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外来文化的渗透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它可能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的渗透,也可能是一种语言和思维方式的渗透,也可能是一种审美趣味的渗透。有时候是全面的渗透,有时候是某一方面的渗透。接受渗透的一方,或者全面的吸收,或者选择性的吸收。刘勰的《文心雕龙》表明,有选择的吸收是完全可能的。《文心雕龙》的诞生,充分地说明,华夏文化在开放的阶段,是多么善于从域外文化中吸取灵感、吸取营养,来充实自己。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征引博赡,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杰构。而该书的作者刘勰是一位佛教信徒。那么,《文心雕龙》的诞生和刘勰是一位佛教信徒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某种联系呢? 从历代公私书目的著录来看,没有人将《文心雕龙》归入释家类的。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或入“总集类”、“别集类”,或入“子杂类”、“诗文评类”,或入“文史类”、“文说类”。历代的佛教目录,也从未将《文心雕龙》收进去。人们自然注意到刘勰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但也都肯定《文心雕龙》与佛教无关。元人钱惟善的《文心雕龙序》中说:“夫佛之盛,莫盛于晋宋齐梁之间,而通事舍人刘勰生于梁,独不入于彼,而归于此,其志宁不可尚乎!”清人史念祖《俞俞斋文稿初集·<文心雕龙>书后》中说:“《南史》本传称其长于佛理,都下寺塔、名僧碑志,必请制文,是固寝馈于禅学者也。顾当摛藻扬葩,群言奔腕之际,乃能不染内典一字,视王摩诘诗文之儒释杂糅,亦可以为难矣。”
        《梁书·刘勰传》中提到,刘勰“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由此可见,刘勰精通佛教典籍,编过佛经的目录。刘勰的《文心雕龙》,显然得力于他的佛教文献学、目录学的知识。
        从《文心雕龙》的内容上,确实看不出佛教的影响。恰恰相反,《文心雕龙》处处渗透儒家的文学思想,表现出一种卫道的热诚。这部文学批评巨著一开始就标举“原道”、“征圣”、“宗经”的旗帜,而对当时偏离儒家正统的卑靡文风表示不满:“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文心雕龙·序志》一篇提及作者著述本书的动机时说: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这完全是儒家的口吻。是“随仲尼而南行”,而不是随佛祖而南行。从《文心雕龙》所征引的书来看,多是一般的儒家著作,直接引用佛家名词的地方很少。《论说》一篇中说:“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这是《文心雕龙》中偶然引用佛语的一例。
        尽管《文心雕龙》阐述的都是儒家的文学理论,作者著述的动机也与佛教无关;可是,《文心雕龙》的写作显然借鉴了佛典的经验。例如,罗什所译龙树《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都是思虑周密、辨析周详、体制宏大的作品。佛典喜欢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有很多概念作支点,比较注重形式逻辑。儒家建立的是一个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不太重视形式逻辑。《文心雕龙》正是构筑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是全书的纲;《辨骚》、《明诗》至《书记》,共二十一篇,是文体论和分体的文学史,系统地论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历史发展和写作要点;自《神思》至《总术》,计十九篇,加上《物色》,共二十篇,是创作论,论述文学创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时序》和《才略》谈文学史和作家论;《知音》、《程器》谈文学批评;最后一篇《序志》是自序,介绍写作动机、宗旨、全书的结构。从《序志》中看,刘勰的分篇和叙次,颇费心思: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文心雕龙》中对文体的分类极其细密。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中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这是刘勰注重逻辑的一个例子。
        注重逻辑、构筑庞大体系,则必然重视辨析概念。佛典中往往用大量文字来辨析概念,用概念作支点,构成骨架,填以血肉,然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例如,《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三中说:“佛告大慧,有三种意生身。云何为三? 所谓三昧乐正受意生身,觉法自性性意生身,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修行者了知初地上增进相得三种身。”接着,大慧又问“三昧乐正受意生身”是什么意思,“觉法自性性意生身”、“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是什么意思,世尊都一一作了回答。
        又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六三开首便开始概念的辨析: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因缘故名为般若蜜多?”下面便是佛解析概念的大段文字。
        刘勰显然是从佛典的整理、编目中得到启发,所以《文心雕龙》的每一篇,都要把概念说清楚。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原道》,首先解释“文”这个概念,由自然之“文”到社会之“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再如《诠赋》篇开首便解释什么叫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颂赞》篇也是从解析概念开始:“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后面又解释什么是赞:“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至如《铭箴》一篇,对“铭”的概念未作直接的界定,而是旁征博引,“详观众例,铭义见矣”。让读者自己从众多的例子中归纳铭的定义。对于“箴”,则作了直接的说明:“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诔碑》中说:“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碑者,埤也。”《哀吊》中说:“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
        《文心雕龙》中文体论的部分,先明确概念,容易做到。至于创作论部分,概念的界定比较困难,而刘勰仍然是力求说明,用举例描写形容的种种办法来明确其概念,这就更可以看出佛典的修养对他的帮助。如《神思》一篇,要对艺术思维这一概念作出说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反佛和护法两派之间的论争十分激烈。例如晋宋之际关于“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宋代关于“均圣”的争论,梁代关于“神不灭”的争论;佛教内部还有不同学派的论争。这些论争锻炼出佛教徒很高的辩论技巧。刘勰留下的两个单篇中,就有一篇论辩性的文章——《灭惑论》。《文心雕龙》中有《论说》一篇,提及议论文的要点: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其见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其中“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正是佛家议论文追求的风格,也是刘勰《文心雕龙》追求的风格。所以,看《文心雕龙》的说理,总是力戒偏激偏胜,客观公允,不枝不蔓,所谓“圆通”,不“枝碎”,理分条析。例如《情采》讲文与质的关系,既讲“文附质”,又讲“质待文”;讲老子说“美言不信”,又讲“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夸饰》一篇,既讲夸饰的作用“壮辞可得喻其真”,又讲“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从而提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主张。《隐秀》一篇,既讲“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又讲“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从而提出“自然会妙”的主张。《丽辞》一篇,既讲“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又讲“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从而提出“理圆事密,联璧其章;叠用奇偶,节以杂佩”的主张。
        《文心雕龙》的庞大结构、严密逻辑、对概念的辨析、说理的圆通,均得益于作者佛教文献学、目录学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作者坚实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相结合,便产生了《文心雕龙》这样一部文学批评的皇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