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论六家要旨》——汉初黄老学的尾声

我国古代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崇信黄老,他评论当时流行的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的学说,认为它们各有长短,只有道家最好。为此,他写了《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说,阴阳家教人按时令办事,比如春种秋收,夏长冬藏,这是对的。但他们把这个要求说得过了头,并且推广到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天该干什么,不宜干什么,都有说法,假若违背了,就会不吉利。让人们备受拘束,心里有许多害怕。我们今天说的“黄道吉日”之类,就是这一派的创造。

儒家让人学的东西太多,几辈子也学不完。太多,就让人不得要领。但他们区别上下尊卑,建立与此相应的礼义制度,是对的。

墨家太俭朴,生活艰苦,让人受不了。但他们要求努力生产,节约用度,是一条致富之路。

法家不分亲疏贵贱,一切以法律为准,不顾恩义、不讲情面,一时一事可以这样作,但不是长久之计。不过他们尊崇君主,主张各安职分,不得逾越,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名家死抠字眼,把道理搅来搅去,让人难以反驳,而结论又常常荒谬,比如说什么“白马不是马”。但他们根据名称或名义,去考察实际是否与名相符,这是不可不认真的。

道家让人精神专一,办事不露声色,却周知一切,领导一切。他们讲求时令,但不忌讳什么吉凶;他们采纳儒墨二家的长处,掌握名法二家的要领。跟着时代前进,顺应事物变化,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不恰当的。他们的要领简单,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成功多。他们讲“无为无不为”,这话难以理解,但做起来非常容易。他们“以虚无为本”,就是说不先定一个框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不抢先,也不落后,所以能领导一切。说他们有标准,又没有标准;说他们有规矩,又没有规矩。标准和规矩都要看时机和具体对象。他们不听那些空话,而是根据实际,让好坏自然分明。所以只要他们想办什么,没有办不成的。

司马谈还说,人之所以有生命,就是因为有精神,精神又必须寄托于形体。思虑过度,精神就会衰竭;劳累过度,身体也会损坏。精神离开形体人就死亡,死了就再也活不过来,所以圣人特别重视这件事。假如不能保重身体,不能使精神宁静,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道理何在呢?

由此看来,司马谈是黄老学派中的一员。汉武帝初年,他做过太史令。汉武帝到泰山封禅,这是千年不遇的盛典,其隆重的程度,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汉武帝没让他去,他因此而气死了。临死之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要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把《史记》写出来。

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6年)继承父志,写完了《史记》。司马迁忠于事实,不夸大,不缩小,也不隐讳。所以他也直率地批评了儒家和儒生。有人据此说他也是黄老道家学者,其实他只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

司马迁因替兵败被俘的李陵辩护惨遭宫刑,他以实事求是态度,大约写下了汉武帝的一些缺点,因而又一次触怒了武帝。据郭沫若先生说,可能在他写完《史记》不久就被武帝杀害了。

司马迁死后,黄老道家在政治舞台上就销声匿迹了。

几十年后,四川成都出了个严遵。他以算卦为生,借算卦教人为善。他挣够了一天的饭钱,就收摊回家,研究《老子》,有《老子指归》流传至今,是一部思想深刻的书。

严遵的情况表明,独尊儒术以后,道家就离开了朝廷,转向了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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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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