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白故事迎来了全面发展期。宋人对李白的诗歌非常欣赏，先后有乐史、曾巩等人整理李白的诗文集，收入了大量关于李白的文献材料。在宋人的努力下，李白的事迹得以整理清楚，此前模糊之处也进行了辨证。北宋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也有一篇“李白传”，篇幅有700字，吸收了《旧唐书· 李白传》的内容而进行了扩充，增加了李白救郭子仪的情节：“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1]5763 这段救郭子仪的情节，最初见于唐武宗会昌三年

（843 年）裴敬所撰《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文》。此后宋人乐史在整理李白文集时，于《李翰林别集序》中亦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最终被欧阳修、宋祁载入正史，成为后世李白故事的重要情节。

 

       在正史之外，李白故事也在流传改写，出现了一些变形。如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记载了世俗传说李白是在采石矶捉月溺死的，对此洪迈进行了驳斥：“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予按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 ⋯ 知俗传良不足信。”[2]34 李白捉月溺亡的故事虽不足采信，但因为仙道文化的影响，后世作家也将之作为一个重点题材进行叙写。

    

       宋代是李白故事的全面发展期，史传文化对李白故事流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体现在李白故事无论怎么发展演变，都有着“以史为纲，紧贴历史”的特点。具体说就是《新唐书· 李白传》对李白故事的发展有着根本性影响，符合史传记载的李白故事会被强化，相关作品的传播能力会增强。而于史无征的李白故事会逐渐失去传播能力，相关作品最终会亡佚。以后来的元杂剧而论，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能够保存下来，而无名氏《采石矶李白捉月》却会亡佚，恐怕并非偶然。这里面有着深层次的价值导向，是人们受史传文化影响，对“信史”的热衷，对“伪史”的反感。这种史传文化影响的另一面在于，明清时期李白

         诗文集流传比较广，但有意思的是，戏曲作家都很少直接去从李白诗文集中寻找素材。如果仔细阅读清人王琦《李太白全集》，其中有对李白诗歌的注释，有对李白作品的编年，有对李白事迹的钩沉。我们可以从中还原出诸如李白炼丹、李白游名山大川、李白与人清谈、李白好剑、李白喜好养鸟等种种写作素材。其中有些并非冷门题材，如炼丹题材，该题材在文言小说中有大量相关故事，因此李白炼丹完全有可能发展为独立题材。然而事实上包括炼丹在内的这些素材很少被戏曲家采纳，戏曲家基本上把重要的关目都设定在《新

唐书· 李白传》所提到的诸如带醉为玄宗作诗、令高力士脱靴、救郭子仪、流放夜郎等。这显示了古代作家不愿脱离正史来塑造李白形象。仅以《新唐书· 李白传》所提到的救郭子仪情节而论，在整个《李太白全集》中没有任何作品谈及李白与郭子仪交往，据今人考证此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詹锳认为：“太白救汾阳之说，纯属伪托。”[3]17而后世作者对此大书特书，是受史传文化影响的结果，说明《新唐书· 李白传》在后世戏曲家眼中的权威性。