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君兼宗师
在历代皇帝中,以超等宗师自居,并在宫殿大讲禅法的只有雍正皇帝。雍正敢作敢为的性格,也充分体现在他与佛教禅宗的关系上。
雍正曾把近百年前的旧案重提,目的是为明代禅宗一系的圆悟与法藏之争盖棺论定。圆悟与法藏主要活动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在名义上圆悟是法藏的老师。但法藏并非真正得法于圆悟,为了取得临济宗的嗣法地位,他才拜圆悟为师。圆悟对此也心中有数。后来两人在禅宗五家的隶属关系与五家宗旨上多有不合,矛盾公开激化。此后,法藏在自述悟法经过时,只字不提圆悟。圆悟对此破口大骂,大张挞伐,称之为“无耻之甚”。当圆悟听说法藏去世的消息时,毫无哀痛之心,力诫门徒不要信从法藏的话。但法藏一系在明末清初仍有影响。许多明末遗民,怀着无限的故国之思,为了做义不食周粟的志士仁人,便纷纷出家,投奔到法藏一系,这样出现了法藏一系“门多忠义”的情景。身为一国之主的雍正,本可以运用世俗的权力加以诛伐。可他又是一位崇信禅宗的皇帝,深知从佛教内部来判定法藏为“魔藏”,把他革除教门,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效果更佳。于是,雍正便要为圆悟、法藏之争当判官了。
雍正为此亲自“御制”了长达八卷的《拣魔辨异录》,认为圆悟的《语录》,单提向上,直指人心,深得曹溪一宗之正脉,而法藏之言,全是无知妄说。后世尽管有人看出法藏一系的荒谬,由于人微言轻,反响不大。如果任其发展,势必长人邪见,断灭正见,以至于人人承其魔说。如果不予剪除,事关重大,终将祸及“诸佛法眼,众生慧命”。雍正表示有鉴于此,尽管自己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但不出来痛斥法藏的邪说已于心不忍。为了去邪扶正,他不得不出来拣魔辨异。雍正的结论是,法藏为“空王之乱臣,密云之贼子,世间出世间法并不可容者”。有了“乱臣”、“贼子”的定论,可见,世间与出世间均可人人得而诛之。最后,雍正皇帝宣布了对法藏一系的处理结果。凡属法藏一系尽行削去支派,不许说法,永远不许再入祖庭。如其改宗,获得正见,仍可秉拂讲法。若有不服者,可与他庭辩,所见所论,比他雍正高明,他即可收回禁令,允许法藏一系传承。如果伎俩已穷,败不服输,乞求怜悯,他雍正定当从严惩处。当然,真有人去庭辩的话,结果也在预料之中。这样,法藏一系就被雍正皇帝的大棒打下去了。
雍正在未登基之前,就对禅宗的妙悟感兴趣,常常模仿公案而炫耀自己的禅机。这里可略举数例。一年除夕时,有一个僧人问:“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雍正说:“岁月蹉跎,何暇戏论?”僧人说:“我小僧是真心实意请教。”雍正说:“来年的此月此日此时再向你说。”那个僧人致礼拜谢。雍正拿起笔画了一押,说:“立此存照。”再如,有一天,雍正在外赏花饮酒,很晚才回到寝室,他喊侍从点灯来。侍从拿着灯进来了,雍正却把灯吹熄了,说:“点灯来。”当重新点燃的灯又拿进来时,雍正又把它吹灭了,说:“点灯来。”侍从这时说:“您醉了。”雍正大声喝道:“快点灯来!”侍从急忙又点燃了灯。雍正说:“灯下你仔细看看,是我醉了呢? 还是你醉了呢?”又有一次,有一个僧人问雍正:“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君王得一而坐致太平,衲僧得一又将如何呢?”雍正说:“清、宁、太平。”这个僧人致礼称谢。雍正说:“可惜你不是衲僧。”僧人说:“为何不是?”雍正说:“因为你没有得到一。”僧人说:“谁是衲僧?”雍正说:“我是衲僧。”僧人说:“王爷怎么能得一呢?”雍正说:“我却不是衲僧。”僧人说:“王爷为何前后矛盾呢?”雍正用左手拍膝说:“衲僧”,又以右手拍膝说:“衲僧”。后来,雍正登上皇位,在《御选语录》中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他的这些禅机,并很自豪地认为:“今见昔人之语,与朕之所言,多不约而暗符,无心而自合。圆音如是,不禁哑然。此足表千年而异口同声,非有意一字之雷同剿说也。”其实,他的这些机锋实在肤浅得很,有些只是故意卖弄而已。
雍正不仅自己常用机锋,还向王公大臣传授禅法。他在《当今法会》的序中吹嘘自己在听政余闲,与王公大臣们讲论禅法,自春到夏,不到半年,其中能彻底洞明者已达八人之多。他说古今禅僧,或息影云林,栖居泉石,或艰难旅行,到处参堂,真能了悟自心者,却是凤毛麟角。而在半年之内,经他提示,便有八人大悟,实乃法会盛事。雍正郑重声明,他身为帝王,并不稀罕什么虚名,也不会胡乱传授禅法。而这八位王公大臣,学问渊博,公正忠直,从无欺妄,岂肯为诌谀小人之事?其实,这种声明,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写照。
禅宗史上有师徒传授而得印可之说,得到禅师印可后,便能开堂讲法,独立门庭。一般来说,著名禅师才有这一权力。雍正皇帝既自嘘己得正法眼藏,有鉴于当时的现状,便要亲自执掌这一禅宗传统的“印可”权。他说:当时的普天之下,万刹万僧,万僧万佛,师以盲传,弟以盲受,人人提倡禅法,个个不了自心,岂不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垂绝如线。针对当时禅僧们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佛卖衣,倚托势力等情形,雍正遂颁诏晓示丛林,对于那些自信无疑的诸刹堂头,如愿来京见他雍正的可以到京来,他自当以佛法接之,果真知见超越,他必定会褒赐“禅师”这一称号。如果有僧人为了贪求名利,心存侥幸,只要到了他面前,定会水落石出,他雍正会不留情面,而把来者投入法网。
雍正作为一国之君,当然要宰制人世间;他又想作空法之王,力图主宰出世间。在雍正那里,国君与法、人世间与出世间浑然一体。不管是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还是作为表率出世的超等宗师,雍正都想有所作为。
然而,一位有卓越才华的历史人物毕竟左右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雍正可以创造一个人间太平盛世和佛教繁荣时期,但无法让这种繁荣长驻。在雍正之后的清王朝,出世间与人世间,有着类似的共同命运,国运日衰,佛教式微。
雍正曾把近百年前的旧案重提,目的是为明代禅宗一系的圆悟与法藏之争盖棺论定。圆悟与法藏主要活动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在名义上圆悟是法藏的老师。但法藏并非真正得法于圆悟,为了取得临济宗的嗣法地位,他才拜圆悟为师。圆悟对此也心中有数。后来两人在禅宗五家的隶属关系与五家宗旨上多有不合,矛盾公开激化。此后,法藏在自述悟法经过时,只字不提圆悟。圆悟对此破口大骂,大张挞伐,称之为“无耻之甚”。当圆悟听说法藏去世的消息时,毫无哀痛之心,力诫门徒不要信从法藏的话。但法藏一系在明末清初仍有影响。许多明末遗民,怀着无限的故国之思,为了做义不食周粟的志士仁人,便纷纷出家,投奔到法藏一系,这样出现了法藏一系“门多忠义”的情景。身为一国之主的雍正,本可以运用世俗的权力加以诛伐。可他又是一位崇信禅宗的皇帝,深知从佛教内部来判定法藏为“魔藏”,把他革除教门,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效果更佳。于是,雍正便要为圆悟、法藏之争当判官了。
雍正为此亲自“御制”了长达八卷的《拣魔辨异录》,认为圆悟的《语录》,单提向上,直指人心,深得曹溪一宗之正脉,而法藏之言,全是无知妄说。后世尽管有人看出法藏一系的荒谬,由于人微言轻,反响不大。如果任其发展,势必长人邪见,断灭正见,以至于人人承其魔说。如果不予剪除,事关重大,终将祸及“诸佛法眼,众生慧命”。雍正表示有鉴于此,尽管自己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但不出来痛斥法藏的邪说已于心不忍。为了去邪扶正,他不得不出来拣魔辨异。雍正的结论是,法藏为“空王之乱臣,密云之贼子,世间出世间法并不可容者”。有了“乱臣”、“贼子”的定论,可见,世间与出世间均可人人得而诛之。最后,雍正皇帝宣布了对法藏一系的处理结果。凡属法藏一系尽行削去支派,不许说法,永远不许再入祖庭。如其改宗,获得正见,仍可秉拂讲法。若有不服者,可与他庭辩,所见所论,比他雍正高明,他即可收回禁令,允许法藏一系传承。如果伎俩已穷,败不服输,乞求怜悯,他雍正定当从严惩处。当然,真有人去庭辩的话,结果也在预料之中。这样,法藏一系就被雍正皇帝的大棒打下去了。
雍正在未登基之前,就对禅宗的妙悟感兴趣,常常模仿公案而炫耀自己的禅机。这里可略举数例。一年除夕时,有一个僧人问:“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雍正说:“岁月蹉跎,何暇戏论?”僧人说:“我小僧是真心实意请教。”雍正说:“来年的此月此日此时再向你说。”那个僧人致礼拜谢。雍正拿起笔画了一押,说:“立此存照。”再如,有一天,雍正在外赏花饮酒,很晚才回到寝室,他喊侍从点灯来。侍从拿着灯进来了,雍正却把灯吹熄了,说:“点灯来。”当重新点燃的灯又拿进来时,雍正又把它吹灭了,说:“点灯来。”侍从这时说:“您醉了。”雍正大声喝道:“快点灯来!”侍从急忙又点燃了灯。雍正说:“灯下你仔细看看,是我醉了呢? 还是你醉了呢?”又有一次,有一个僧人问雍正:“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君王得一而坐致太平,衲僧得一又将如何呢?”雍正说:“清、宁、太平。”这个僧人致礼称谢。雍正说:“可惜你不是衲僧。”僧人说:“为何不是?”雍正说:“因为你没有得到一。”僧人说:“谁是衲僧?”雍正说:“我是衲僧。”僧人说:“王爷怎么能得一呢?”雍正说:“我却不是衲僧。”僧人说:“王爷为何前后矛盾呢?”雍正用左手拍膝说:“衲僧”,又以右手拍膝说:“衲僧”。后来,雍正登上皇位,在《御选语录》中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他的这些禅机,并很自豪地认为:“今见昔人之语,与朕之所言,多不约而暗符,无心而自合。圆音如是,不禁哑然。此足表千年而异口同声,非有意一字之雷同剿说也。”其实,他的这些机锋实在肤浅得很,有些只是故意卖弄而已。
雍正不仅自己常用机锋,还向王公大臣传授禅法。他在《当今法会》的序中吹嘘自己在听政余闲,与王公大臣们讲论禅法,自春到夏,不到半年,其中能彻底洞明者已达八人之多。他说古今禅僧,或息影云林,栖居泉石,或艰难旅行,到处参堂,真能了悟自心者,却是凤毛麟角。而在半年之内,经他提示,便有八人大悟,实乃法会盛事。雍正郑重声明,他身为帝王,并不稀罕什么虚名,也不会胡乱传授禅法。而这八位王公大臣,学问渊博,公正忠直,从无欺妄,岂肯为诌谀小人之事?其实,这种声明,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写照。
禅宗史上有师徒传授而得印可之说,得到禅师印可后,便能开堂讲法,独立门庭。一般来说,著名禅师才有这一权力。雍正皇帝既自嘘己得正法眼藏,有鉴于当时的现状,便要亲自执掌这一禅宗传统的“印可”权。他说:当时的普天之下,万刹万僧,万僧万佛,师以盲传,弟以盲受,人人提倡禅法,个个不了自心,岂不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垂绝如线。针对当时禅僧们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佛卖衣,倚托势力等情形,雍正遂颁诏晓示丛林,对于那些自信无疑的诸刹堂头,如愿来京见他雍正的可以到京来,他自当以佛法接之,果真知见超越,他必定会褒赐“禅师”这一称号。如果有僧人为了贪求名利,心存侥幸,只要到了他面前,定会水落石出,他雍正会不留情面,而把来者投入法网。
雍正作为一国之君,当然要宰制人世间;他又想作空法之王,力图主宰出世间。在雍正那里,国君与法、人世间与出世间浑然一体。不管是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还是作为表率出世的超等宗师,雍正都想有所作为。
然而,一位有卓越才华的历史人物毕竟左右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雍正可以创造一个人间太平盛世和佛教繁荣时期,但无法让这种繁荣长驻。在雍正之后的清王朝,出世间与人世间,有着类似的共同命运,国运日衰,佛教式微。
御赐龙袍、袈裟、玉佛(浙江奉化雪窦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