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比较宗教学”,它的最初动力源于为证明某一宗教信仰的“优越”而对其他宗教进行的批判。18世纪法国的一位耶稣会教士拉菲托常被推崇为近代宗教人类学的倡导者,而称一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诗人、思想家色诺芬尼为该学科的先驱。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多以原始民族为重心,所以又称“原始宗教学”,日本学者较多使用“宗教民族学”,的概念。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一是文化人类学方向,一是社会人类学方向。前一个方向对于确定宗教有无起源、起源于何时以及如何进化的问题有决定性的意义。宗教神学论者认为宗教对于人类是一种天赋的永恒现象。宗教人类学通过对全人类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宗教的进化史,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宗教思想天赋论,为树立唯物主义的宗教起源论奠定了基础。泰勒、约翰·卢鲍克、斯宾塞、马雷特、弗雷泽、安德留·兰等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深入研究的主要代表。到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一些宗教人类学者认为研究原始宗教要涉及原始社会,因此似乎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进化模式的结论,于是他们更多地去研究原始宗教在社会中的职能和结构,形成了宗教人类学的第二个方向。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杜尔凯姆与弗洛伊德,他们都以图腾作为理论发挥的中心。杜尔凯姆认为图腾是神的象征,而神则是部落的人格化。图腾本身并无特殊的意义,只是一种作为“集体意识”的象征性的社群情感,宗教便是巩固社群生活的象征手段,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弗洛伊德则从图腾是一种心理情结的象征的前提出发,提出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制度常常成为个体发育史上心理历程的一种表现。杜尔凯姆等人的研究方向开启了后来的两个新派别:在英国为功能学派,在法国为现代结构人类学;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启了“文化与人格”学派。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A·范冈内普、C·列维-斯特劳斯、E·里奇、古斯塔夫·荣格等是这些新学派的重要代表。宗教人类学还与神话学的研究相结合,以便说明宗教各种因素的内在关系。马林诺夫斯基与范冈内普特别研究了神话与宗教仪礼的密切关系。以后产生的“神话与仪礼学派”、“神话原型批评学派”都与宗教人类学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