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民俗学是在俄国民俗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并发展了俄国民俗学的传统。俄国从19世纪中叶起陆续出现了著名的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德·阿努钦、玛·柯瓦列夫斯基、列·什捷恩别尔格、谢·托尔斯托夫等等。俄国著名的大学如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都设立了关于民族学(其中包括民俗学)的教研室、博物馆,开设了这一学科的讲座,出版了许多有关的专著。这些,都为苏联民俗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苏联的民族学中民俗学研究工作开展迅速。先后成立了苏联民族学研究所,大学(如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大学)里有的设立了民族学系,有的开设了讲座,有些城市还建立了各种有关的科研机构,开展了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大规模研究,获得丰硕成果。如1924年至1930年出版了六卷《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1926年至1929年出版了四卷《苏联民族学资料》等等。
        苏联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也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有些研究家过分夸大了民族学的意义,广拓它的研究范围,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无所不包;另一些人则将它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双方展开了公开的论战。1932年召开了全苏民族学、考古学会议,决议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提法是错误的、有害的。会后,研究机构有的缩小, 有的撤销。苏联民族学、民俗学的发展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很快恢复并迅猛发展。以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为例,它的科研人员由战前的50名增加到160名,后又增加到300名。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不断改进。苏联学者更加充分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不但研究国内各民族的民俗,还研究世界民族的民俗。于1954—1966年间陆续出版了十八卷《世界民族志》, 自70年代开始又陆续出版了二十卷《国家与民族》,出版了《现代世界民族发展过程》、《欧洲各民族起源和民族历史》、《亚洲国家年历上的习俗和仪式》、《原始社会史》等等。国内方面,重视现实生活习俗的研究,1951年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苏联农村生活习俗的著作,如恩·叶尔绍夫、恩·基斯利科夫等合著的《塔吉克集体农庄农民的文化与生活》等等,也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居民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状况及婚姻礼仪等等的著作。
        苏联的民族学、民俗学者认为在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中要特别重视研究各民族文化习俗传统形式及民族意识的保存与变化,特别注意研究现代民族的民族特点。他们又提出了“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并将它分为两大基本范畴:“民族共同体”和“民俗共同体”。前者有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民族文化特点,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后者又分为两个基本类型:“民俗集团”和“历史民俗区”。民俗集团为民族内部的分支;历史民俗区则较民族更广,包括若干民族在内的具有一定文化共同点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