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班固作《汉书》，把古代人物分为三等九级。孔子，是上上级的圣人，老子只是中上级，地位还赶不上孔子的弟子，只和“毛遂自荐”中的毛遂同级。班固还批评司马迁，说司马迁评论人和事，总是把道家放在前头，把儒家放在后头，结论总是和孔子的主张相抵触。所以班固对司马迁甚为不满。

魏晋时代，《老子》书风行天下，老子的地位。已大大提高了，至少是仅次于孔圣人。后来，大约有人主张老子也是圣人，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人写文章说，老子不是圣人。不过由此可以看出，老子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另一面，神化老子的运动继续在发展。至少在东汉末，老君就被称为太上老君。一些道教的信徒们说，“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他“存想丹田”，终于“道成身化，蝉蜕渡世”。从伏羲神农以来，“为圣者作师”。这就是说，老子也是修成的神仙，并且不仅是汉初采纳了他的学说，而且是从上古以来，就常常是帝者之师。所以他受到人民的祭祀。

汉代以后，神化老子的运动不断发展。东晋时代，葛洪写《抱朴子·内篇》说，修道的人应经常想念老君的“真形”。老君的真形是：高九尺，全身金黄，尖嘴，高鼻梁，眉毛五寸，耳朵七寸，脚上有八卦，坐在神龟上;楼是金的，屋是玉的，台阶是银的，衣裳是彩云做的，高高的帽子一层一层的，锋利的宝剑佩在身上;100多个童子跟着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每种几十个围绕在他的前后左右;头上是霹雳闪电;他的心像日月一样，无所不知。

东晋末或南朝初，有人整理道经，把它们分为“三洞四辅”。“三洞”最重要，“四辅”仅是“三洞”的辅佐。《老子》书被编入“四辅”的某一辅，不能入“洞”。这样的地位是非常低了。后来，又有人给道教的神仙排了座次。最高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仅是元始天尊所度的弟子之一。

在北朝，有些道士只讲老君，不讲别的。他们说，道家(实际指道教)起源于老子。天地开辟以前他就存在，他住在最高的天上，是一切神仙的首领。他部下有许多官吏，管着天地间的一切神灵。他能千变万化，不断地教化着世人。著名的道士寇谦之说，太上老君命令他改革道教，说张角等人的作法是错误的，吃金丹、行胎息之类也成不了仙，成仙必须要积德行善才行。

到了唐朝，唐朝皇帝姓李。当时有人一定会问，至少在心里嘀咕：你姓李的，李渊、李世民，为什么该做皇帝?为什么不该我做啊?我们看小说、看戏，那上面说，程咬金也做过几天皇帝呢。因此，古代的开国皇帝，就不能只依靠武力，还要找出神学的根据，表明他做皇帝是出于天意，神的意志。刘邦做皇帝，就编造了神话，说自己是“赤帝”(上帝之一)的儿子。李渊、李世民也如法炮制，说他们是太上老君的后代。他们这些后代都做了皇帝，祖先自然应该尊荣。于是，唐高宗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到唐玄宗，又叫人塑了自己的像，站在玄元皇帝的下首。后来人们发现，在有些庙里，玄元皇帝之下，站着六、七个唐代著名的皇帝。要知道，这时候，孔子的最高官衔才是“文宣王”。老子的地位超过了孔子。

唐玄宗命令，全国各个州郡，必须建玄元皇帝庙，后来又提高规格，把庙称为宫。“上清宫”之类的称呼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老子》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国家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吏，必须读《老子》，当时称《道德经》。参加国家考试的士人，《道德经》是必考的科目。后来唐玄宗又下令，国家考试中，单设“崇玄学”一科，精通《道德经》的，可以和精通儒家经典的士人一样，被选为国家官吏。还下令全国，每家都必须有一部《道德经》。唐玄宗亲自为《道德经》作注，说这是太上老君教导的修身、治国的道理。

跟着老子，庄子、列子、关尹、文子等一批道家人物的地位也提高了。庄子的著作，称为《南华真经》，《列子》书被称为《冲虚真经》等等，总之，它们和《道德经》一起，正式成为道教的经典。

《淮南子》的地位依然如故，我想，大约是因为刘安有谋反的嫌疑。

对老子的尊崇，引起了对《老子》一书的深入研究。唐朝初年，河上公《老子注》流行。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道教信徒，仍然把《老子》作为讲叩齿咽液、长生神仙的书。就在这一时期，成玄英作了《老子疏》。他认为，道是个“不有而有”、“不无而无”的东西。对道的理解，不应执著于有，也不应执著于无，甚至不应执著于那么“不执著”。道离不开物，物也离不开道，这是对道、对道和事物关系的正确理解。成玄英不反对求长生，但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长生，主要是因为有了欲望和竞争的念头，假若没有欲望和贪求，不去和别人争强斗力，而是心中平和，谦恭柔弱，就可以长生。

成玄英之后，道士李荣作《老子注》。他说常道是“虚极之理”;不常之道是“常俗之道”。在李荣看来，治国和求长生一样，都是常道，是虚极之理，因而具有同样的价值。李荣把太上老君描绘成一个关心下民疾苦的神仙， 把《老子》一书说成是治国的纲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李荣都把《老子》的文句解说成治国之道。比如“音声相和”，李荣说这是讲的教化百姓;“高下相倾”，李荣说这讲的是君民关系，如君主胡作非为，百姓们就会把他推翻。

彻底以修身、治国的立场注解《老子》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12—755年在位)。李隆基作了《老子注》，又作《老子疏》。他认为，《老子》的宗旨，在于修身、治国。修身要去掉私心，减少欲望;治国要实行无为之治。他说每个人出生时，都禀受了一个虚无静寂的本性。人，应该保持自己的本性，不过分贪求才是。而老子的道，就是让人们认识自己的本性，修养自己的心灵。

唐玄宗的《老子》注、疏完全不讲长生不死，只要人们安守本分。他认为人们修炼的最终结果，不过是可以寿终正寝。

从李荣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老子》注、疏，表明人们企图再一次地把《老子》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但是，情况变了，儒家已牢牢地成了治国的指导者，孔子成了先圣先师，老子及《老子》书再也无法恢复他们在汉朝初年的荣耀地位。

至少从唐代开始，《老子》一书事实上成了道教的最高经典。老子和太上老君也成了同实异名的概念。“老”，也成了道教的代名词和同义语。唐代儒者反对“佛老”，“老”指的就是道教;宋代儒者批评“老氏”，“老氏”指的就是道教。老子，还有庄子等，和道教已经无法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