俱在曹操幕下掌书记之职，以善写表章著称。其诗被钟嵘评为 “平典不失古体”，列为下品，可见不如其公文写作知名。

《咏史诗》二首，一咏秦穆公死时，以名臣子车氏 “三良”殉葬事; 一咏战国相争时，燕国勇士荆轲入秦国行刺秦王事。

先看其一。诗的前四句，述写本事。“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是从秦穆公的角度写，说他不该让贤臣三良从葬。“三良”均为子车氏之子，有百里挑一的才干。《诗经 ·秦风·黄鸟》咏叹说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维此仲行，百夫之防”;“维此铖虎，百夫之御”，意谓奄息、仲行、铖虎都是难得的人才。以这样的人才殉葬，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故开篇即以“误哉”表示慨叹。“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是从三良的角度写，说他们出于对君王的忠心，甘愿从葬。“低头”句至篇末，抒写对史事的感慨。“低头闚圹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是说人们并不认为这么做合理，但对于三良感恩图报的义举却又能够理解。“闚”同 “窥” (kui)，察看;“圹 (kuang) 户”，墓穴。窥墓之语，典出 《诗经》： “临其穴，惴惴其慄(临近从葬的墓穴，令人抖颤悲哀)。”“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意谓三良的报恩之举，感动得路人流下泪水，黄鸟也在高高的桑树上悲鸣。这两句也由《诗经》化出：“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苍天啊苍天，竟然杀我们的好人;如果准许为子车氏抵命，人们都愿奉献自身)”;“交交黄鸟，止于桑 (哀哀啼鸣的黄鸟，飞落到桑树上)”。

再看其二。诗的前四句，述写本事。“燕丹善勇士”，说燕太子丹为报作人质于秦国的仇恨，厚待敢做刺客的勇士;“荆轲为上宾”，是说太子丹慕荆轲之名，将其聘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是说荆轲为报答太子丹，决定借奉献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与燕国督亢之地为名义进入秦国，以利用进奉版图之机抽出藏于图中的匕首刺杀秦王，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素车”句至篇末，着重刻画荆轲上路的场景：以借助旁人的感受，突出荆轲感恩图报之举的动人心魄。这段抒写，系由《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化出，“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 (zhi) 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这两首《咏史诗》，写法相同，都是先述写本事，后抒写他人的感受评价;主旨也相同，都是赞美感恩图报的义举。为突出主旨，甚至不惜曲解史事。《诗经·秦风·黄鸟》 本是讥刺秦穆公的苛酷不仁。《毛诗序》 云，“ 《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左传》 云，“秦伯任好卒， 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銊虎为殉， 皆秦之良也。 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 ‘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史记·秦本纪》云，“穆公卒，葬于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又《史记·蒙恬传》云，“蒙毅对秦使曰，‘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然而，此诗却重在吟咏三良之义，虽也以“误哉”二字批评秦穆公之失，但轻飘飘的毫无分量。不过，其立意却也并非无据，自东汉以后，对《黄鸟》的解释已转为推许三良之义。《汉书·匡衡传》引其疏云：“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应劭注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 ‘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郑玄诗笺》亦释“从死”为 “自杀以从死。”又云：“秦人哀伤此奄息之死，临视其圹，皆为之悼慄。”此诗“低头闚圹户”句，便与郑玄笺释义贴近。

尤令人感兴趣的是，其同代人所作《咏史诗》，旨意皆与阮瑀所作相同。如同为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咏及三良之事与荆轲之事。其《咏史诗》咏写的也是三良事，同样突出“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即自愿身殉的旨意。为此，甚至根本否认古代有人殉之事，“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其有意曲解史实，走得比阮氏更远。阮氏所作颇近于王粲之作。王诗有“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 扣合 “低头闚圹户， 仰视日月光”句; “人生各有志， 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扣合 “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句。王粲佚诗断句咏荆轲，重点也在易水相别的场景：“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也与阮作相近。

何以汉末之际，士人对恩义关系如此重视呢?这一方面是由于皇权观念进一步加强，不仅对当代君主不敢非议，对前代君王也不敢批评，故对历史的评价重作解释，以消除任何对君王不利的看法，对三良的从死自然要曲为讳饰;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汉末之世天下动乱，士人为谋生存，不能不投靠有实力的朝臣或藩镇，其相互关系既有君臣之义，又有知已之义，传统的臣忠于主和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于此融为一体，故不能不格外强调恩义，以表白对所依主人的忠悃。王粲即曾投靠荆州牧刘表，阮瑀则为汉室丞相曹操记室，也许正是这一样的经历，使得二人的咏史之作有一样的主旨，都在诉说自己愿为厚遇自己的主人献身。可见咏史之作，大多并不是单纯的怀古，而有自身的感慨寄寓其中，实际是借古讽今。这本是咏史诗的一贯传统。相传最早问世的五言诗是班固的 《咏史》，《诗品》即云： “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后人的咏史诗，也同样难免 “有感叹之词”。说到底，人们认识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要实现历史，即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样，在对史事的怀念中，不能不有自己的抉择，不能不在古人的行事中投入自身的感受。读 《咏史诗》，不能局限于对史事的诠释，而应从中发现咏史者自身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