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是向士大夫和民众同时进军。从文学的角度去看,佛教同时地向正统文学和俗文学进行渗透。宋元以前,主要是诗歌散文的时代。宋元以后,小说和戏曲逐步壮大,终于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取诗文而代之。事实上,早在通俗小说成熟之前,在六朝的志怪、唐朝的传奇、唐代的“说话”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到佛教或明或暗的影响。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对俗文学的影响。
        就中国古代文学的四种体裁(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而言,小说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诗歌受佛教的影响最小。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朝。真正产生大的影响,已是六朝时期。而中国的诗歌成熟较早。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诗歌形成了抒情的传统。况且,中国诗歌对民族语言的依赖极强。所以,佛教较难对中国的诗歌施加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小说的情况则与诗歌不同。古代小说的源头虽然很长,可是文言小说的成熟,已经到了唐代;通俗小说的成熟,一直迁延至宋代。所以,西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施展自己的影响。况且,佛教文学长于叙事、故事性强,富于想象。这些特点正好适应了小说发展的需要。
        通俗小说的先导是唐代的说话艺术。唐代的说话按照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的分类,可以分成民间的说话、宫廷中的说话、寺院里的俗讲三种。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元氏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就是李娃的故事。李娃是长安名妓,“一枝花”是她的别名。这个“一枝花话”就是唐代民间说话的例子。郭湜《高力士外传》中说:“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太上皇就是玄宗李隆基。当时他的儿子肃宗皇帝把他幽禁在冷宫,他心情抑郁,高力士就设法替他解闷。“说话”就是讲故事。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从民间进入宫廷。这是唐代宫廷中说话的例子。至于唐代寺院里的俗讲,必须追溯到六朝寺庙中的“唱导”。慧皎《高僧传》卷一三《唱导》中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唱导的目的是宣讲佛理。为了使人领悟,“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这就很带艺术的意味。其效果确实也很可观:“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及至唐代,化俗的讲经发展为俗讲。近人向达有《唐代俗讲考》一文,对唐代俗讲作了缜密的考证。又有很多学者作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将唐代俗讲的情况大致弄清楚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最早提及俗讲二字:“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膝。元和末,俗讲僧文淑(当作溆)装之,笔迹尽矣。”文淑法师在会昌时是最出色的俗讲僧。赵璘所著《因话录》中提到:
        “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唐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赵璘明显的是一种鄙夷的态度,但是,从这段攻击文字中可以看出,文溆的俗讲是多么受到民众的欢迎,以至造成了轰动的社会效应。段安节《乐府杂录·文淑子》说:“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
        从敦煌遗书(伯3849)中,可以得知俗讲的仪式:
        “夫为俗讲,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座了;《温室经》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字了;便说经本文了;便说十波罗蜜等了;便念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会了;便回向发愿取散云云。已后便开《维摩经》。讲《维摩》,先作梵,次念观世音菩萨三两声;便说押座了,便素唱经文了;唱日法师自说经题了;便说开读了;便庄严了,便念佛一两声了,法师科三分经文了;念佛一两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名字了;便入经说缘喻了;便说念佛赞了,便施主各发愿了;便回向发愿取散。”
        俗讲和僧讲都称讲经,但内容不同。僧讲以讲解经文为主,对象是出家人;俗讲以讲故事为主,对象为一般的世俗男女。日本沙门圆珍所撰《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大正藏》卷五六)中说:
        “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讲。安居月传法讲是(不集俗人类,若集,僧被官责)上来两寺皆申所司(京经奏,外中州也,一日〔月〕为期)。蒙判行之,若不然者,寺被官责(云云)。”
        俗讲一面向世俗男女宣扬佛教,一面也要适应市民的兴趣。俗讲在当时很热闹,韩愈《华山女》诗中曾经给以形象的描绘和渲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殿;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俗讲不一定讲佛教,常常涉及非宗教的内容。例如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云:“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可见俗讲除了以教义争取信徒之外,尚有敛财的目的。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指出:“形式上,(俗讲)继承了佛教艺术的某些特点,也吸收我国民间艺术的某些长处,使俗讲的艺术形式渐趋活泼。如韵散结合,加强音乐性和歌唱,就既有佛教唱导、呗赞的传统,又有我国讲唱文学的特色,其中叙事用骈俪,则完全是中国的特色。如为了适应文盲听众,俗讲时铺挂画卷,就既是佛教艺术的特点,又有我国汉代‘图、传、赞’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民间说话的底本已失传,我们无法判明当时的‘说话’和‘俗讲’到底相互影响到什么程度。但和尚本非艺人,为了做佛事吸引听众,却使其故事内容和歌喉都很动听,以至‘听者堵咽寺舍’,则必然和吸取民间说话艺人的技巧直接有关。”
        敦煌遗书的发现,使人们大开眼界,也使后人知道了六朝至唐的俗文学的情形,知道了俗讲和变文是怎么回事。变文是唐代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它是糅合了佛教的唱导、俗讲和中国的诗歌、杂赋、说话两方面的营养而产生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其内容则有佛经故事、历史传说和故事。
        变文之为何物,曾经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成为周绍良、白化文所编《敦煌变文论文录》的中心议题。应该说,对变文的解释,尤其是在细节方面,至今还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里,只能介绍比较公允、圆通的观点。所谓变,就是变化。佛教所谓变,就是显现幻境,又称变现。刘宋时法显所著《佛国记》中说:“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人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据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变相就是变现出来的景象,所以人们就把描绘这种变相的图画也叫作变”,“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变相有关系,变文就是变相图的说明文字”。敦煌遗书的说唱文学名称很多,体裁很多,变文只是其中的一种。变文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舜子至孝变文》,以六言为主,是赋体;而《伍子胥变文》却是四六文。

北魏《降魔变》(敦煌第254窟)

唐代《涅槃变》(敦煌第158窟)

        变文成为后来的宝卷的直接渊源,从而又影响到后来的弹词、鼓词等民间说唱。早期的宝卷,多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因果报应、佛法灵验等。形式上以七言、十言的韵文为主,中间杂以散文。现存《香山宝卷》,一般认为是宋普明和尚的作品。后来,宝卷中的世俗题材逐渐增加。作者和演出者中间出现了一批专业的艺人。每部宝卷通常分成二十四品,经词除白文、开经偈、焚香赞和收经偈外,大多用驻云飞、黄莺儿、山坡羊、雁儿落、傍妆台等曲牌组成。又多用三字两句、四字一句的梆子腔、十字乱弹调,以便于诵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