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阴符经》与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

《阴符经》的出现,是对我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总结。它的问世及广泛传播,表明我国古代人民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

在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就说过,与其崇拜天而赞颂它,不如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荀子坚信,努力生产就一定富足,人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必去敬拜鬼神。那个时代,人们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可以抵御水旱灾害;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医学有很大发展,可以挽救很多垂死的生命;人们通过数学运算,能够预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人们想,天上的星星怎么走都能掌握,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认识、不能掌握的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充满了自信。后来,社会生活虽屡经变迁,但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并没有消失。

但是, 人们的要求有时超过人们的实际能力。人发现药能治病,于是就想,假若有一种药,能让人永不得病,不就可以不死了吗?不过这样的药不是普通的药,而是一种特别好的药,于是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又自己炼制,企图使自己长生不死。

还有一些人,企图冬天制造出雷电,而夏天造出冰块。唐代末年,谭峭写了一本《化书》,说有些人想移山造河,有些人想制造动植物新种,甚至想让马儿飞,想让鱼儿跑。

古人的种种奇想,有些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空想,如长生不死。有些则是有益的科学幻想,一旦条件具备,就能实现。

奇想会导致荒唐,奇想也推动着人类进步,人们为实现这些奇想而不断前进,这就日益使人们相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至少是在魏晋之际,一部《龟甲经》上写道:“我命在我,不在天地。”这样的话,后来被许多道教著作反复引用。

中国古代,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三种主张:无为的、顺天道的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无为的主张以老庄为代表,他们主张保持事物的本性,否认人为地干涉事物的自然过程。他们反对络马穿牛,反对使用机械,甚至反对一切技术进步,反对一切认识活动。第二种主张顺从天道,这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这种传统不反对人为,但认为人为只应是帮助自然界,或叫帮助天,去完成自然界本来应该完成的过程。比如水往低处流,你开沟渠,引水灌田,导河入海,治理水患,这都是对的。但要想引水上山,旱地行船,这就是不顺天道。儒家说的圣人“辅相天地之宜”,圣人可以“赞天地化育”,“与天地相参”,就是这种主张。第三种传统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希求成仙的炼丹术士。人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过程,是天道,但他们却要让人不死,其手段是千方百计炼制丹药和黄金,然后服食,或者千方百计进行身体锻炼。他们相信,只要方法正确,就能达到目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天道的局限。

绝对的无为,就不会有人类一系列的进步;只讲顺从天道,也会大大束缚人的手脚。比如农业上“天时”、“土宜”是天道,但有人囿于土宜的原则因而排斥引种、移植。主张“我命在我”,其极端就是不顾客观规律,这是炼丹术士们炼金不成、求仙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过,主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毕竟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最积极的主张。假如和顺从天道相结合,就会是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正确主张。

人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践活动,有许多都是既顺从天道又积极行动的实践活动,并且也有相应的理论表现。如《吕氏春秋》中《尚农》四篇,就一面主张顺从天道,一面主张积极地改良土壤。唐代刘禹锡主张“天人交相胜”,就是企图从一般原则上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和顺从天道结合起来。

但是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企图有的只限于某些局部,如《吕氏春秋·尚农》等讲的只是些农业生产中的局部问题;有的则往往偏于一面,如把络马首穿牛鼻也说成是保持事物的天然本性;有的则把二者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开。如荀子主张“制天命”,却又主张“不与天争职”。如刘禹锡主张有时天胜人,有时人胜天,有些问题上天胜人,有些问题上人胜天。一般说来,他们都没有能够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阴符经》中,顺从天道和改造自然达到了有机的结合。顺从天道是前提,而天道的基本内容是五行生克,懂得了五行生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这样,顺从天道的本身包含着对自然的积极改造,而改造自然本身又是遵循着天道,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统一的,不是分开的。同时,它也不只是对某些局部情况的说明,而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普遍原则。

《阴符经》所阐述的原则,既是对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界实际关系的总结,也影响着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我国古代科学,曾经长时期地居世界领先地位。其中许多发明创造,都是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如纸,如火药,它们都是人类创造才能的产物。至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思想,则比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跑得更快,更远。

《阴符经》的主张,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要求获得了一种理论的形式。所以在《阴符经》以后,人们就常常援引《阴符经》,把它作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想根据。

思想来源于实践,然而人们的思想往往比人们的实践要跑得更快,并且会带动和引导人们的实践。当人们在一个方面有了创造发明以后,就希望在另一方面也有创造发明。当人们在几个方面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以后,也往往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的力量,甚至会做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事情。

《阴符经》出现以后,首先还是受到希求神仙长生的道士们的注意,并且成为道教的经典。道士们利用《阴符经》,为自己希求神仙长生辩护,为道士们施行的各种法术进行辩护,其中最重要的是呼风唤雨。

宋代道教,兴起了一个新的道派:雷法派。他们的宗旨,是“祈天福国,弘道化人,役使雷霆,坐召风雨,斩灭妖邪,救济旱涝”(《清微神烈秘法·雷奥秘论》)。他们的领袖人物不断受到皇帝的召见和重用,其中林灵素最得宋徽宗宠信,甚至权倾朝纲。这一派的理论就深受《阴符经》的影响。《清微道法枢纽》说:

师曰:黄帝云:“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心。”知此道者,我大天地,天地小我。

雷霆由我作,神明由我召……人皆神其神,唯圣人则不神所以神。

法也者,可以盗天地之机,穷鬼神之理。

可以说,这一派的创立、发展,与《阴符经》思想的流布直接相关。呼风唤雨是巫术。它是原始巫术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新的历史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征服自然的实际能力又赶不上思想所提出的要求,于是,这种本质上是合理的、积极的思想就表现为一种荒谬的行为。不过,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于中国,也出现于西方。

据美国哲学家梯利(Frank Thilly, 公元1865—1934年)所说,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在整个欧洲开始觉醒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欧洲人首先热衷的也是巫术和迷信。他们希望通过各种秘密的技术和神秘的方式,同精灵交通,发现自然界的奥秘,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梯利说,这种思潮荒诞而迷信,但它标志着进步,它面向未来,试图研究和控制自然,是近代科学的先驱。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迷信成分将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

元末明初,刘伯温作《郁离子》。其《天地之盗》篇讲:人,是天地之盗,但只有圣人懂得盗。盗,不是“发藏取物”,主要是“执其权,用其力”。如春种秋收,高处建房,低地凿池,水上行舟,因风作帆。一般人不懂得盗,以至于“遏其机,逆其气”。甚至只知道无限制地盗取自然界的物,这就要造成“物尽而藏竭”。刘伯温把前者叫作“天地之盗”,而把后者叫作“人盗”。

刘伯温的思想已经剥除了荒唐的成份。但是,无论是呼风唤雨的巫术还是刘伯温的思想,都没有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阴符经》的思想表明,中国古人,和西方古人一样,也强烈地要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他们不仅付诸行动,而且有相应的理论表现。中国的悲剧在于,近代社会没有给这种愿望提供充分发展的条件。

清朝末年,杨鼎臣写《阴符经解》,他说:老子崇拜柔弱,《阴符经》主张刚强;老子崇拜愚昧,《阴符经》推崇智慧。这就是说,在道家阵营内部,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传统。




分享到:

发布时间:2018-11-27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guji/laozi/daojia/35938.html,转载请保留。

Copyright © 2002-2017 可可诗词网 版权所有   
声明 :本网站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如果我们转载的作品侵犯了您的权利,请在一个月内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
津ICP备16003523号-4
友情链接:食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