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俗研究。日本民俗学以基层文化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本国民族文化学特点。其发展历史分为六个阶段。一、滥觞期(1886—1906)。日本民俗学发展始于人类学,由人类学分化而来。1884年,由坪井正五郎、白井光太郎等人发起成立了人类学会(1886年改称东京人类学会),次年发行会刊《人类学会报告》(1886年改称《东京人类学会报告》,1887年改称《东京人类学会杂志》)。这些人类学者将民俗研究作为人类学分支,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调查和研究风俗习惯,范围包括衣食住行、社会组织、口承文艺、原始崇拜、岁时节日、婚葬习俗等方面。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主要登载于人类学会会刊。《风俗画报》(1889创刊)亦发表了大量的民俗资料。此期的主要人物坪井正五郎,著有《人类学中土俗调查之范围》、《土俗调查之三种益处》,将“民间传承”称作“土俗”,土俗研究则为“土俗学”,并介绍了大量的英国人类学等学说,他的论著和介绍活动为日本民俗学的先导;渡濑庄三郎的《我国婚礼诸风俗研究》(1886);田代安定的《关于萨南群岛风俗余事》(1890);铃木券太郎的《遗风研究中正月十四日、十五日的风俗仪式》(1891);水越正义的《上俗比较说》(1901);出口米吉的《粥杖考》 (1901) 、《关于禁忌语》 (1905), 《门松考》 (1906,借用泰勒的原始信仰理论阐述了门松之源)等,是这时期的重要成果。此外,1893年夏,由鸟居龙藏倡仪成立土俗会,当年召开第一次大会,会议主题为“日本各地新风俗”。次年起又召开五次,主题分别为“各地的赠答风俗”、“各地青年一年中的娱乐活动”、“育儿习俗”、“日本各地饮食状况”、“各地岁时活动的特点”。逐渐向乡土文化转化,为日本民俗学奠定了基础。
        二、形成期(1907—1924),即《乡土研究》时期。1910年,以柳田国男、新渡户稻造等人为首创立乡土研究会。1913年,柳田国男、高木敏雄创办《乡土研究》月刊。围绕乡土文化的研究,他们采取了尊重基层民族文化,积极分析研究日本乡土的态度,提出乡土研究的目的为阐明各乡土地区民众生活的规律。《乡土研究》的创刊,标志着日本民俗学业已形成。此期的主要成果有:柳田国男的《后狩祠记》 (1909),《石神问答》(1910),《远野物语》 (1910)。这三本著作是当时民俗学界最具影响的力作;此外,还有高木敏雄的《乡土研究的本领》 (1913)、《日本童话考》、《日本农业神话》 (1914)以及南方熊楠、中山太郎、早川孝太郎、折口信夫等刊载于《乡土研究》的论文。在《乡土研究》之前,还有石桥卧波、坪井正五郎等创办的《民俗》杂志和由折口信夫创办的《土俗与传说》。除刊物外,涩泽敬三、早川孝太郎、宫本常一等创办了日本民俗学史上第一座民具博物馆。
        三、确立期(1925—1933),即《民族》时期。由柳田国男、冈正雄、石田干之助等创办的《民族》杂志,使日本民俗学得以确立。此杂志在刊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等论文的同时,确立了民俗学的基本核心。此时期,折口信夫、松本信广、村松武雄等组织了“民俗学会”,创办会刊《民俗学》,出版《方言与土俗》、《乡土》、《九州民俗学》、《仙台乡土研究》、《福冈县乡土研究》等;日本广播协会东北分会举办《东北土俗讲座》,东京等地亦举办民俗讲座;外国民俗学理论的介绍有冈正雄译英国班尼女士的《民俗学概论》、后藤兴善译法国遮湼普的《民俗学入门》等;方法论方面,柳田国男在1927年的《蜗牛考》一文中,阐释了“方言周圈论”即后来的“文化周圈论”,认为“方言的地方差大体上表示着古语退化的过程”。主要论文有,柳田国男的《招婿考》、《桃太郎的诞生》、折口信夫的《古代人信仰的基础》、村松武雄、松本信广的《神话研究》、中山太郎的《农民阶级与民俗》等,成果十分显著。
        四、发展期(1934—1945),即“星期四会”时期。1933年9月起,每月两次,星期四上午在柳田家的书房里召开研究会,由柳田讲授《民间传承论》,培养了一支民俗学队伍,扩大了力量,显示出日本民俗学发展的一个方面。1935年7月召开了日本第一次民俗学大会,柳田在会上提出民俗学是研究本民族和本国的学问,是自我认识的学问,第一次公开提出“日本民俗学”的学术名称。大会建立起“民间传承会”,创办会刊《民间传承》。1934—1936年,民俗学者在柳田的指导下,对全国52个村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调查,后结集成《山村生活研究》出版。此期的著作、译作主要有,柳田的《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日本民俗学入门》(与关敬吾合著)、关敬吾译芬兰卡尔·科隆的《民俗学方法论》、山口贞夫译法国桑提夫的《民俗学概论》等。其中柳田的《民间传承论》是日本民俗学史上第一部民俗学概论书,成为日本民俗学发展的里程碑。柳田在《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中,提出了“重出立证法”(比较研究法),亦称“反复摄取的照相式证明法”,认为通过多次反复的调查和比较,找出民俗现象的先后次序关系,有利于民族基层文化的历史研究。
        五、重建期(1946—1957),即民俗学研究所时期。二次大战间,日本民俗学受到冲击,二次大战后,《民间传承》于1946年8月复刊,日本民俗学研究开始复苏。1947年3月,柳田主持成立了民俗学研究所。所址设在柳田家,主要有柳田、关敬吾、和歌森太郎、羽川清子、牧田茂、直江广治、今野圆辅、井之口章次、镰田久子等。民俗研究所大力支持小学课程的改进,在小学教材中增加了民俗学的内容,同时进行理论探讨。1950年起,民俗学研究所还组织调查了30多个孤岛,结集出版了《离岛生活研究》。1949年,民间传承会改称“日本民俗学会”,每月一次谈话会,每年一次年会,各地亦成立分会。1953年,《民间传承》改名《日本民俗学》。这一时期,日本许多大学开设民俗学课程,众多学者参加了讲授活动。图书出版物亦有增多,且多为大型丛书。如《全国民俗志丛书》、《民俗选书》、《民俗学辞典》、《年中行事图说》、《日本民俗图录》、《综合日本民俗语汇》、《日本昔话集成》、《金枝篇》、《民间信仰》、《日本社会民俗辞典》、《日本民俗学》等。民俗学博物馆亦发展迅速,如涩泽敬三在东京设民族学博物馆、小林存等在新潟大学创立民俗学馆、鸟越宪三郎在丰中市设市立民俗博物馆等。
        六、转折期(1962年以后)。1962年柳田逝世,此后日本民俗学的“中央集权制瓦解了。出现了各抒己见的局面”。不拘师说,回顾研讨柳田的学说理论成为此期的一大民俗学工作。既肯定了柳田国男在日本民俗学界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同时又对他的理论方法重新加以评定。波平惠美子在《日本民间信仰及其结构》中,突破旧说,提出新主张,造成了“三极结构争论”的开端。坪井洋文在《芋与日本人》中,不囿于柳田的水稻文化的单一说,提出了芋文化与水稻文化融合的复数说,在日本民俗学的各个方面引起了极大震动。福田亚细男提出了“时空民俗学”,将境界论”作为民俗研究的一个新方法。此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都市民俗的研究纳入了正式轨道。都市民俗学的兴起表现在都市民俗志的整理,如《成田市史·民俗编》、《入间市史·民俗、文化遗产编》、《八潮民俗资料》等,数量众多;都市民俗学理论书籍的出版,如《都市民俗论课题》、《传统都市的民俗结构》、《城街民俗与民俗学》,以及关于都市民俗学的专题讨论会等。此外,与邻近的中国、朝鲜等国进行民俗比较研究,亦是日本民俗学的一个新动向。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国家级民俗博物馆的建立,普及和发展了民俗学理论。柳田逝世后的20多年来,出版了许多民俗学著作、辞典、报告书,如《定本柳田国男集》、《折口信夫全集》、《宫本常一著作集》、《关敬吾著作集》、《日本民俗学文献总目录》、《民俗文献题解》、《日本民俗资料事典》、《日本民俗地图》、《日本民俗语大辞典》、《日本民俗学大系》、《日本的民俗》、《日本传说大系》、《日本的昔话通观》等甚多。学术刊物和团体以越来越细的学科分类出现。日本民俗研究正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